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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没有人能够摆脱时代浪潮的席卷，你可以勇立潮头，也可以随波逐流，但历史的洪流不会顾及个人的选择，赶上了你就是弄潮儿，赶不上只能是水底沙。而我的父母注定是大浪中的沙砾，接受着时代的冲刷。1991年仲夏某天的正午时分，兴化市永丰镇一户赤脚医生的家里传出了男婴的啼哭声，我的母亲已经虚脱得瘫软下去，浑身都被浸泡在混杂着羊水的汗水里。医生告诉她是一个儿子，她终于长舒一口气，没有力气说话，一双眼睛宛若泉眼，波光涌动，这么多年的辛酸苦楚全随着喷涌的泪水倾泻而出。那一年，父亲39岁，母亲37岁。自从1978年，我的大姐出生后，父母就开始了“超生游击队”的生活，南来北往、东躲西藏。所幸里下河地区河网遍布、水路畅通，船就成了“游击队们”的首选交通工具。一艘15吨的小水泥船承载了父母全部的生活，逼仄狭小的船舱就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平日漂泊，临盆时就近停靠，就地生产。夏日的热浪很快就烘干了母亲的泪水，她看着怀中吮吸乳汁的我，情绪也逐渐平静了下来。十三年的躲养之路总算到头了，所有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全部放空了，脑海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在一片白茫茫的深处，她看到了小船驶离村庄时，大姐在河边哭花的脸；还模糊地听到了被强制引产的孩子微弱的啼哭声；感受到了年轻时一起做工的大姐鼓励她再生最后一胎的决绝……这些场面逐一浮现，又逐一散去，白色的幕布上剩下的就是对今后生活的希望和对儿子未来的憧憬。门外洪水泛滥，水边蚊虫猖獗，没有人能找到这里，没有人能把儿子从她身边夺走，她在床的四角点上四盘蚊香便安稳地睡去了，超生所付出的和将要付出的代价，此刻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从沿海吹到了内陆，也从苏南吹到了苏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挣工分不再是农村劳动力的工作目标，挣钱成了大家向往的生活，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在上海、昆山、江阴这些发达地区的建筑工地、车站码头、废品收购站等低端劳动市场寻找着别人剩下的财富密码。我的父母也靠着那条15吨的小船搞起了运输，后来又换了一条大一点的新船，跑跑内河航线。我在上学之前的时光都是在船上度过的，所以相比起姐姐，享受了更多父母的关爱。但出生在落后地区的农村家庭，留守仿佛是我逃不开的宿命，在电话还没通的乡下，父母一走就意味着音信全无。六岁那年，父母的船恰巧在镇上的砖窑厂装货，他们晚上抽空回家看看我们，但第二天吃完午饭就要匆匆离去。我内心的情绪压抑不住了，长久的分别积攒下的厚重思念，还没来得及好好弥补，又要和母亲分开。“以前都在家待好几天，这次怎么这么早就走？”一边哭闹着质问母亲，一边挣脱了奶奶的手追了出去。母亲看到我追出来，又折回头把我抱在怀里不断安慰“乖，妈妈马上就回来了，不要哭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分别，我自然知道那只是母亲哄骗我的话语，她不会很快回来。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什么也看不清，只是放声哭喊“不要！”母亲一手抹着眼泪，一手又把我交到奶奶手上，转身跟着父亲向村口走去。我再一次追出去，母亲又返回安慰，如此往复两三次，最终还是走了，留下哭累的我和奶奶相依为命。“相见时难别亦难”，出其不意的离别让这次重逢变得更加撕心裂肺。时间来到世纪之交，父母已经攒了一些积蓄。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房子，家中五架梁的老瓦房已经破旧不堪，屋顶漏雨、墙壁漏风。我的姑姑曾经建议父亲，不要在老家建房了，把钱拿到兴化县城买商品房。固执的父亲很不以为然，“有好好的田不种，到城里买房子干什么？”父亲文化程度不高，而且胸无大志，但是对于建房却成竹在胸，相信自己一定能建一座惊艳四座的房子，他的虚荣心也会在邻居们羡慕的眼光中得到满足。一天下午，我看到父亲找来了村里有名的泥瓦匠，我也认识他，经常在放学路上的某个工地看到他。那时候建房没有设计，也没有图纸，凭的全是经验和口碑。晚上，母亲说：“现在手上只有两万块钱，房子还不晓得能不能建得起来呢。”父亲很坚决地回了一句“今年我们不出去了，跟人家借钱，在家把房子建起来，这是大事。”在半借半凑、边建边凑的经费支持下，建房工程开始了，父母也跟着施工队做小工，能省一点是一点。那时候，我经常能看到父亲趁着下午茶休息的片刻，坐在瓦砾上吃花卷，不说话时就像是一尊破旧的泥土塑像，灰头土脸，神情木然，但他的眼睛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烁着熠熠的光。虽然经费紧张，但是父亲对于品质的要求却没有丝毫降低，砌墙的砖都是他自己到窑厂挑选的，房顶的琉璃瓦是他亲自去定制的，家具也是父亲托他的舅舅手打的……房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都要关心。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自建房冬不保暖，夏不隔热，更不保值，而且缺少很多现代化的功能，质量的确不高。逢年过节姑姑都会回来做客，有时候饭后跟我拉家常“那时候让你爸去城里买房子他不买，现在手上有房子的都值上百万了。”