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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讀與溯源： 四庫提要研讀二法例說 趙庶洋 清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較爲全面地彙集了此前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著述，並網羅了一批當時的頂尖學者如紀昀、翁方綱、邵晉涵等負責校訂整理且爲每部書籍撰寫提要，編纂成中國古典目錄的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二百卷。《四庫全書》以及《總目》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自民國時期就有學者專門從事研究，誕生了如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等代表性著作。二十一世紀以來，《四庫全書》以及《總目》的研究成果蔚爲壯觀，成爲中國古典學術研究中最有活力的主題之一，逐漸形成一種以《四庫全書》和《總目》爲中心，深入研究其所涉文獻及理論的專門學問——四庫學[1]。 “四庫學”研究中，《總目》及其相關研究是核心議題之一。《總目》提要出自名家之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由於特殊時代背景、主客觀條件等多方面限制，其中也存在不少缺陷。近年來，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關於《總目》的許多新問題被陸續提出並得到解決[2]，使我們對其編纂過程、學術價值等方面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此外，《總目》歷來有初學者入門“津梁”之稱，但是總數達一萬多種的提要可謂浩如煙海，即使全部讀過也很難在短時間內理出頭緒；而且提要文本衆多，每篇提要中的學術觀點新陳相間、正誤錯出，若無充分的知識儲備，對於一般讀者來說很難辨別，所以四庫提要的閱讀與普通學術典籍的閱讀有較大區別。本文結合筆者近年閱讀和研究的一點收穫，介紹兩種研讀《總目》提要的方法：校讀和溯源，希望能對初學提要的讀者有所幫助。 一、校讀法 清代學者王鳴盛曾言：“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3]這是他對自己治學經驗的總結，對當前的學術研究很有啟發。書籍在漫長的傳抄、刊刻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各種訛誤，給讀者的閱讀造成很大障礙，所以校書是很多古代學者的日常功課，也是古人學術研究的重要方面。隨著古籍整理研究的普及，許多典籍都有了比較權威的整理本，爲學者省去了重新校訂的麻煩，《四庫全書總目》也已經有多個整理本出版[4]。但是“校書如掃落葉”，尚沒有哪個整理本能夠完全校正《總目》文本的訛誤。而且與普通文獻相比，四庫提要文本有其特殊性，除不同版本之外，還存在從分纂官負責撰寫的分纂稿、分批進呈清高宗御覽的進呈提要、七閣《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薈要》收錄圖書所附書前提要、《總目》成書之後紀昀等人的修訂稿本到最終刊刻成書等[5]不同階段的文本[6]。學者利用這些文本對《總目》提要的訛誤進行校訂，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除了能夠校訂提要文字訛誤之外，這些文本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如考察四庫提要文本的變動以及具體學術觀點的形成。劉浦江曾以陳思《小字錄》一書提要爲例，通過除分纂稿之外的十餘種文本的對比，詳細揭示提要文本形成的衍變過程[7]。其實提要從分纂稿的撰寫到《總目》最終刊刻成書，經過不止一人之手，即使同一篇提要中的觀點也可能出自不同學者，在閱讀、研究中都需要特別注意。