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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出于拱卫皇权的考虑，在汴京周围设置了数量庞大的禁军。为了防止武人叛乱，宋廷在军事战略上采取“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加之实施“重文抑武”的政策，北宋官员的数量远甚于前代。上述政策的推行，使北宋形成了“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以致朝廷日趋羸弱。北宋中期，王安石意图改变朝廷积贫积弱的困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其中的“方田均税法”“青苗法”等均是涉及财税改革的内容。然而，在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和不断阻挠下，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两宋之际，朝廷不仅常年与北方少数民族展开军事对峙和战争攻伐，还要给辽、西夏、金、蒙古等政权缴纳岁币。如此高额的军备开支与沉重的贡赋负担，宋廷是如何应付的呢？据历史学家考证，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最为兴盛的朝代之一，其都城汴京和临安的繁荣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正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据推算，两宋时期的经济总量约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财税收入也颇为丰盈。那么，宋代是如何征得如此庞大的税收呢？
以田赋为主的正税征收 历代王朝均以田赋收入作为国家财税的基石。宋代一改前代对农田进行严格管控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发展多元化的农产品种植。由于宋代垦荒面积的扩增与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与日俱增。宋承唐制，其田赋征收主要以两税法为主，此外还有附加税。起初，两税是正税，占农民缴纳税赋总额的比重较高。此后，随着地方官吏与豪强的强征，附加的杂税往往超过正税数倍。在附加税种中，尤以“加耗”为甚。正税之外的附加税大多并未充盈朝廷府库，而是被地方胥吏中饱私囊，难怪百姓抱怨“既是无名暴赋，却立为常规”。为了逃避税赋，贫民只得将自己的立锥田产以“诡名寄产”的形式，投献于享有免税特权的豪强名下，自己冒充佃户，以避赋役。 为了应付战事或灾年赈济所需，朝廷在征收正税时采取“折变”之法。也就是说，因临时性需要而改征他物，以避免所征非所需。其实，不论折算何物，只要比价合理，亦未尝不可。但是，朝廷却不惜民力，往往借折变之名反复征收，以此扩大税赋来源，博取其利。苛价折变和重复折变逐渐成为朝廷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凸显了其日益恶化的赤字危机。除此之外，宋廷还施行“支移”之法，即强迫纳税者自备运输工具和盘缠，将税粮送到指定的地点才算完纳，百姓不得不远赴四五百里之外缴纳税款。倘若不愿支移者，可缴纳一定的费用，即为“脚费”，脚费是按税粮的数量和支移的距离而定。令百姓愤懑的是，有些地区本可就近支移，无需缴纳脚费，但地方官吏却照旧强征，视为正税，可谓荒诞至极。 当然，为了保障财政收入的稳定，朝廷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尤其是灾荒之年的救荒与赈济，凡遇“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待之”。较之前代而言，宋廷救荒赈恤颇为精业，通过救荒之策，民力得以纾缓，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从而保证了田赋的持续稳定。
经济繁荣下的禁榷制度 单靠田赋税收无法支撑国家捉襟见肘的财政所需，为此，朝廷通过多项政策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宋代手工业，无论是经营规模、生产分工、生产技术，还是产品的品种、产量、质量，都远甚于隋唐，不仅经营规模有所扩大、生产技术稳步提升，而且生产流程更为专业，从宋瓷窑场出土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瓷器就可见一斑。 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推动宋代商业发展日臻繁荣。囿于北方少数民族常年盘踞西北一带，原有的陆上丝绸之路已被阻隔，为加强与海外之间的贸易，转向由海路前往东南亚及印度等地，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荣兴盛。工商业的繁荣，为扩增征收工商税奠定了基石。为了促进商业的繁荣，宋代打破了市坊界限，首开夜市，同时明令各地不得设置关卡，阻碍商贸活动，今人从《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商贸景象中也可窥见一二。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朝廷开始对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专卖制度，由此产生了禁榷法。所谓禁榷，指的是政府对盐、酒、茶、铁等日常物资的专卖制度。禁榷是除田赋外，宋廷获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以榷盐、榷茶、榷酒等最为重要。按照规定，榷盐、榷茶是在朝廷组织生产和收购的前提下，由官府进行官运、官销或有限制地批发给商人零售，其运销范围以“盐引”“茶引”为凭。“盐引”“茶引”分为“长引”和“短引”，“长引”可跨省销售，“短引”只能在本路内销售。 本文节选自《百科知识》2022.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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