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北京曹雪芹学会联合主办了黄一农先生关于《废艺斋集稿》的专题讲座；4月19日，北京曹雪芹学会又应白先勇先生的提议，召开了“《红楼梦》程本、脂本及艺术研究”座谈会。两次会议都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为何《瓶湖懋斋记盛》在乾隆23年鉴定的明代商祚创作的《秋葵彩蝶图》，却在乾隆10年就编辑到《石渠宝笈》的画册中？岂不荒唐矛盾吗？有鉴于此，现重发我会会长胡德平先生于2005年3月写就的一篇文章《戏剧性的一幕》，回应以上问题。 2005年春节期间，《〈瓶湖懋斋记盛〉再谈》完稿。我和几位朋友着实高兴了几天，不想一个尖锐的问题渐渐显现脑海。 曹雪芹鉴定商祚《秋葵彩蝶图》是乾隆23年（1758年），但此图在乾隆10年（1745年）就已编入《石渠宝笈》“卷之七辰一”部分。这一问题确实可以全盘否定前文的研究成果。这是致命一击，击中命门。 一、《秋葵图》的收藏记录 台北出版的《故宫书画图録六》记载明商祚《秋葵图》轴为： 本幅绢本 纵一二八五公分 横七八二公分 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著録 著色画。款云。商祚写。上钤一印。锦衣商氏。 御题行书（乾隆癸未御题。诗文不録） 御笔题籤 籤上有乾隆宸翰一玺。 鉴藏宝玺 五玺全。重华宫鉴藏宝。乐善堂图书记。 石渠继鉴。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 
台北故宫藏《秋葵图》 《石渠宝笈》卷之七记录为： 一轴。上等。辰一。储重华宫。素绢本。著色画。款云。商祚写。上钤一印，漫漶不可识。轴高四尺二分，广二尺四寸五分。御笔题籤。籤上有乾隆宸翰一玺。 《石渠宝笈》和《秘珠殿林》是清内务府专门记录收藏的书画著录书。两书的编辑长达74年，全书总计255册，是我国古代书画著录书的顶级巨作。我国文物界都承认，《石渠宝笈》或称《石渠宝笈初编》编纂始于乾隆9年（1744年）2月，成于乾隆10年（1745年）10月。《石渠宝笈续编》始于乾隆56年（1791年）1月，成于乾隆58年（1793年）5月。《石渠宝笈三编》始于乾隆58年2月，成于嘉庆21年（1816年）6月，本文着重想谈论一个问题：乾隆10年10月以后收藏的部分名画是如何处理的？ 二、《石渠宝笈》的续入工作 
乾隆8年（1743年）12月16日在编纂工作开始的上谕中，就明确表示，收入的藏品应： “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仍仿照书画谱例，辑成一书，俾使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嗣后复又旧藏内府者，按号续编，亦承平胜事也。” 乾隆13年（1748年）7月25日下旨： “重华宫续入《石渠宝笈》、国朝人、列朝人上等字画手卷一百五十卷。传旨：'着照前七色袱子样配做袱子，刻玉别字（注：原文如此，疑为“子”字）交南达成做。钦此。’”（《清代皇宫礼俗》第27页） 乾隆20年（1755年）4月初3下旨： “重华宫《续石渠宝笈》上等手卷三十卷，传旨：'着俱各做袱子，刻玉别子，照七色袱子样交南达成做送来，钦此。’”（同上）（注：因无《续石渠宝笈》一书，似应改为“续《石渠宝笈》”的标点记识为妥。） 由上可知，《石渠宝笈》著录编成之后，内务府陆续收集的书画仍然不断续入《石渠宝笈》的书画著录之中。查到的乾隆谕旨是两处，但续入《石渠宝笈》的工作绝不止于这两次。因为乾隆谕旨中就说道“着照前”的样式做“袱子”，“刻玉别子”。可见是多次或经常性进行的。那么雪芹、董邦达等人在乾隆23年鉴定过的《秋葵彩蝶图》入续《石渠宝笈》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第一张续入《石渠宝笈》的名画 据我所知，最早续入《石渠宝笈》著录的两张为乾隆11年丙寅（1746年）。