可惜的是，由於早期文本散佚較多，並非每一篇提要都具備所有階段的文本，因此在研讀過程中需要充分利用現存文本進行探討，分纂稿、進呈提要等存世數量非常少，尤其值得珍視，通過他們能夠了解許多提要撰寫的早期情況。 校讀所得提要諸文本的差異，有些從文意上就能理解，還有一些則必須結合《四庫全書》以及《總目》的纂修過程方能準確解釋。如上引劉浦江文提到《小字錄》一書的底本，上海圖書館藏乾隆四十六年稿本《總目》標作“兩淮鹽政採進本”，至天津圖書館藏紀昀等修訂稿本已改作“江蘇巡撫採進本”，而“被視爲《總目》的最終定本”的浙本仍作“兩淮鹽政採進本”，故有“至乾隆五十一年的天圖（按，即天津圖書館）稿本已改爲'江蘇巡撫採進本’，浙本回改，不知出於什麼考慮”[8]的疑問，實則根據夏長樸、韓超等研究，浙本刊刻底本爲四庫館早期的抄本，並非最終定本[9]，其底本標注與較早的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一致也就不意外了。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學界對《總目》的殿本、浙本兩個版本之間的關係多認爲是“浙本出於殿本”，即浙本根據殿本刊刻，並改正了殿本的很多錯誤，甚至增補了殿本的部分提要，如昌彼得曾將殿本與浙本之間的差異歸納爲“殿本頗有於人名、干支、卷數誤記，或文義不通順處，浙江本皆予改正”、“殿本、浙本於每類目後總計卷數之不同”、“殿本提要之文，浙本頗多增補者”、“殿本提要亦有文字較繁，浙江本予以刪削者”、“殿本、浙本之提要敘述文字之歧異者”、“兩本書目編排次序之歧異”等六種，並據此認爲“是否殿本刻成後，乾隆或嘉慶帝有所不滿，或因其他緣故，而令阮元重行修訂，重刻於浙江，雖目前尚乏資料以證成之，宜大有可能也”，其於第三種“殿本提要之文，浙本頗多增補”所舉之例有法顯《佛國記》提要殿本至“誕謬不足與爭”句止，浙本又增以下文字： 又于闐即今和闐，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欽定西域圖志》考證甚明。而此書載其有十四僧伽藍，衆僧數萬人，則所記未必盡實。 所增凡四十九字[10]。實則此段文字過於相信清編《欽定西域圖志》，據其所載于闐地區“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之說駁《佛國記》所載其地有衆多寺廟事爲不實，犯了以今例古的錯誤。于闐地區在法顯的時代盛行佛教乃歷史常識，很難想象浙本會出於何種原因增入這樣明顯錯誤的文字。而在明瞭浙本、殿本關係之後方能理解這是提要早期稿本中出現的錯誤，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中《佛國記》的書前提要與浙本同，可知這是館臣早期撰寫分纂稿時所犯錯誤並被一直沿襲，而武英殿本《總目》提要中沒有，應當是在修訂過程中發現了這一錯誤，並將此段刪去，可見紀昀等人在後期修訂過程中改正了早期提要稿本中的很多問題。這個例子對於認識浙本與殿本《總目》的差異有比較典型的意義。 館臣對提要的修訂除了改正錯誤之外，還做了相當多的改寫潤色工作，這些改動有助於我們理解《總目》提要的學術取向，而發現這些改動也需要借助於提要不同文本之間的校讀。以《史記》提要爲例，邵晉涵所撰分纂稿與《總目》提要就幾乎全不相同，兹將二者相應內容列表對比如下：
邵氏分纂稿本已較爲詳細，《總目》卻將之推倒重寫，大致原因從對比中不難看出端倪。以分纂稿重點討論的《史記》與《春秋》關係爲例，其與《左氏春秋》、《公羊春秋》兩書關係尚易理解，而謂其體例參考《呂氏春秋》則稍顯牽強，《呂氏春秋》雖書名中有“春秋”二字，然與司馬遷所云“繼《春秋》”之“《春秋》”顯然有別，這是很有個人特色的創見，但卻未必能成爲定論。相比起來，《總目》替換的討論亡篇、偽本等問題，就顯得更加客觀。類似情況又如邵氏在《後漢書》提要分纂稿中云“此書創為'獨行’、'黨錮’、'逸民’三傳，表彰幽隱，搜羅殆盡，然史家多分門類實濫觴於此。夫史以紀實，綜其人之顛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見，多立名目奚爲乎？名目既分，則士有經緯萬端、不名一節者，斷難以二字之品題舉其全體，而其人之有隱慝與叢惡者，二字之貶轉不足以蔽其辜”[13]，批評范曄設立“獨行”、“黨錮”、“逸民”等類傳，認爲以類傳人會遮蔽人物事蹟的多樣性。