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在《论短篇小说》中说，所谓短篇小说，并不是篇幅短小的意思，而是有特别的性质。郑江涛的短篇小说《智勇人生》，也自有其成功的特别之处，成功之处我的解读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情节的突转与伏笔的设置。
情节的突转
《智勇人生》通过情节的不断突转，形象地揭示了人物隐秘的深层心理，把人潜在的、不像他平常的深层人性暴露出来，使得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多元、立体、丰满。
部队工作的胡智勇，常态环境下，凭借他的聪明勇武，大概率是要在部队升职加薪的。
可父亲突如其来的一场的重病和随之而来的无处筹集的巨额手术费，把人物打出生活常规，使得胡智勇铤而走险，与昔日好友密谋实施了一起抢劫运钞车枪杀运钞员的重大恶性事件。
可能有读者会质疑：家人生病无钱医治这样的事多了，不至于抢劫杀人吧?乍一看这样做似乎是不合常理的，其实，人人都有人格面具。在正常的社会关系里，胡智勇维持着社会性的面具，保家卫国建功立业，受人敬重。一旦客观环境变化，会导致人物心理环境的更大变化，从而迫使人的深层心理浮现。在胡智勇的内心深处，隐藏有凶狠残忍的一面。人身上有各种品性的根苗，每一个人都有他独有的、确定的品性，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在父亲生命垂危的险急关头，巨额的手术费难坏了一个勇猛刚烈的孝子汉，这样就把人物打出了生活常规。一个人内心深处被非常态环境压抑的越是苦，爆发出来的力量越是强，这样就迫使主人公潜在的丑陋品性冲破表层的日常面具，从隐性逼到显性层次上来，因而胡智勇敢拼敢杀凶狠残忍的一面就暴露出来，那么他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也就具备了可能性，走上犯罪迷途也就不难理解了。
接下来小说情节再次突转，胡智勇抢劫杀人后，并没有因为犯罪被抓捕送进监狱，而是平安返回部队，转业后混进了法院执行局，在此期间，他的人生再次进入正常社会关系里，他再次戴上人格面具，爱岗敬业，足智多谋，执行能力突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执行标兵，他的事迹甚至多次被省报报道，在正常社会关系角色扮演上，他是优秀的。在做到局长位置后，他说“以后报先进，就不要再报我了！要倾向基层，倾向一线的同志们，工作都是同志们干的，他们很辛苦！”胡智勇内心深处始终明白自己是个罪犯，他如此能干又谦逊低调，是在用体恤关心下属的行动为自己犯下的罪恶忏悔吧?抑或是怕引人注目暴露罪行吧？
就在胡局长本人暗自得意甚至包括读者，都以为他此后仕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的时候，小说情节再次突转，胡智勇东窗事发，他没有做丝毫挣扎和反抗，默默无语签字画押入狱，最终被枪毙，一个良心未泯的杀人犯的灵魂最终得到解脱。
在作家笔下，胡智勇好像完全是两个人。一个是机敏敬业优秀低调的，一个是凶狠毒辣勇猛残暴的，二者好像水火不容，但实际上这是他人性的两个方面。
人性是个丰富多彩的立体结构，隐藏在深层的和浮在表层的，并不一定一致。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不能扁平化地简单定性说某个人是善良的，残忍的，聪明的，愚蠢的，勇猛的，懦弱的，热情的，冷漠的……这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可能兼具善良与残忍，聪明与愚蠢，勇猛与懦弱，热情与冷漠等，他给人的总体印象，就看他呈现出来的品性比例，要么是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懦弱的时候少，热情的时候多，冷漠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这另外一个人，并不是别人，仍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内心深处潜藏的那个自己冒出来罢了。这不是人格分裂，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胡智勇人性中阴狠残忍的一面是隐藏得很深的，甚至连他自己都不一定了解。人性是复杂的，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和环境紧密联系的，当客观环境发生极端变化，胡智勇的心理结构受到突如其来的冲击，这时他长期潜在的、与表层相异的深层人性就暴露出来。人的意识活动决定人的行为，那么他暴露出来的丑陋人性使他的意识越出了常人理性的规范，产生了行为上的变异，竟然违弃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做出抢劫杀人惊世骇俗的事情来，变成了和平时完全相反的一个人：成了反社会的凶徒。这种令人惊讶的变异行为，让人意外，然而又是必然的，合乎人性多元化的规律。
