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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义上来说，唐朝是一个不搞分封制度的王朝。但是，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节度使，就成了事实上的藩王。那么，为什么唐朝宁可让节度使成为事实上的藩王，也不愿意册封亲王为诸侯？
其实这一切源自一个误会——一个历史的误会。 1、节度使制度 话说大唐版图辽阔，同时边塞战争频繁：比如以玄宗一朝为例，在西南地区，大唐频繁和吐蕃爆发战争。当时的青海，就是唐军和吐蕃军交战的大战场。此外，东北部分，唐朝和契丹各部的交战也很频繁。 战争不仅仅是两军的战前对战，同时也是后勤能力的考核。假设河北地区的边将需要调动地方民力来修建碉堡。如果这点事情派人去长安请示，很可能导致战机贻误。所以玄宗皇帝决定设立节度使制度——即节度使有权调动自己防区的财政、民力。一切以保证打胜仗为核心。 事实上，在节度使制度的助攻下，大唐的边塞战争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大唐皇帝也意识到：让边将掌握财政和民政，很可能导致边将权限太大，最终对朝廷形成不利。因此，玄宗皇帝进行了巧妙的制度设计：
第一，就是节度使属于临时工——没错，节度使不是常设职务，属于临时工。今天是节度使，才能有地方的财政、民政大权。但如果明天没了节度使头衔，也就没了这个权限。这算是很大程度杜绝并防止边将有为割据一方的时间准备。 第二，各节度使的防区并不大，这就意味着，节度使抵御外来游牧部族的进攻，其防区的财政、民政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由于防区不大，因此，防区的人力、财力体量，也限制了有野心的节度使起来造反。 因此历史如果按照正常角度发展，节度使制度还是很好的制度，基本上处于可防可控状态。 在这一切，直到玄宗皇帝在位后期，发生了变化。 2、盛唐的危机 唐玄宗在位后期，杨国忠做了宰相。从此，大唐的内部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杨国忠掌权期间，唐朝的朝政极速腐败，而节度使安禄山则利用这一点，陆续兼任了三个地区的节度使——对于大唐来说，单个节度使造反可以轻松粉碎，但是，如果一个人兼任三个地区的节度使，并且任期较长的话，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唐内部存在了一个很强大的对手，而且这个对手，是大唐一手培养的。 不过，哪怕强悍如同后世的吴三桂，在依靠西南地区对抗整个清朝的时候，最终也还是败在了清军手里。因此，虽然安禄山兼任三个地区的节度使，虽然安禄山任职较长，但是，朝廷依旧有挫败安禄山的优势。因此，朝廷不用担心安禄山造反：毕竟造反的大概率是失败、是身败名裂。而如果老老实实做官，那肯定是荣华富贵。
不过，杨国忠的另一个昏招，导致了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资本：那就是杨国忠为了树立威望，不断对南诏发动讨伐战争。在杨国忠的折腾下，大唐大量的精兵强将都折损在南诏境内。一时间，唐朝关中防务空虚。 一方面是安禄山的实力逐渐做大，一方面是唐朝失去了弹压节度使的本钱。对大唐来说，这是空前的危机。而对于安禄山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造反，更待何时？ 于是，安史之乱上演了。 3、破败的大唐 从玄宗天子在位后期开始，历经整个唐肃宗时代，直到唐代宗时期，大唐朝廷才彻底粉碎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平定，大唐也陷入极度的衰败状态。在安史之乱中，各大节度使也纷纷做大。朝廷无力制约这些节度使，只好默认节度使割据一方。 之后的唐朝天子，也有希望能够解决节度使割据问题的。比如唐宪宗。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唐朝最终也是被节度使所推翻的。 换而言之，从始至终，唐朝都不愿意推行分封制。而节度使演变成事实上的分封制，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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