邵氏也承認“文苑”、“列女”、“儒林”等傳與東漢特殊時代背景之間的關係，其實“獨行”、“黨錮”、“逸民”等類傳同樣與當時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況且設立類傳也並非始於《後漢書》，《史記》即有“刺客列傳”、“遊俠列傳”、“貨殖列傳”等類傳，此後正史均沿襲這一做法，自有其合理性，《總目》中刪去邵氏此段，應當也是鑒於其過於個人化的表述。可見《總目》提要對於學術的表達是較爲克制的，傾向於盡量避免過於個人化的學術見解，這應該是著眼于其官方目錄的定位，與個人著述之間刻意保持距離。 《史記》的《總目》提要與分纂稿之間差異如此大，可以設想，若多達萬餘種圖書的提要均進行如此改寫，《總目》成書的工作量將會非常大，而且分纂官的工作也就失去意義，因此這種改寫應非普遍現象。問題是，何種提要才有必要做這種程度的改寫呢？其實從邵晉涵分纂稿與《總目》提要的校讀中也能大致發現。最明顯的對比就是《史記》之外，邵晉涵還撰有《史記集解》、《史記正義》二書提要分纂稿，這兩篇分纂稿全文都是逐條舉例，可讀性較差，有很大修改空間，但是《總目》提要稍作改動就基本沿用下來，可見它們不是修訂的重點。這也證明《總目》提要的修訂確實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重點的，即經史子集四部之中的重要典籍，如經部《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等，雖然其提要分纂稿今已不存，但也可據其他文本推知館臣對這些篇目進行了相當大幅度的修訂才能呈現出今日《總目》提要的面貌。 校讀法通過文本比對理清提要學術觀點的形成、變化過程，可以充分發揮今存提要諸文本的作用，也能有效規避《總目》研究中的空疏之弊。
二、溯源法 著名史學家陳垣曾長期開設“史源學實習”課程，爲之撰寫導言云：“擇近代史學名著一二種，一一追尋其史源，檢照其合否，以練習讀一切史書之識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論撰時之不敢輕心相掉也。”[14]簡要指出史源研究的意義。史源研究一直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文獻學研究尤其是“四庫學”研究中也有廣闊的應用空間。 《總目》中一萬多種圖書的提要代表了乾隆時期學者對中國古典學術的總結。因此，在閱讀《總目》時需要對其中學術觀點特別留意。然而普通讀者很難對每一部書都熟悉，更談不上深入了解提要中觀點，如果只是匆匆讀過，很可能會錯失重要觀點和發現問題的機會。對於初學者來說，溯源法是一種在研讀中準確把握提要學術觀點的有效方法。搜集、掌握相關課題的原始資料，追溯提要學術觀點的淵源，不僅有助於了解相關觀點提出的前因後果，甚至可以根據這些資料判斷提要觀點的得失，既能深入理解提要，又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如《總目》卷一九〇《御定全唐詩》提要云： 然如《册府元龜》所載唐高祖賜秦王詩，則考訂其僞託。又舊以六朝人誤作唐人者，如陳昭儀沈氏[15]、衞敬瑜妻之類，以六朝人譌其姓名誤為唐人者，如楊愼即陳陽愼、沈煙即陳沈炯之類，以六朝詩誤入唐詩者，如吳均《妾安所居》、劉孝勝《武陵深行》誤作曹鄴，薛道衡《昔昔鹽》誤作劉長卿之類，唐詩之誤以詩題為姓名者，如上官儀《高密公主輓詞》作高密詩，王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作慕容承詩之類，亦並釐正。[16] 其中所論詩人詩作，基本不見於今本《全唐詩》，初讀之下不知其所指爲何。提要上文云“是編（《全唐詩》）稟承聖訓，以震亨書（《唐音統籤》）爲稾本，而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但是根據學者研究，清編《全唐詩》乃是以錢謙益、季振宜遞纂的《全唐詩稿本》一書爲底本[17]，益以胡震亨《唐音統籤》而成[18]，提要所言不盡可靠。由此可知引文所言均是針對季振宜《全唐詩稿本》，查《全唐詩稿本》相應人名下確如提要所言犯有這些錯誤，但是《全唐詩稿本》、清編《全唐詩》二書體量均較大，提要撰者又如何得知清編《全唐詩》所做這些工作？