好的小说，常常通过情节的突转，把人物打出生活常规，逼迫其暴露隐秘的深层品性，从而挖掘出深层的人性，这样的人物形象，往往都兼具美丑的辩证统一。
人性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在胡志勇的身上美丑兼备：他为救父亲 不顾一切，孝心可嘉。但同时其草菅人命之凶狠又令人心惊胆寒。他工作时敬业爱岗体恤下属 ，犯罪时不计后果残忍凶暴 。胡智勇美的一面让人感动，丑的一面，则让人对人性，对社会多了一层认知，从而形成对人卑劣行为的唾弃，对人卑鄙灵魂的轻视和讥讽。《智勇人生》对人物命运、人物心理结构的刻画，让读者的情感荡起波澜，带给读者情感和思维的强烈冲击，这样深度刻画出来的人性和塑造出来的多元化的人物形象，真实鲜活，饱满立体，让人阅读之后，不胜唏嘘，不胜慨叹，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伏笔的设置
《智勇人生》上篇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小说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下篇代之以“生活的横断面”结构，从事件当中讲起，开端退化为后面不着痕迹的交代。作家对小说情节结构各个组成部分自由调遣，并不意味着对小说细部、特别是其中的重要细节会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相反，在结构严密的小说中，一切细节都没有偶然性的成分。不论是一个道具，还是一个人物的口头禅，抑或是一种病态的怪癖，都是在为最后到来的结果预先留下伏笔。
《智勇人生》中的抢劫杀人案，最终得以告破，归功于那个“封存了二十余年的烟蒂”，通过基因检测，大数据摸排，案件中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徐大奎首先落网。因此在上篇中，小说埋下了这样一处伏笔：“三个人不说话，都有些焦躁，大奎忍不住点了一支烟猛抽起来，烟雾顿时弥漫在整个车厢里。胡志勇“吭吭”咳嗽两声，狠狠瞪了大奎一眼，大奎赶紧猛抽两口，把烟头摁灭在驾驶台上。”就是这样一个无意间留下的烟蒂，成为了案件告破的关键。
然而这些伏笔通常都很隐蔽，表面上看来，好像是“闲笔”，可有可无，实际上，是含而不露地“隔年下种，先时伏着”，这样就把结果的必然性大大加强了。情节因果的精密性，不单表现在人物关系、情感的互相推动上，而且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不能有一个重要细节是没有原因的，也不能有一个重要细节是没有后续结果的。
所以徐大奎把烟头摁灭在驾驶台上这个细节，其实是作家独具匠心的设计，为后来案件的侦破埋下伏笔，这种“草蛇灰线”技法的运用，使情节的因果自然又合乎逻辑，从而使小说形成前伏后应、首尾贯通，结构完整统一的艺术整体。
俄国作家契诃夫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你在小说第一节中把枪挂到墙上，那么到了第三节或第四节就得把子弹放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不准备放出去，那么在第一节中，就不应当把这支枪挂到墙上。这个观点在他的小说《变色龙》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变色龙》开头第一句就交代警官穿了一件新大衣，读到后面读者会看到：这个外套被赋予很多心理暗示的功能。随着狗主人的不断变换，警官奥楚蔑洛夫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脱大衣，一会儿穿大衣，这里新大衣这个细节的精彩，随着它被运用的层次使小说反讽幽默的喜剧性不断递增。
对关键细节蕴含的潜在伏笔意味的探究，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这是指关键细节，并不是说每一个细节都值得仔细分析，有些细节只是说明性的，并不蕴含特别的用意，忽略过去也是必要的。对细节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是缺乏艺术感受力的表现。
《智勇人生》，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上，都用比较成熟的文学手段，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水准。
当然，小说还有一些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影像化的叙事手法，运用生动的人物言行来刻画人物的心理 、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写作手法等，都是值得读者悉心体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