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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DNA揭示石器时代非洲人如何旅行和互动

 雷雳和学生们 2022-05-06 发布于河南

摄影师:雷雳

古代DNA揭示石器时代非洲人如何旅行和互动

利普森等/文
王京怡、魏新益、许铭、郑可欣、任尧杰、张书婷、赵悦之、刘筱、王钦元、杨舒涵、黄谛阳、康熠洁、邱远、黄诗贻、罗雨婷、吴京炫、龙星伊、孙怡琳、张建一、张轩、陈思进、金玥含、吴芳霓、罗培骜、爱德力、安浩甄、周裕智、王钰、葛帅军、卢浩楠、张亭玉、王忠泽、邵骏迪、高弋纯、王利丽、张璨、孙瑜萌、李姗姗、朱家铭、鲁嘉任、赵彩婷、周嵩傲、朱洋逸、付圣锦、焦子骆、吴明、董英杰、周瑞洁、赵钰漩、金梦扬、陈宝玲、马宇杰、徐颖、郑泽平、杨舒宁、董子宁、龙虹宇、乌都巴乐、苏仪、柳欣雨、张小锋、刘岸融、钟海帆、黄江月、杨清华、陈紫嫣、叶子漆、张心圆、吴忠隆、杨民健、雷雳译

       大约在5万年前,即更新世晚期,新技术和象征性行为(如佩戴珠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考古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从石器时代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期。在人类进化了至少20万年之后,是什么促进了这种转变是一个长久的谜题。有可能人们一开始生活在更大的、联系更紧密的群体中,并开始长途跋涉地交流,这将以前孤立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尽管古代DNA研究有望验证这些假设,但这种研究受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缺乏更新世的DNA序列。大多数古代DNA样本来自过去5000年,当时其他的进程(比如从采食到放牧和农耕的转变)导致了巨大的人口变化。这使得仅用现代非洲人的DNA就很难重现更久远的人口结构。

我们在非洲东部和中南部采集了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石器时代相关的个体样本。我们对来自坦桑尼亚、赞比亚和马拉维5个地点的6个个体生成了全基因组数据,数据可以追溯到 5万年–18 万年左右,其中3个古老的DNA序列是迄今为止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获得的最古老的DNA序列。我们将这些序列与400年至9000年前来自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28个个体的新数据和已发表的数据一起进行了分析。利用新的统计方法和来自现代群体的比较序列,我们发现了在5000年前的大变革前存在的模式。

尽管距离数千公里又隔着多年,我们发现所有的个体都可以被建模成中非血统(以现在的姆布蒂采食者为代表)、东非血统(以埃塞俄比亚莫塔的古代采食者为代表)和南非血统(以古代和现在的南部非洲采食者为代表)。地理邻近性是遗传相似性最强的预测因子,表明种群的结构在样本个体生存之前就已形成并保持了数千年的稳定——也就是说,可能早在大约20万年之前就已经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在大约60-80万年前与莫塔有关的种系出现和大约50万年左右姆布蒂和阿卡世系分裂之后发展起来的现象。在这个现象中,我们观察到不同的区域轨迹: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些迁移和基因流动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在马拉维和赞比亚的人口交流显得高度本土化。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用更新世晚期人类迁移和基因流动的变化来解释。大约50万年前,人们开始远行,遇到不同群体的繁衍对象,将莫塔族的祖先“播种”到最南的赞比亚,将南非人的祖先播种到最北的肯尼亚。然而,每个地区的高度同质性表明,到大约20万年前,人们已经回到本地选择对象。在马拉维和赞比亚这两个国家尤其如此:只有来自同一地点的个体间才有高度的亲缘关系。

我们的基因数据为考古学、人体骨骼学和语言学提供了证据,证明石器时代晚期涉及到特定群体之间复杂的迁移网络和区域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共通的文化传统。考古发现表明,像黑曜石和鸵鸟蛋壳这样的物质在更新世被长距离地搬运。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人们广泛地旅行。到更新世末期,人们又一次回到了本土化,这或许可以解释“区域化”的趋势,或者是区域特有的人工制品的出现。然而,我们的研究中基本没有样本保存了完整的古代DNA并且可以直接被追溯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使得研究存在局限性。研究来自更多地点的个体可以证明我们所提到的跨时空的基因流动差异。

资料来源:
https://www./articles/d41586-022-00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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