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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永不过时且至高的做人德行和智慧，更是一种高深的处世之道  作者/安梁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国学精典，当然，既然是国学精典，我们不得不说中庸，因为，中庸在我“安梁随笔”小编心里，是一种永不过时且至高的做人德行和智慧，更是一种高深的处世之道。 就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庸是国人最为推崇的，但中国人是最懂何为中庸的，如果国人哪怕明白一点中庸的道理，中国的问题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 中庸之道是一种温和主义，有持中、稳健、理性、包容、调和的特色，适用于社会改良和社会稳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强调处事有“度”，过犹不及。就是说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不及”是没有达到“中”，其根源在于太拘谨、保守；“过”则是超过了“中”，其原因在于太放纵、激进。  两者尽管趋向相反，但都违背了客观规律，都偏离了中道而走向了极端。孔子认为中道的标准应该是仁义之道。强调符合社会人生常道，做到合情合理。与人交往要有度，符合道义的就去做，不符合道义的就不做。 强调温和处事。真正的中庸是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的，人的气质、德行、作风都不偏于任何一方，对立的双方应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这样才符合中庸之道。 强调“权”的重要性。“权”是通权达变，一切事物在按照常规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可能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反常情况。 而中庸之道必须与之相适应，所以，当在具体实践中运用“中”这一基本原则时，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  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协调状态，叫作“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君子可以与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物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 要知道，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非常痛恨封建礼教的，但是他更能够冷静而全面地思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庸的本质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大局观，君子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公为心，知道遵循人伦道德和自然法则，而小人不同，他们以私欲为中心，以利益为上，以占有为快乐，肆无忌惮，他们没有责任心和社会公德，更不懂得人伦道德和自然法则。  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规律或规则，也不是外部形式、程序、等级，而是内心是否“中庸”，如果内心不正、自心不诚，那么在生活中对中庸的坚守也不可能做到，君子最大的敌人不是修身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和困难，而在于去除内心的欲望恶念和肆无忌惮。 我们应当“三省吾身”，防止贪、欲。戒除一味求大、损人利己的贪念，这才有可能使自己远离小人，逐渐修成君子，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 “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颇有辨析的必要。 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于随大溜、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  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 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孟子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释。 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  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关于“庸”，汉代学者郑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 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因而孔子才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  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 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 黑格尔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辩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恰恰体现了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生活，为人处世就需要“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努力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样才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儒家“中庸”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我们的国学经典，内容非常丰富，每一项都是博大精深。但是，如果选择一项人生必学，我认为首选中庸之道。 可以说，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超出你的想象。任何一个人每时每刻的言行，是否合格，中庸之道，都是评判的标准。 换言之，只要学会中庸之道，你的拥有高品质的人生。而且，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你说重要不？ 在《易中天中华史》中，易中天老师的解释是：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一件事情做过头了，等于没做到，弄不好还会更糟糕。 怎样才对呢？那就是不缺位，不越位，不过头，不掉队。凡事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之道。意思就是说，无论做事还是说话，最重要的，都是分寸的把握。唱高调，就是过犹不及，也不符合中庸之道。  易中天老师的解释，可谓深入浅出，非常到位而且全面，是我见过的最简单明了的解释。中庸之道包括说和做两个方面的内容。道理是一样的，当然都同样重要。 其实，一言以蔽之，中庸之道，就是世间万事万物，不管做什么，最重要的都是把握好分寸。这句话说来了简单，但是，其实，道理非常深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运用。 古人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好多名人都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推崇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落寞的时候，推崇道家，讲究清净无为，与世无争。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选择，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分寸的把握。这，就是中庸之道。国学经典众多，个个都博大精深。但是，一般的国学经典，只能适用于适用于某一方面，好像数学中的定理。