一为宋李迪《牧羝图》卷，时为丙寅春正月，但只有七位大臣奉旨敬题诗文中记有年月，乾隆御诗不著年月。一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字子久）的《山居图》。乾隆最早在此画上的题语是在丙寅春月，可以说这两幅画续入《石渠宝笈》的时间难分先后。 乾隆10年乙丑（1745年），《石渠宝笈》编成以后，这年冬天乾隆得到黄公望《山居图》一幅。次年（1746年）丙寅，乾隆先后多次在画中题诗，识书，查到的确切日期就有“丙寅春月题语”。“长至后一日再识”，“乾隆丙寅谷雨日御题”，“乾隆丙寅清和月御笔”，“丙寅皋月御识”，“丙寅小寒重华宫御识”，“丙寅长至后一日”，“丙寅长至月鉴定，无上神品”。“丙寅清和月”的落款日期和样式和正白旗墙壁诗一处落款完全相同。 乾隆终其一生，在《山居图》中着墨诗文共56处，并认定《山居图》就是黄公望绘制的、广为传颂的《富春山居图》（《故宫书画图録十七》）。 
富春山居图 在《山居图》中盖满了鉴藏宝玺，五玺齐完自不待言，除此还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御赏”、“画禅室”、“内府图书”等等。《牧羝图》和《山居图》这两幅画中均有一枚印玺应引起我们格外注意，这就是“石渠继鉴”之玺。两画相较，虽然入选《石渠宝笈》时间难分先后，但关于“石渠继鉴”印玺的解释，还是在乾隆对《山居图》的御题文字中得到清晰的说明。 四、“石渠继鉴”的作用 乾隆于乙丑年得黄公望《山居图》，未想到第二年丙寅（1746年）冬他又得到黄公望一张《富春山居图》，此图更吻合历史相沿的名人记录。这下先入为主、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乾隆要在群臣中丢人了。但《石渠宝笈》的编纂者在鉴定中都为尊者讳，一口咬定前者是真，后者是假，极力挽回了乾隆的颜面。 对乙丑年得到的《山居图》和丙寅年得到的《富春山居图》，乾隆是怎么处理的呢？在他认定了前者是真品，后者是赝品的前提下，他也为赝品的艺术而叹绝，不忍丢舍。他认为：“虽然摹董而即董，肖黄而即黄。盖非今日俗人所能为，且其别种，亦有实出旧人手笔，而古香清韻，堪以继武石渠宝笈者。”（《故宫书画图録十七》）特决定将赝品“俟续入石渠宝笈，因为辩说……俾知予市骏怀雅，不同於侈收藏之富者，适成为叶公之好耳。”矛盾的是只有《山居图》盖有“石渠继鉴”的印章。而《富春山居图》却没有“继武”入选。以后嘉庆又作翻案文章，才把《富春山居图》收入《石渠宝笈三编》。 何为“继武”，辞海释云：“行走时足迹相连。……后以比喻继续前人的事业。”即此，我们可以明白，“石渠继鉴”印章是一种标识，是一种带鉴定性质的信物，有皇家认可的权威意义。其作用就是肖规曹随，按照原来的作法，继续过去的脚步，在《石渠宝笈》书中续入经过鉴定的历史名画。据我所知，这类画都是宋、元、明时的字画。清人画不在此列。而商祚的《秋葵图》，或称《秋葵彩蝶图》就是这一类型的书画，因此就必然要加钤“石渠继鉴”印信。此画经过雪芹鉴定后入皇宫，与《石渠宝笈》不断续入质量优等的书画事实并不矛盾，只是在《石渠宝笈》开始了《石渠宝笈续编》工作之后，这一经“石渠继鉴”的审定工作才告停止。 还要多说一句，《石渠宝笈续编》开始于乾隆56年正月，但这一年还有一幅宋人《寒林楼观》画卷也编在《石渠宝笈初编》之内，并盖有“石渠继鉴”一玺。画中，乾隆有御题诗文一首，注明年月为“辛亥新正上濣”，即为乾隆56年正月，并且还是乾隆56年1月的上旬（上濣），那么此画既可编进《石渠宝笈初编》，亦可列入《石渠宝笈续编》，《初编》之尾和《续编》之首，在时间上或相叠，或相接，我认为不必计较过严，在我看来，此画很可能还是有“石渠继鉴”印章并编入《石渠宝笈初编》的最后一幅作品。 五、何谓《石渠宝笈初编》 乾隆9年（1744年）旨令作《石渠宝笈》，乾隆56年（1791年）又开始编纂《石渠宝笈续编》，乾隆58年（1793年）开始编纂《石渠宝笈三编》。