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经》讲的是“天下文明”；孔颖达疏之为“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易经》又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指出文明、文化的本意是以人文教化天下，使之文采光明。 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虽几经波折，但从未放弃。 我想现代化可以如此定义：既有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又立足于本土文明和文化传统；既憧憬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也正视它带来的各种新问题。 一 一般地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伴随工业化次第展开的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各领域的全方位大变革、大变化。 新技术、新产业、新制度一旦生成，其影响就会向全世界传播。从局部地区的现代化到“全球化”，再到全球现代化，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大趋势。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实现现代化，也是世界各民族、各区域文明的共同追求、共同目标。这是现代化的共性、普遍性。 《易经》讲的是“天下文明”；孔颖达疏之为“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易经》又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指出文明、文化的本意是以人文教化天下，使之文采光明。华夏“文明”的主流是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远人。此即所谓“经天纬地、照临四方”。这也是汤因比在论述世界诸文明时所表达的愿景：“文明永远要把四面八方新鲜的人口力量纳入其视野。”华夏文明也曾多次大规模吸收异族异邦异教文化，达至三教九流涵化，多元一体偕行。农耕经济支配下的中国，早在宋朝、最晚在明代就已经孕育出繁荣的商品经济，有其先行于西方的科技发明与应用，繁荣一时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平民化、世俗化而非宗教神权控制的文化教育，以考试考核成绩、个人成就和品行为标准的官员选拔任免制度，与欧洲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身份限定全然不同的社会纵向流动。此类要素被罗兹曼等人概括为早期中国“现代性”的因素。当然，历史过程中的华夏文明既有包容、讲变通的一面；也有因循保守的一面。所谓“天下”也基本囿于东亚。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有以“重农”为借口对民间工商业的抑制、摧残，也有严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 西欧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始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西欧的作为现代化基本载体的“主权”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对外摆脱教权和帝国、对内削弱封建贵族这样两个平行的过程。相比秦汉时期已经大一统的中国，西方国家是新兴的“后来者”。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国家层面，是“旧邦新命”。18—19世纪之交，中国领先世界的农耕文明即将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赶上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同时其进程又自有特色：从“自强”到“维新”，从“新民”到“共和”，都是华夏自家名目，或见于典籍，或有史迹可稽。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有断裂和突破，也有接续和传承。 现代性的多样性，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如罗素之语，作为世界上“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实体”，华夏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天下”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重复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不可能将率先现代化社会的生活和文化形态当作唯一的“现代性”照搬过来。所以，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既需要说明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趋势，也需要明察这些多样性、差异性。两者结合，才能总结出具有解释功能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现代化理论。 二 作为不同文化思想背景下的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现代化研究本身具有共性和特殊性。很长时间里，一些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作为一种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论说，停留在箱根会议、“比较政治委员会”和工业主义、合理主义、发展主义、“模式变项”“发展型国家”等一类概念上。但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本身方兴未艾。各国各文明区域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进程都呼唤对它的深入研究。由于时代不同，研究主体的文化土壤不同，认识的角度、高度不同，立场观点各不相同，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不能将某一种——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以“好事情一起来”，即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同步美国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理论——定于一尊。 知识分化是知识进化的必然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智识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重要表征。但是，现时代显然步入某种意义上知识冗余的时代。这是现代西方知识生产逻辑的必然后果，尤其是分科逻辑四处传染的结果，而这一过程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后不过四百多年。作为人类辅助生存或者指导生存的进化产物，知识的力量拐点正在到来，也就是说，知识带来的麻烦和产生的好处正进入相持阶段。此一相持导致更严重的知识冗余，平白增加了诸多解决知识冗余、应对知识问题的所谓新知识，可称之为“知识银屑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