而中庸之道适用于所有方面，是唯一的公理。所以说，唯一一个可以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告诉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以及如何把握分寸和尺度的重要性，是人这一辈子必须学习的道理。 甚至可以说，中庸之道的掌握运用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中庸之道讲的是思考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分寸的把握，是规律性的道理。 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事情，最关键的都是把握好那个合适的度。度把握的不好，差火候，或者过分，都不行。所谓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 中庸之道的基础是天人合一，意思就是说，这些道理，在人身上都有具体体现，这些道理都是相同的。 比如，人体中的各种元素，钾钙钠等等，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人体都会生病。所谓我之蜜糖，你之砒霜。我缺乏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蜜糖。你不缺乏，而且太多，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毒药。  人体的健康，是这个道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所以，再好的东西，够用就行，太多了，也是有害无益。 再比如诚信，诚信是商业社会的基础，没有诚信，商业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讲诚信，比如：战场。 战场讲究的是兵不厌诈，讲究的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所以，战场是谋略计谋的舞台，不能讲诚信。你看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从来没有提前把我的兵力部署告诉敌方的。那不合理。 但是，同样的道理，商场就必须讲诚信，必须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能讲谋略计谋，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如果商场上讲谋略，同样也不行，那样的结果就是假货泛滥，尔虞我诈，最后，谁也不相信谁，买个东西都要提心吊胆，恐怕买到假货。最后，直到市场崩溃。 诚信重要吗？商业社会的基石，没有诚信，商业社会就无法运作，所以当然重要。谋略重要吗？战争胜利的保证没有谋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也当然重要。 但是，最关键的，是运用的场合。如果商业社会非得学习谋略，战场上非得讲究诚信，那就会死的很难看。 现在，很多人不分场合，总是言必称谋略，不管做什么，好像只要学会谋略就万事大吉。甚至做商业也是如此。这是天大的误会。商业需要的是诚信，而不是谋略。 所以，分寸把握好了，就是中庸之道，把握不好，就是过犹不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合适的分寸，过分了，都是不好的。 所有美好的词语，只要一过分，就都变成不好了。比如聪明，这个人不错，就是太聪明了。比如善良，这个人挺好，就是太善良了。比如大方，这个人不错，就是太大方了。  诸如此类，再好的词语，只要一太，就会变味，就不是最好的，就会过犹不及。我们的传统文化，深得中庸之道的精髓，总是可以在不经意之间，显露中庸之道的运用。 比如，传统上，我们夸人一般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然后如何如何。意思就是说，最好的，永远是那个不过分的分寸。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究竟怎样的分寸，才是最好的呢？没有具体的标准，把握分寸就是一句空话。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分寸。就比如人体中钾的含量，和钙的含量就截然不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最合适的呢？ 再比如，马老太喜欢休息，要求儿子多照顾自己才开心。李老太习惯做早餐，每天早晨必须给儿子做饭才开心。做儿女的怎样做，才符合中庸之道呢？ 我的意见是，最合适的分寸，是尊重老人自己的意愿。只要老人开心，别的，谁做饭真不重要。 不管做什么，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区别，都有各自合适的分寸。没有一定时间的磨练，是掌握不了的。意思就是说，年龄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尊敬父母，尊敬老人的一个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和父母关系紧张，而且经常自以为是，以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不如自己反应快。其实，都是不懂得中庸之道的道理造成的。 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度过人生的必备知识。掌握了中庸之道，就掌握了做人做事的总纲领。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我们只要按照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去做，大方向就不会错。 有的人不理解中庸之道的精髓，就理解为和稀泥，其实是很可笑的。世界是多元的，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没有一定的人生智慧，当然不会懂得最重要的永远是分寸，走极端永远都是错的。只是，不懂装懂，还跑出来指手画脚，说说道道，就太可笑了。  所以，国学经典中，最重要的非中庸之道莫属。总结出中庸之道的先贤太伟大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不去好好学习，好好把握，就太遗憾了！ 《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 对此朱熹总结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叶秀山认为：“以中庸为道路，从你自己（身、中）入手，要诚于己，坚持住（庸）自已的性、而这个天命的性，已经有了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在内，没有他者，你的性就会成了空洞的，中和就意味着有一个他者在。 自己是从他者得到的，所以才有中的问题。中者，当中、中间也，也才有中（去声）不中（去声）的问题。” 这些看法，无疑有相当的合法性。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它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中行”、“中节”、“中用”、“中立”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 可以说，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扩而大之，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在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拓展。 通观《中庸》全书，其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话语，表征出《中庸》思想的精神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性意义。 其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及性、命、道、教、和。从天地自然谈到了人的教化，可见中庸之道最终要落实在人之教化上。人之教是要慎独，慎独就要致中和。 中和一旦达到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自然而得位，万物欣欣而向荣。这种依循自然来发展的秩序是古代的秩序，也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 其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是不偏不倚，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行为合度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却非常专横跋扈，偏激、暴烈、极端，所做之事往往破坏性很大。 