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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蒙古王爷想要在民国时期复辟帝国当皇帝，他该怎么做？答案很简单，求助日本人。 这个王爷叫德王，为了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决定效仿溥仪，去跟日本合作，卖国求荣。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美梦，将毁于一人之手。  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击碎德王美梦的？本期，螭吻为大家讲述绥远抗战背后的故事。 1933年，日军先后占领了我国的热河省和冀东地区，随后他们把内蒙古定为是下一个侵占的目标。 内蒙古地理位置优越：它外接俄、蒙，地近京畿，是我国的北大门和北平的“护城河”。 若是拿下此地，则日本实现占领全中国的大计便指日可待，因而日军对此势在必得，甚至还畅想着要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蒙古国”，从而扩大“以华治华”政策的影响。  然而“蒙古国”一旦建立，就势必要扶植一位明面上的统治者上台。 起初这个人选让日方极为苦恼，然而没过多久，德王就进入到了他们的视野：他血统纯正，是正儿八经的内蒙亲王，相较其他人，他的“登临帝位”则更显得名正言顺。  再加上德王一直都有称王称霸的野心，因而在面对日方“邀请”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积极配合日方后续的一切行动。 对此日方大喜过望，他们利用德王在内蒙地区的影响力和亲王的身份做噱头，吸引了万余名拥趸，并唆使他们制造了多起“内蒙古自治运动”，为后续的侵略之路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随后，日军决定发起军事行动。他们侵占内蒙古的第一步，就是要占领绥远。 绥远在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接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等地。只要日军拿下绥远，便能对我国的华北和西北形成包围之势，从而获得入侵中原的理想通道。 为了拿下绥远，日方决定诱降绥远省主席兼国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很快，日方代表便登门拜访傅作义，对其威逼利诱。  然而他们软磨硬泡许久，傅作义依旧不为所动。不仅如此，暴脾气的傅作义还当面痛斥他们的卑鄙行径和狼子野心，掷地有声的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的主张。 对此，恼羞成怒的日方决定立刻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在日军的操纵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成立。这个政府所需用的一切军费、武器通通由日军供给。 不但如此，日军还在其各机关、各部队中配备了由日本人充当的顾问、指导官、教官等。他们所统领的伪蒙古军共编成了2个军，总人数在1万以上。  其中第1军军长是李守信。他是土匪出身，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团任职，九一八事变后投靠了日本人；第2军军长则由德王兼任。  后来，日军又把同样是土匪出身的王英招降成功，把他手下的匪类连同各种杂牌部队拼凑在一起，美其名曰是“大汉义军”。 这支军队以王英为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人数达6000人以上，成为日军侵略绥远地区的先遣队。  得知日军进犯的消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立刻任命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主要统领参战主力第35军。同时他将凡属晋省的部队尽数调入绥远，命其原地待命。 至此，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 伪蒙古军没有想到，在绥远战役的刚一开始，他们就遭受了我军凶猛的反击。  1936年11月12日，日军任命土匪头子王英为侵绥总指挥，率领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和2个炮兵连，约1500人，向红格尔图进犯。 红格尔图是绥远和察哈尔交界的要冲，是绥北的门户，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因而伪军对此势在必得。 11月15日清晨，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约千余人，在战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发起了冲锋。  此时突然天降大雪，敌我双方就在严寒天气下展开了激烈的搏杀。在一片狂轰滥炸中，我军将士依托阵地上的简陋工事，沉着应战，打退了伪军一次次的凶猛进攻。 见伪蒙古军前进受阻，日军连忙加派4架战机，以低空投弹的方式，试图彻底摧毁我军的防御工事。 他们甚至还出动了6门山炮，向守军人数最多的东、北两面阵地猛轰。在如此密集的轰炸下，我军伤亡惨重；本就不坚固的防御工事，更是摇摇欲坠，防护效果几近于零。 然而即便处境艰难，我军上下也咬牙硬撑，集中火力向敌军重点掩护的步兵团猛攻，迫使其不得不停下脚步。 后来我军将士用步枪打下了一日机。此事使我军杀敌之志愈加坚定，因而一鼓作气击溃了伪军。 一直密切关注战场局势的总指挥傅作义，从副官那里听闻我军取胜不易，决定亲临现场指挥。 他在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局势后，决定采用夜间奇袭的方式，重创伪军。于是他电令骑兵第一师师长率骑兵四个团、步兵第218旅旅长率步兵两个团和炮兵一个营，于17日晚向红格尔图附近的伪军发起突袭。 这些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集结。随后他们稍作调整，趁着夜色的遮掩，向驻扎在红格尔图附近的伪军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 伪军此前从未想过我军会夜袭，因而防守松懈、戒备不严。我军骑兵第一师率先突破伪军阵地，从而使后续部队趁机而入，形成反包围之势，致使伪军方寸大乱、军心溃散，不得不转身窜逃。 