提要此節均出《御定全唐詩》凡例，而非館臣詳盡比對過兩部書，也就是說，館臣在提要撰寫時採用了取巧的“速成”法：擷取書前序、凡例等組織成文[19]。實際上，《總目》中有相當一部分提要都能追溯到該書序跋，可見這是一萬多篇提要短時間內成文的捷徑。這種方法並非《總目》獨創，考察前代書目即可發現早已有之，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解題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根據相關典籍的序跋撰成，《總目》只是沿襲了這一中國古代解題目錄撰寫的傳統方式。 又如上文所舉邵晉涵《史記》分纂稿中論《史記》“繼《春秋》”時“其文章體例則參諸《呂氏春秋》而稍爲通變”一段，若追溯其源可以發現這並非邵晉涵獨創新說，而是出自章學誠，章氏《校讎通義》云： 《吕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尚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誤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吕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20] 章學誠將《呂氏春秋》視爲“《春秋》家”，並且將《史記》之本紀、書、列傳與其十二月紀、八覽、六論一一比附，邵氏分纂稿雖認爲“篇帙之離合、先後不必盡同，要其立綱分目，節次相成，首尾通貫，指歸則一而已”，與章學誠的一一比附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將《呂氏春秋》作爲《史記》“繼《春秋》”之一方面以及認爲《史記》的“文章體例”參考《呂氏春秋》的思路是與章學誠一致的。邵晉涵、章學誠二人爲好友，學術交流密切，現存章學誠致邵晉涵論學書札十一篇[21]，邵晉涵文集《南江詩文鈔》中亦有《與章實齋書》，信中關心《文史通義》的撰寫情況，可見他對章學誠的學術觀點非常熟悉，所以會在分纂稿引用章學誠關於《史記》和《呂氏春秋》的觀點。章學誠本人雖然未進入四庫館參與編纂工作，但是他的學術觀點通過友人邵晉涵的引用得以在其中發揮作用[22]。可見《四庫全書》的纂修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以四庫館諸學者爲中心向外輻射，將當時全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集中呈現，使《四庫全書》以及《總目》能夠代表那個時代的學術成就。 又如《總目》卷八五《崇文總目》提要注其底本爲“《永樂大典》本”，按照一般理解，此書應是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佚而成。然而提要云“此本爲范欽天一閣所藏，朱彝尊抄而傳之，始稍見於世，亦無序釋”，蓋因此書原本六十六卷早已失傳，僅存天一閣所藏一卷本簡目，簡目刪去絕大部分解題，朱彝尊所抄者即天一閣藏本，四庫本又據朱彝尊抄本傳錄，今以天一閣所藏原抄本與四庫本對照可知提要所言屬實。提要又云“（朱彝尊）謂欲從《六一居士集》暨《文獻通考》所載，別抄一本以補之。……今以其言考之，其每類之序，見於歐陽修集者，只經、史二類及子類之半，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載論說亦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在《通考》之前，惟公武所見多《通考》一條，陳氏則但見六十六卷之目，題曰'紹興改定’而已。《永樂大典》所引，亦即從晁、陳二家目中采出，無所增益，已不能復睹其全”[23]，可見《永樂大典》所引《崇文總目》並無超出《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二書之外者。《永樂大典》大部分已經散佚，現存不足原書十分之一，雖無法覆核原書，但是細檢四庫本《崇文總目》可知每類敘釋均出歐陽修集，各書解題則幾乎全出《文獻通考》，僅有按語十餘處引及《永樂大典》，且均未據之輯補任何實質內容。