三阶段的著录合称《石渠宝笈全编》，并用工整小楷缮抄在朱丝栏页册中。共缮抄两部，藏于深宫，才算最终定稿。那么最初的《石渠宝笈》就更名为《石渠宝笈初编》了。由此便形成了这种制式。《石渠宝笈三编》的书画必要加钤“宝笈三编”之章。《石渠宝笈续编》的书画要加钤“宝笈重编”、“石渠定鉴”两章。《石渠宝笈初编》的书画，在乾隆10年以后“继武”、“续入”的书画上必要多盖一“石渠继鉴”之章。其典章规范十分严格清晰，真正做到了乾隆期望的那种“分别部居，无相夺伦”，“按号续编”，天下一统的要求。 六、两张稍有例外的书画 我查到的钤有“石渠继鉴”的清宫书画共88幅，86幅都在乾隆10年10月编成《石渠宝笈》以后“继武”续入的。但有两幅例外。一幅是，元陆广的《仙山楼观》轴。此画系乾隆4年己未（1739年）收入皇宫内府，本不应加钤“石渠继鉴”，为何加钤呢？因为乾隆25年庚辰（1760年）又经乾隆过目鉴赏题识过，所以才有加钤“继鉴”之结果。一幅为，明崔子忠的《苏轼留带图》轴，此画系乾隆5年庚申（1740年）收入皇宫内府，也不应加钤“石渠继鉴”，为何加钤呢？因为乾隆于27年（1762年）、30年（1765年）、45年（1780年）、49年（1784年）四次鉴赏题识，所以又有加钤“继鉴”这一结果的再现。正如嘉庆年间阮元所说：“至于乾隆十年以前，先入'石渠宝笈’之件，则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而间有'石渠继鉴’者，乃以入前书，而复加题正也”。 （《〈石渠随笔〉卷八》）原因何在？当时大量书画编入“石渠宝笈”书中，难免没有虽经乾隆初次鉴赏，但却遗漏在外而未入编的书画。以后又被乾隆重新见到，再次题识，便新加盖“石渠继鉴”印玺后“继武”续入“石渠宝笈”。这种现象只属个别现象，所以阮元才说间有“石渠继鉴”印章的使用。这有“复加题正”为据不能认为仅是推论。 
元 陆广《仙山楼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崔子忠《苏轼留带图轴》 如果加钤“石渠继鉴”的乾隆收藏品出现在乾隆10年10月完书以前，并且没有乾隆10年10月以后的再次或多次的鉴审，那么本文的观点立论就会完全动摇。 七、两幅未见到著名年款的图画 在加盖“石渠继鉴”印玺的名画中，还有两幅画在台北《故宫书画图録》中未见到有注明年款。一为宋人郭忠恕的《临王维辋川图》。图中只有于敏中奉勑敬书的文字，未著年月。一为明人沈周的《写生》。图中尽管有乾隆御题“笔参造化”四字及诗文二十四首，也未写明日期。因未窥全图，不能做管见蠡测之断，只能假以时日再做研讨。 八、结束语 这篇论文，弥补了《〈瓶湖懋斋记盛〉再谈》一文的薄弱环节，并大大开拓了人们对曹雪芹生平的认识。一场戏剧性的研究使我获益不少，也使我认识到作为非专业人士研究问题的内在功力之不足。在此谨向史树青、孙机、严宽、冯平、孟祥林等同志对我的帮助，致以深深的感谢。本文所引资料，主要来自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二十二卷本的《故宫书画图録》。由于两岸的文化交流现仍有不少障碍，所以对此问题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大的余地，深盼两岸学术界能打破这一阻隔，共同探讨祖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光复旧物，为民族振兴而共同努力。如果拙作仍有错误，则欢迎两岸读者讨论指正。 并附已查到盖有“石渠继鉴”印玺的绘画目录，以供读者研究。 胡德平 二零零五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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