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1886-1941)这样讲到。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在其110年历史上,无论早期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教科书出版,还是1958年以来的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以及新时代作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镇的作为,中华书局对国家社会进步贡献甚巨。110年华诞之际,中华书局的作者、员工以“我与中华”为题讲述他们与中华的缘分故事。以下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向东教授的文章。 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华诞,朱立峰主任相告,希望我写点文字。 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是从书开始。大学期间,最早读的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后来买了很多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如点校本“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最值得说的是1980年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那是1985年读硕期间,我和妻子准备去拍结婚照,在南京新街口一家书店里,发现有一套1983年第3次印刷的《十三经注疏》,定价是34元,当时相当于拍结婚照的价钱,买下了这套书,结婚照就没有拍成,以致妻子多年后还唠叨此事。对我来说,这部书比结婚照意义重大,它陪伴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帮我完成了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重新点校。 方向东教授 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中华书局,高手如林,学者型的编辑很多,如王文锦先生,就是钱玄先生经常赞誉的,他点校的《周礼正义》以及参与点校的《通典》,都是传世之作。当时,他与杭大的沈文倬先生、南师的钱玄先生,被誉为中国礼学的“三驾马车”。《周礼正义》和《通典》都是我经常使用的书,《周礼正义》帮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孙诒让训诂研究》,《通典》帮我完成了《五礼通考》的点校。可惜我无缘拜见王先生,因为中华书局我仅去过很少几次。记得第一次是读硕期间,当时我做贾谊《新书》集解,去书局询问能否列入《新编诸子集成》,当时书局告诉我,他们已经约稿(就是后来出版的阎振益、钟夏合撰的《新书校注》),我的书只好在河海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二次是因出版《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去的,书稿由张力伟先生经手,洪涛、赵伏编辑,记得张力伟先生还约了几位编辑请我酒聚了一下。第三次是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发行会。第四次是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还有一次与王锷一道为《五礼通考》的事去中华,记得徐俊先生专门为我点了酒的,有俞国林、徐真真几位在。沈文倬先生我见过几次,还到他家去拜访过,当得知我是钱玄先生的弟子在做礼学时,他显得非常高兴。他当时在为中华书局点校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好像到现在还未出。 2013年,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上合影,左四~左六依次为徐俊、赵生群、方向东 我很感恩中华书局,因为我的书大都在中华书局出版。如果《十三经注疏》算十三部的话,加上《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孙诒让训诂研究》和《新书全注全译》《五礼通考》,我在中华一共出了十七部,如果加上我参与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则是十八部。其中很多编辑虽未谋面,但编辑的水平和认真辛劳的工作令我难忘。《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和《孙诒让训诂研究》,我都没有看过一遍校样,几乎没有编校错误——我经常向别人夸赞此事。参与《五礼通考》编校的徐真真、石玉、王娟三位在多年中为《五礼通考》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该书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也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肯定。参与《十三经注疏》编校工作的编辑有石玉、邹旭、聂丽娟、徐真真、王娟、许庆江、张芃、朱立峰八位,他们为保证按时出版同样付出了很多,发现了不少我忽略或遗漏的问题,使书稿的质量得到提高。当然,毕竟每位编辑水平和经验存在差异,对繁简字的处理也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各经的处理不能完全一致,只能是大体统一,也是美中不足,希望读者发现问题不吝指教,以待将来订正。 本文作者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部分图书 这些编辑中,我仅认识徐真真和石玉。与徐真真认识是在杭州中国美院,《五礼通考》当时是与张继海先生洽谈的,后来经徐俊先生同意由徐真真接手的,《十三经注疏》也是与她签订的合同。仅《五礼通考》,徐真真前期发来的邮件就有五十多封,后来处理校样问题,通过微信交流更是不计其数,每日问题不断,处理都来不及。石玉来过南京,有过一次酒聚。《十三经注疏》经石玉编辑的书稿,前后有三次校样,《仪礼》甚至有四次。对于反映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编辑工作情况,石玉的一封邮件颇具代表性,特附如下: 石玉 敬呈 2018年11月21日 值得说的还有书局对我们意见的采纳。记得2007年元月,顾青先生来南师与我们座谈,在顾总的支持下,我们古文献专业出版了专业丛刊,有王锷的《礼记成书考》、刘立志的《汉代诗经学史论》、杨新勋的《宋代疑经研究》,还有我的《孙诒让训诂研究》。这些都扩大了我们专业在学界的影响,以致台湾“中研院”林庆彰先生有“大陆经学在南师”的说法。记得我与顾青先生提议,中华书局要开辟经学专线,多出经学方面的书,后来我也与徐俊先生提议,他们听取了我的意见,以致支持我重新点校《十三经注疏》并投入人力物力出版。当时《十三经注疏》初稿用点石斋本做底本,书局在我的提议下在网上买了一套点石斋本《十三经注疏》,经过他们编辑的校对和调查,发现点石斋本也增加了不少刊刻错误,点石斋本在阮刻版本系列中,影响没有道光本大,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用道光本做底本。 方向东点校《十三经注疏》 记得徐复和钱玄二位先生的书,多在上海古籍和原江苏古籍两家,我曾问过徐俊先生为什么不在中华出,他说中华出书太慢,我想老先生可能因为年迈,怕见不到书的出版。中华书局是老牌,是大牌,书稿很多,以前出版条件没有今天优越,出书速度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五礼通考》从交稿到出版,经历了十二年,主要还是因为书稿内容复杂;《十三经注疏》虽然中途改换底本,还是按时出版。如今中华出版的书,相比于其他出版社的书,价格也没有那么高,而装帧、版式设计都能使读者产生愉悦。出书的能否为读书的考虑,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是读者在心里衡量出版社的一杆秤。喜欢中华出的书,是我的心里话。 作者和出版社作为矛盾的双方,难免存在利益的纠葛和观点的分歧,当学术评价体系与古籍整理成果冲突、劳动价值与付出不成正比的时候,我也曾心生怨意,和徐俊交流过心声,徐总也向我表过苦衷,最终达到相互理解。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是紧密连成一体的,追求高质量是作者与出版社共同的目标,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