因此，四庫本《崇文總目》實際是以天一閣抄本爲底本，據歐陽修集、《文獻通考》輯錄而成的輯本，而並非如一般理解的據《永樂大典》輯成[24]。因此，《崇文總目》提要所云“《永樂大典》本”恐不可靠。《總目》中題“《永樂大典》本”之圖書有五百餘種之多，若仔細梳理這些圖書，會發現類似《崇文總目》的情況並非孤例。如《水經注》亦題“《永樂大典》本”，然提要云“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25]，知其僅以《永樂大典》本參校，而不是作爲底本，《永樂大典》本《水經注》今尚存世，學者經過比對早已指出其確非四庫本底本。由此可知，《四庫全書》中所收題爲“《永樂大典》本”的典籍中有一部分只是在整理過程中利用過《大典》，並非據之輯佚而成[26]。 閱讀提要時，經常會發現其中所言多有與今日所見典籍情況不符者，這往往是由於今日所見與纂修《四庫全書》時所據者版本不同所致。《四庫全書》纂修時，全國各地進呈了數量衆多的圖書，其中不乏珍貴的舊刻本、舊抄本，成爲《四庫全書》抄錄和《總目》著錄的依據，學者將其中《四庫全書》抄錄的底本稱之爲“四庫底本”，其他則稱爲“四庫進呈本”。在纂修過程中，清高宗曾下令待將來全書修成即將各地進呈圖書發還，然事實上大部分圖書並未發還，而且大部分在後來都散佚了，只有少數存世，分散藏於國內外各大藏書機構[27]。圖書在抄入《四庫全書》時均經過館臣校訂，與館臣撰寫提要稿時的面貌變得不同，造成提要與四庫本之間不吻合；館臣在校訂時所作修改很多並非單純校正文字訛誤，很早就有學者指出四庫本存在政治禁忌、民族禁忌等原因輕改原文的事實，提要中也存在因爲類似原因而導致學術觀點表達失實的問題，但是僅從提要字面往往很難發現，而需要通過底本的比對以及其他資料的佐證方能了解其所持觀點的背景以及隱情。因此，研讀提要需要密切關注存世的四庫底本、進呈本等文獻。 如《總目》卷一八六著錄“《唐四僧詩》六卷”，收錄唐代詩僧靈澈、靈一、清塞、常達四人詩，提要論其書云： 靈澈詩前有劉禹錫序一篇，《文獻通考》亦引之。蓋靈澈當時與僧皎然游，得見知於侍郎包佶、李紓，故來往長安，其名較著，得以求序於名流。然禹錫序其詩凡十卷，茲僅一卷，則亦吉光片羽，非其完書矣。[28] 或許是因爲此書缺少序跋以及歷代書目著錄等信息，提要於其編者、源流等重要問題均付之闕如。然以靈澈集爲例，用“吉光片羽”來評價，已認識到此書價值。由於此書傳本稀見，四庫本成爲目前學界使用較多的通行本，然受限於編纂時代、文獻來源等關鍵信息的缺失，其價值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筆者近日發現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此書清抄本，卷前鈐“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應當就是四庫本的底本[29]。對清抄本進行深入研究發現館臣忽略了能夠證明其文獻來源的關鍵信息：靈澈、靈一、常達集前各附《宋高僧傳》中傳記一篇，篇題下“宋沙門贊寧奉敕撰”，清抄本三處“敕撰”二字均另提行，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宋人尊敬本朝的做法，後世抄手沒有必要也不會使用這樣特殊的書寫格式[30]，這說明清抄本的祖本應該是宋代的刻本或抄本，此書也應當爲宋人所編。至此，再回頭來看其所收諸集，靈澈集雖然只有13首詩，實則靈澈目前存世完整詩作皆見於此；靈一集41首，數量多於傳世的朱警《唐百家詩》本及唐宋典籍所錄；清塞即周賀集52首，數量雖少於宋書棚本《周賀詩集》的77首，但竟有15首不見於書棚本[31]。可見這應是宋人據當時流傳的僧人詩集所編，三種詩集都可能淵源於唐宋時期流傳的舊本[32]。通過《唐四僧詩》四庫底本的溯源可以對此書大致成書時代及其文獻來源等問題有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得以重新判斷此書的文獻價值，較之提要所謂“吉光片羽”更加深入詳細。 又如《總目》卷一八〇著錄明紀坤《花王閣賸稿》一卷，提要云： 明紀坤撰。坤字厚齋，獻縣人，崇禎中諸生。