父亲没了年轻时的固执，像一个做错事的腼腆的孩子，脸上带着尴尬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左顾右盼，抓耳挠腮，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房地产的疯狂他可能做梦也想象不出，因为在父母的认知里，房子从来都不是商品，而是家，所以他们倾注了全部的青春和热情，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一晃眼，当年那个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在城市里安家立业了，而父母一直守着二层小楼进入了人生晚年，每天都盼望着儿女能够回来团聚一次。但是现实并没有很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工作、家庭、生活都挤占了子女们回到他们身边的时间。他们开始改变自己，努力向城市里的儿女靠近。之前他们来南京最大的障碍是言语交流和生活方式。南京很大，需要很多的制度来维持运行的秩序。而父母一辈子生活在乡下的小圈子人情社会中，对很多规矩和行为方式都很陌生，他们坐长途车会晕，不认识路，也没打过车，连普通话都不会讲，每次来我都要全程陪伴他们的衣食住行，不然真有走失的风险。这两年疫情反复，他们过来看我就更不容易了。今年3月初，我喊他们到南京住两天，他们很有兴致地答应了。临行前的晚上，母亲还打电话给我，“我们真的去啦，现在疫情，会不会把我们关在车站里，我听人说，有些人在车站直接就被带走了。”我笑着安慰她“放心吧，那些被隔离的都是从风险区回来的，我会到车站接你们的。”第二天，我发现以前接站的出站口被封了，所有乘客要从地下的出口绕出来。我心里便开始担心父母会因为找不到路而慌乱，眼睛不停地寻找他们的身影。等人群散去，我看到了佝偻在原地的父母，他们寻着我的叫喊声找到了我，焦虑迷茫的眼神一下子安定了下来，紧紧地盯着我。“妈，你们跟着其他人走，我在地下出口等你们。”在我的指示下，他们转身向地下出口走去，一前一后，缓慢移动，像是被人拖行。看着地下通道黑黢黢的入口，仿佛是一个黑箱，里面是由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车站管理系统等组成的一套疫情防控算法。他们能否独自应对，顺利通行，我不由得捏了一把汗。我站在出口处，看到每个人都像是他们，走近一看，又都不是他们，直到那一步一摇的身影逐渐靠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询问“怎么这么久才出来？”母亲说道“里面要查码，看我手机又说没有他们要看的码，还是车站的人帮我弄好了才出来的。”听罢，我放慢脚步，像是领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出来就好，你们跟紧我，我们打车回家。”我的父母这一辈子都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似乎什么好事都没他们的份。他们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夹缝中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打工，房地产的热潮又赶不上，被日新月异的城市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当国民的财富在国家一轮又一轮的发展中翻倍增长时，他们似乎还在原地不动，一事无成。面对时代提出的每一个命题，每个家庭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父母的出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深受小农经济残留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注定无法融入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生活，因为人的现实生活无法超越自身的物质现实和文化现实。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存在的价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们用中国人最朴实的坚韧，扛起了时代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哪怕时代抛弃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放弃生活，没有放弃追求，为下一代守得云开见月明，为自己的儿女在城市扎根立足提供了机会。谁都不能保证历史的潮流会一直眷顾某个家庭，但我们不能因为世事无常而放弃了梦想和希望，唯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才能在吹尽沙砾尘埃之后闪现金子的光芒。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只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懈努力，勇于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哪怕现在落后，也总有屹立潮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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