今日世界所提倡的建设性平等公平的文化对话，其中不难看到中庸宽容平衡的精神气质。 其三，“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爵禄可以拒斥，壮士可以慷慨就义，这些都是非常之难，但相对于中庸之道而言又不是最难的。 人可以一时举百斤之重，但却很难将一杯水平举半天。这表明不偏不倚和恒常持久的中庸最难，难在于日常的坚持、一生的坚持、永远的坚持。 其四，“君子常乐”。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从责问自己开始，他不推委，不把自己的缺点错误推给别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并在艰难生活中感受生命和精神生长的大快乐。 其五，君子不拒绝微小之事，所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微小恰好是人们上云端的最重要的过程，没有它人们终将留在原地。 而且，《易经》的双鱼图已然说明，微小的力量诞生在对立面最强大的时刻，在微小中庸平衡展开中，必然有阔大的未来境界。 其六，君子重视知行合一。“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还要加上“笃行之”。前面的学、问、思、辨都属于知识论，而笃行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实践。 其七，君子在相反相成中获得新的精神维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君子既从内在发扬自己的德性，又从外在发扬自己道问学的求知和探索精神；既做到了最广大的高远的追问，又做到了最精细的探索；既做到了最高明的思辨，又做到了极中庸的为人处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 其八，君子不愚忠。“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保存自己让薪火相传，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益于后世，泽被万代。 其九，君子与时俱进，绝不固守过去。因为孔子说，在夏、商、周三朝中“吾从周”，“从周”不是复古，而是按照当时代的规范和原则做。 其十，坚持获得“诚”，因为“君子至诚”就可以无敌天下，并化育天下。《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 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在总结的现象。 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 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十三年之久，而孔子在政治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 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 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就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 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 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 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 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四百年之久。 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 在我看来，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 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 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的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入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 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 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 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 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 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 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了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的歧途。在这个意义上，在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 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赢胜零和，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 《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其中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政治思想的缺陷。 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 我坚持认为，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 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世界的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一起商讨一起促进，由此人类和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才会最终到来。 首先，我们要理解中庸的智慧是来自于对大自然万物的观察，来自于对古人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某个拥有超高智慧的人的凭空想象和设计。所以，要践行中庸之道，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理性原则和实践智慧。 我们知道人是有理性的，在理性上，我们希望一切事情的变化都是具有某种特定规律的，就像物理世界的运动变化一样，具有高度的确定性，理性原则是对现实的抽象，抽象成为一条条结构清晰，逻辑一致的标准和原则。 在哲学家林语堂看来，这是一种“数”的思维，是一种追求精确性和确定性的思维方式；而中庸之道是一种“度”的思维，是一种保持不确定性，保持动态调整的一种实践智慧，它追求不是精确性，而是合理性。理性原则和实践智慧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以人的理性原则为参考的，而后者是以实践结果为参考的，根据反馈来不断调整，这是一种动态的系统思维。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游泳，在任何一本教如何游泳的书里面，都会告诉你各种规范的标准动作，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手臂应该如何摆动，呼吸应该如何调整，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一套标准的，但是光知道这些标准，显然不能帮助你学会游泳。要学会游泳，你需要做的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没有一套客观的绝对标准，你不能看一本书就可以学会游泳。 你可能说，这不就成了没有原则和标准了吗？其实不是，只是我们对原则的不同理解。在理性的领域，我们以理性为原则，而在实践的领域，我们以最终的实际效果作为参考，同时也有一个底层原则，比如自然法则。 