是集後有其孫容舒跋，稱坤少有經世志，久而不遇，乃息意逃禪，晚牓所居曰花王閣，蓋自傷文章無用，如牡丹之華而不實也。崇禎己卯，嘗自編其詩為六卷，沒後盡毁於兵燹。此本爲其子鈺所重編，蓋於敗簏中得藉物殘紙，錄其可辨識者，僅得一百餘首，非原帙矣。其詩大致學蘇軾，而戛戛自造，不循蹊徑。惟遭逢亂世，坎壈以終，多感時傷俗之言，故刻露之語為多，含蓄之致較少焉。[33] 作者紀坤及其文集籍籍無名，他的玄孫卻是赫赫有名的四庫館總纂官紀昀，此書也是由他進呈入四庫館中。紀昀對《四庫全書》以及《總目》纂修有巨大貢獻，而《總目》對紀坤評價似乎並不高。《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明別集類著錄清嘉慶四年紀氏閱微草堂刊本紀坤《花王閣䞉稿》一卷，其後有民國十四年張問仁題記并過錄紀昀跋語粘簽，透露了此書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一段波折： 右先高祖遺詩一卷，余編《四庫全書》，嘗錄入集部，會提調有搆余於王文莊者，謂余濫登其家集。文莊取閱良久，曰：“此衰世哀怨之音，少臺閣富貴之氣象，可勿錄也。”遂改存目。同館或咎余當以理爭，不必引嫌。嗟乎！此公豈可以理爭乎？拈記見斥之始末，俾後人知之而已。庚子八月，因曝書檢視偶記。昀。[34] 跋中“王文莊”爲王際華（1717-1776），曾任四庫館正總裁，是紀昀的上司，其所云“此衰世哀怨之音，少臺閣富貴之氣象”與提要“遭逢亂世，坎壈以終，多感時傷俗之言，故刻露之語為多，含蓄之致較少”等語一致，提要當即秉承王際華之意所撰。“庚子”爲乾隆四十五年（1780），此時王際華已去世四年，《四庫全書》纂修也已近尾聲，《總目》則尚未定稿。由跋文可知紀昀對《花王閣賸稿》僅入存目一事相當惱火，自然也不滿意《總目》的評價，但是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全力負責《總目》的後期修訂事宜，卻並未改變此書僅入存目的待遇或者在提要中對其多加褒揚，可見當年王際華決定的權威性。《四庫存目叢書》收錄此書爲嘉慶四年紀氏閱微草堂刊本，紀昀進呈四庫館本現存南京圖書館，乃其父紀容舒手抄本，與閱微草堂刊本校讀發現抄本較刊本多出13首詩，這應當是刊刻時爲紀昀所刪，推測其原因當與紀坤爲明末人其詩多涉清朝政治、宗教禁忌等有關，且其詩名不著，未見明清詩話、總集等提及，其入存目本屬自然，可見《總目》提要是公正的評價，紀昀在此事上存有私心，雖然不滿，但他也知道此書可能給他帶來風險，所以即使在《四庫全書》早已編纂完成之後刊刻此書仍將其高祖僅存的百餘首詩作刪去十餘首可能觸犯當時禁忌者。通過對《花王閣賸稿》四庫進呈本的考察，我們不僅能夠更好地理解《總目》對此書的評價，甚至還能從中感受到總纂官紀昀既想表揚先人又要保證個人政治安全的矛盾心態，他的這種心態在當時的館臣中應當有代表性，這爲我們深入考察館臣的心態、思想等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材料[35]。 《四庫全書》以及《四庫全書總目》的纂修是由乾隆時期的衆多一流學者參與完成的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系統整理、總結，是中國古典學術的經典之作，值得我們反復研讀。在現代學術規範下研究四庫提要應當秉持科學、客觀的態度，既承認其學術價值，又認識到它的特殊性及其中存在的問題。校讀與溯源這兩種前人讀書、治學的常用方法即使在當下也仍有很強的生命力，非常適合用來研讀四庫提要，初學者若能掌握，不僅有益于深入理解提要的文本及其學術觀點，而且能夠在研讀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對“四庫學”的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赵庶洋，1983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著有《玉海艺文校证》（与业师武秀成教授合作）、《〈新唐书·地理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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