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现代化及其研究（四）

所谓“后现代社会”不是一个社会阶段，而是一个研究，一个超越现代性的前提和局限性的研究，传统现代化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家庭解体、价值观转变、政治经济结构动荡等困境，“后现代社会”理论对此地批判与反思。

“简单式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取代和变革，即农业社会的结构与生活方式被解体，为工业社会的结构与生活方式所取代；而在“反省式现代化”里，工业生活成为“新”的传统，成为解体和取代的对象，即“现代化的现代化”，现代性被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它曾把“传统”当作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因此，后现代理论关注的是当现代性反省自身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我们依旧遵循“现代性”，但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带着反思的。

有两种“反省式现代化”，吉登斯“狭义的反省”认为没有什么后现代，只是带着反思回头看看所谓“现代性”带来的危害，所要做的就是在今后的现代化如何规避错误。吉登斯认为，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拥有和运用知识和技术，现代化的核心是创造、收集和积累更多的知识，应用于现代化的发展条件、结果和问题，如“物的知识”能够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保障生存安全，“人的知识”能够帮助建立对他人的信任，人对人和社会有了信任，才能构建“自我”和“社会认同”。这种“知识”从何而来？来源于“互动”，即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如社会化不足表现为狂躁型，过度社会化表现为如契诃夫“套中人”般谨小慎微。吉登斯看到，一方面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变革对“互动—知识—信任”造成冲击，进而影响人类构建自我和社会认同。“知识”以外，“互动”也发生变化，社会关系的互动特征由发生在具体的互动环境中的“在场”转变为“缺场”，即所谓的“脱域”机制，社会关系的特征发生改变，现代社会的所谓“秩序问题”也需要重新回答。基于此，在“知识爆炸”和“缺场互动”的背景下，我们的知识技能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知识地）“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信任”越来越来自于此。正是由于专家系统的非私人特征，专家系统的信任实际上比私人情感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更为不稳定、基础脆弱且容易发生破裂，即吉登斯所说“信任建立于虚空”“风险又寓于信任”。

贝克“广义的反省”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副作用”的时代，所谓“副作用”即现代化的发展后果对于现代化本身的“冲击”，“副作用”原本被认为是可以利用知识加以控制且发生几率较低的事件，但现在防护机制（国家，科学理性）失效且遭到强烈质疑，副作用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如“核泄漏”“新冠疫情”等，此外，所谓“非知识”不再是尚未知道但将会认识的“知识”或“潜藏的知识”，实质上是“无法知道的知识”，如“转基因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