比如吃的太饱和吃的太少，对身体都不好，而唯有恰当的饮食才是中庸之道，才是符合正常的新陈代谢规律的，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要身体好，而不是符合某个饮食博主给出的菜单；再比如过度锻炼身体和完全不锻炼身体都是不可取的，唯有保持适度的锻炼，才符合中庸之道。而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一个人的自然规律，而符合这个自然规律，人才会生活得更好。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吃播，大吃大喝，很多人为了博取眼球，单手批木棍，一根手指做俯卧撑，铁砂掌，一阳指等等，这样的人可能最后都会烙下一身的病根，这些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因为这不符合自然规律，超出了人的自然承受能力。 其实中庸之道和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自然之道是类似的，庄子讲了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著名的“螳臂挡车”，螳螂以为自己的力气很大，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飞驰的车轮，结果可想而知。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惩罚。 但这套自然规律并不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而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或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实践互动中，这是我们践行中庸之道，要明白的第一个前提：理性原则和实践原则。 虽然他们都是某种原则，但是它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一样。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的话，中庸之道是一种超越了人的理性的实践智慧。中庸思想的基本假设是，世界是变化的，并没有一套一劳永逸的标准可以指导每一个行为，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变化规律是我们人所无法完全掌握的。 所以孔子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太自以为聪明和愚笨都是不可取的。庄子说“吾生也有崖，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总之，人的能力、知识是有限的，我们自以为的聪明，在大自然面前其实是非常渺小的。 而中庸思想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放弃某种主观的预设，而去符合一个更大的自然秩序。在古人看来，大自然是一个完美的和谐共生的系统，大自然内在的这种秩序，中庸称之为“和”，道家思想称之为“道”。 这种自然秩序有一个最高的目的，那就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万物和谐共生。所以，中庸思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让我们学会了，放弃自身主观性的预设，不要只站到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要把自己置身于更大的系统中去思考和实践，最终实现和大系统融合。 另外，我们可以把中庸思想看成一种系统思维，在系统论里面，任何一个系统都包括三个层次：要素、关系和目的。所以，当我们运用中庸思想的时候，首先需要找到自己在一个系统中的位置，进而找到系统的最终目的，当然还要找到系统内部的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举个例子，当你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一家钱多活少离家近的公司，还是选择一家工资不高，但成长性更好的初创公司。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两难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选择放大一个更大的系统。 实际上如果你站到自己人生这个系统来看，你可以想想，你的人生追求和目的是什么？你是一个追求拼搏的人，还是一个追求稳定的人，一定找到你的参考系统，所作出的选择就不一样。 总之，站到一个大的系统中，以始为终去做出选择，这样的选择就和某个系统的最终目的具有了一致性。当然，人生的各种选择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生处无数个系统中，不存在绝对理性的完美选择。 一个人有自己的理想，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责任。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你的任何选择都应该融合与某个更大系统的目标。关于如何在系统做出明智的现在，如果感兴趣，后面我可以做几期关系系统决策思维的内容。 总之，真正做到中庸，需要极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关键，不在于眼前非此即彼的取舍和折中，而在于从系统看，它应该是最佳的选择。始终关注更大的系统的目标，而采取和系统目标相一致的行为，这才是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中庸之道，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心中有一个更大的原则。道可道，非常道，中庸之道，大道也。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甚至矣乎!” 观中国泱泱五千年岁月长河，你会发现，古代建筑常常具有高度和谐统一的对称性。如故宫以中轴线为准的双侧对称格局，气势恢宏;又如孔庙两旁耳房对称，颇显文化中正之风。 和谐统一的对称性体现了古人对完美的追求。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即提出通过不偏不倚，无过而不及的原则与方法达到的最合适，最恰当的完美状态，此即为中庸也。 但在当下，提到中庸，人们往往会误解为毫无追求的中庸，而谈及中庸之道，人们则常贬指为庸碌无为的生活状态。更有甚者，将中庸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批驳为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思想，只从字面上曲解中庸之道的含义，可笑，可叹，可悲!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时，孔子本人即是“中庸”的典范：“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样德才兼备的类型是中国人时至今日心目中评价机制的最高标准。 譬如法国总统奥朗德绯闻缠身，花名在外，中国老百姓心中或不齿，但毕竟是国外的总统，大可一笑置之;可若换做是中国的主席，国人心中的标准形象则为德才兼备，中正平和，既不失领袖风范，又不乏文雅气质，与孔子所述文质彬彬君子者何其相似。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天平中，或多或少都会以中庸的砝码为称量标准;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又不知不觉，在血液中流淌着中正平和的中庸思想。 中庸之道同时还是一种处世哲学，深刻反映在中国人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国人对“不卑不亢”这四个字尤为推崇，受了屈辱要不卑，受了赞誉要不亢，如韩信之于胯下之辱，孔子之于圣人之称。孙文先生当年设计中山装时，便以四方袋表示礼义廉耻，衣领紧闭表示严谨治国，而中山装更是风靡一时。 在当下，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又成为了办公，商业之间与人交际的良好开端。尤其是在大都市，更有不惜重金者参加礼仪培训，只为待人得体有礼。一切的一切，无一不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在国人的处世哲学中深刻地折射出来。 中庸之道博大精深，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的传统文化非常之多，我们要时刻不忘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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