眼见伪军兵败如山倒，我军顿时信心倍增，于是乘胜追击，把伪军残部全部驱逐出红格尔图一带。经此一战，伪军共被消灭1000余人，还被我军收缴了大批先进的军事武器。 此战的告捷使我军士气大增，抗日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见此傅作义决定趁热打铁，率部收复前不久被伪军占领的百灵庙。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东通化德、北接外蒙。它是绥远北部宗教、经济与交通的中心，同时也是伪军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我军决定端了其老巢。 伪军也深知此地的重要性，于是调兵遣将，将百灵庙内的守军数量增至3000人，同时又增调一个师团来守卫此地。 伪军沿着百灵庙山顶、山腰、山脚等位置构筑了极强的防御工事。除此之外，他们还想出了围魏救赵的法子，即调遣一支5000人的部队，择机进犯我军阵地，从而转移我军视线。 然而他们的拙劣计策，很快就被傅作义看穿。他决定抢在敌军进犯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收复百灵庙。 随后，他命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在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 1936年11月23日晚，我军摸黑向敌军阵地前行。伪军事先毫无察觉，直到我军冲至阵前才反应过来，然而为时已晚——他们早已错失了先机。 于是他们节节败退，直到退至庙内。见此我军势如破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伪军的阵地，并展开分割包围。 至此，百灵庙被我军顺利收复，同时获得毙敌30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的辉煌战果。 见我军士气高涨，傅作义决定乘胜追击，将相隔不远的伪军另一阵地：锡拉木楞庙一并收复。我军即将迎来最后一战。 这是国军的最后一战，他们所面临的是4000名来势汹汹的侵绥伪军。 1936年11月25日，接连在红格尔图、百灵庙战役中惨败的伪军，不得不重新选择后方基地。为了方便日后的反扑，他们决定将仅与百灵庙相隔35公里的锡拉木楞庙作为军事基地。 伪军总司令王英为挽回颓势，决定发起对百灵庙阵地的反攻，于是增兵3000余人至锡拉木楞庙，妄图依仗兵力优势打败我军。 然而王英的所作所为，尽在我军总指挥傅作义的意料之中——傅作义早就料到他会反扑百灵庙，于是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 即只留我军421团驻守在百灵庙内，制造出一副防守空虚、兵力薄弱的假象，从而诱使伪军放松警惕、大胆深入；其余的所有部队则全部埋伏在庙外，一旦时机成熟，便与前方的421团形成夹击之势，使伪军插翅也难逃。 至此，我军全部准备就绪，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即将登场。 1936年12月2日晚，王英命1000余名伪军反穿羊皮袄，逼近百灵庙。 他们果然如傅作义所料，见我军防守“空虚”，以为我军主力已退，于是大喜过望，刚想回去通风报信，就被我军侦察队发现，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我军严格遵照傅作义的战术安排，只派出了421团参与作战，其他埋伏起来的部队则继续按兵不动，从而制造出一副更为逼真的“兵力薄弱”的假象。 如此激战了三个小时，这股伪军几乎全军覆没，就连雷中田本人也在此战中被我军将士击毙。 我军还刻意没有追击那些零星逃亡的伪军残部，目的就是放任他们回去通风报信，好实行诱敌深入的计策。 王英果然中计，他从雷中田残部那里听闻驻扎在百灵庙的我军“兵力薄弱”，面对1000人的部队都打得如此“艰难”，于是决定率部反击、一雪前耻。 1936年12月3日，王英集中4000余人向百灵庙发起反攻。眼见敌军中计，我军421团依照事先商定好的战术，作出一副无力应敌的假象，向庙外“狼狈撤离”。 伪军被唾手可得的“胜利”冲昏了头，于是不疑有他、奋力追击我军。眼见时机成熟，事先埋伏起来的数支部队纷纷一跃而上，迅速包抄至敌军后方，开始实施“瓮中捉鳖”的战术。 与此同时，421团也一改此前的“溃逃”姿态，返身英勇抗敌。就这样，在我军421团和其他部队的前后夹击下，猝不及防的伪军伤亡惨重，于是不得不狼狈逃窜、丢盔弃甲。 经此一战，我军击毙伪军4000余人、俘敌200余人，傅作义的诱敌战术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而伪军在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所剩无几的残部便退回到了锡拉木楞庙。在此期间，伪军内部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关系逐渐恶化。 多名伪军将领在几次惨败下，深感前途无望，又不想一直背负“卖国贼”的骂名，于是纷纷生出反正之心。 他们悄悄找到傅作义，表达了自己的反正心愿，甚至为表诚意，还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及随站的27名日本军官尽数枪决。 后来伪军降将还与我军里应外合，帮助我军不费吹灰之力的便收复了锡拉木楞庙。至此，王英所率领的伪部“大汉义军”彻底丧失了反动力量，绥远抗战以我军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 至于伪军的另一军长德王，他眼见伪军各部军心动摇、分崩离析，终于意识到自己渴望黄袍加身、成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美梦彻底梦碎于傅作义之手，于是在心灰意冷下，远走他乡。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和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侵吞我国绥远的阴谋。此次战役是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唯一一次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的全胜。 同时，它的成功也激发了我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更成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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