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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ndalios在此文中关注的是：世界体系理论、有关权力的社会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文明分析，对理解存在多种不同文化的世界中的“现代化”过程，做出了哪些有关的贡献。
一些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及其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著作：艾森斯塔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蒂利的《论旺代》《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强制、资本与欧洲》、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斯考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本迪克斯的《国王还是人民》、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这些作品具有一致性的核心观点：要对当代社会结构与互动模式提出恰当追问，就不能脱离历史的视角。历史的理解能够使个体对特定的具体实践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性有所反思。这种历史意识与自我反思的同步发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随时间（历史局势）与场所（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事物本身的秩序。研究的范式转变：历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到来仅仅是向现代性突破的潮流之一。他们更愿意去强调工业化(盖尔纳，贝克)、资本主义(布劳代尔，吉登斯)、革命性政治活动(斯考科波尔)、国家形成(埃利亚斯，迈克尔·曼)、社会宗教制度(艾森斯塔德)、黩武政策(J·霍尔，蒂利)以及禁欲的理性主义(阿多诺、尼尔森)对于人类处境的有关影响。对“现代化”的自由派的最大的挑战，来自一种具有几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批判，这种批判开创了世界经济体与核心社会-边缘社会研究。法国年鉴学派布劳代尔的全局史（historie globale）、长时段历史研究是文明分析与全球社会学的先驱。沃勒斯坦抛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所有（后进的）社会在经济发展上都将经历单一序列的各个线性阶段，推动这些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必将扫除其他所有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原理，宣称世界体系包含许多其他的生产方式。与此类似，他拒弃了现代主义者根深蒂固的假设，认为欠发展和边缘依附的研究主题就足以证明，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前进。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什么逻辑的作用下，众多文明中的唯一一支得以在当今时代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主张是：考察任何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性质，都必须基于该现象与给定的社会“总体”的关系加以理解和说明。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理解民族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空间关系所形成的复杂型构中彼此相互作用的。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领域之外，来解释不同群体与个人的行动、价值观念乃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就会犯19世纪实证社会学的错误，那种社会学天真地信仰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沃勒斯坦着力于揭示自由派现代化理论中体现社会学物化认识的种种实例:“大多数经常被描述为社会体系的实体，如'部落’、共同体、民族国家，实际上都不是总体性的系统”。由此看来，唯一可被合理称之为社会总体的社会体系，就是世界帝国、世界经济体和独立自给的经济体。因此，关于阶级、国家和社会的传统理论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学范式所特有的启发价值。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告诉我们，他“全盘抛弃那种采用主权国家或民族社会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作为分析单位的观点。我认为两者均不是社会系统，而我们只能在社会系统中来谈社会变迁”。英国历史社会学“学派”理论贡献之一是关注民族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强制以及此前被忽视的权力与联盟的跨社会网络等政治现象。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是由相互重叠、彼此交错的权力的多重社会空间网络构成的。权力与其社会基础结构的来源都是弥散性的。他一方面承认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同时又坚持认为国家权力由于同经济、军事以及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来源相联系，因而不仅仅是深入密集的，而且也是弥散的。迈克尔·曼反对坚持用一种过于制度化的、一元性的观念来理解社会生活——如韦伯和福柯对制度化的强调。曼指出，超验性的意识形态(包括神圣的与世俗的)是弥散性的，它们往往穿越阶级、国家、种族与性别的界限，比如说宗教伦理、个人主义崇拜、科学的客观性。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来源，而且是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来源，都具有弥散性与混杂性。吉登斯同样拒斥有关社会变迁的一元因果解释，勾勒了一套“结构化理论”——综合了解释学的解释与结构主义的分析。吉登斯借用布劳代尔长时段概念，以求把握长期发展中的四种关键性的制度丛结——工业化、资本化、民族国家的形成、监控机构的垄断化，它们是现代化的四种主导逻辑，界定了现代世界。吉登斯认为，需要通过“分析普遍隐含在人类互动相互作用中的结构特性”:意义的沟通(符号的意指)，权力的运作(支配)，以及各种规范性约制或合法化的模式以把握上述四种制度丛结。关于权力理论，吉登斯批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支配有两种来源，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马克思重点关注了配置性权力，而吉登斯重点关注了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并指出权威性资源的掌控与时间、空间、结构紧密相关。全球化理论的根源在现象上是现代化，同时在理论上又是对社会变迁的片面性描述与现代化所进行的批评性争论。罗伯逊站在文化主义者的立场上，批判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吉登斯的现代性形象——如果全球化等同于一种不断扩张的现代性，那么它完全忽略了“非西方”现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理论的构造框架以一种颇具还原论色彩的立场，将我们引向具体的实例:后现代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现代化都转变为全球化进程的诸多具体体现。全球化理论也寻求将“文明带回到”社会的图景中来，以此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理论，并且主张，宗教性的意义来源的复兴，以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全球人类处境的核心内容。约翰·罗伯逊谈欧洲政治思想史文明化进程关注的是驱力和情感的秩序、自我控制的秩序以及社会的约束秩序这三者的同时发展。这种发展超越了阶级、性别、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但并非与它们毫无关系。埃利亚斯关于文明的进程的考察避免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指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亚这样的其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行为都受到了形塑。对于埃利亚斯而言，无论是“个体文明化进程”，还是将针对身体表达或情感表达的约制内化的动力，要勾勒它们的发展路径，都必须以“社会总体”为着眼点。需要用一种长距离的视角，考察整个结构的社会生成，不仅仅是单个的国家社会，而且包括由特定的相互依赖的一组社会形成的社会领域。美国社会学家兼历史学家尼尔森透视了文明之间的关系。尼尔森从来不把“欧洲”或“亚洲”当作是有机的社会整体，也就是密闭的社会总体。在这一点上，尼尔森的工作弥补了而不是反驳了迈克尔·曼有关相互交叠与弥散的权力网络的观念。当然，对于埃利亚斯和布劳代尔对漫长的谱系历史的强)调，尼尔森也会报以赞同。他还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说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中国(或印度)与欧洲之间曾经有过的大量交换，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技术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尼尔森关于文明的历史社会学超越了韦伯的世界历史比较，着力发掘文化形态的多重层面，翻寻种种他者的、“异在的”文明踪迹。尼尔森则不仅致力于比较牛顿式的科学与中国的经验科学之间的相对差异，而且还比较了文明之间的遭遇对其各自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相对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想说明某一种文明的上升，就既要研究某个文明复合体的历史构成，也要考察它与其他部落、帝国或国家之间的遭遇或交流。尼尔森对多维度的“文明的复合体”及其发展过程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避免了一元性“社会”理论的缺陷，将“边界”转换为“边陲”，并超越了以往的研究。现代性的发展究竟是一种单一性的发展趋势还是具有多元性？全球化意味着什么？——科层制的扩展、科学-工具理性的扩张、消费主义与旅游业的膨胀……现代性发展与全球化扩张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的同质与异质的问题？后殖民时代如何破除二元对立的总体性的叙事？如何看待殖民主义语境下权力共谋问题？*本文为《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第14章《历史社会学》笔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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