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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学、经学等，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参与主持科研项目多项。 摘要：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儒学开始进入越南。儒学在越南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封建统治与社会教化的指导思想，在越南封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忠君爱国思想，夷夏之辨，社群主义等，对于培养越南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维护越南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都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忠臣义士。越南共产党“革新开放”的新时期仍然重视儒家重视道德，道义和人文价值的传统。 关键词：儒学 越南 教化 礼仪 演变 一、儒学在越南传播的历史、作用及其特点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很早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由于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化比当地本土文化先进，对越南产生了的深刻和强大的影响，并且一度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渗透到越南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特征和风俗习惯之中，使其成为“儒教文化圈”的一部分；相应地，越南儒教也自然成为中国儒教的延伸，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道教和佛教也从中国传播到越南，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历史上象在中国一样，一般被称为儒道佛三教。这里必须首先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儒教”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明的代名词，未必是今天人们心目中西方基督教这样的典型宗教。儒学有宗教性，也有宗教层面，这就是礼乐文明当中的一些礼仪，特别是祭祀礼仪。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传统儒学主体还是以儒家人文理性为核心，包括了哲学、道德伦理、政治、礼乐、法律、艺术不同层面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文明体系。所以，在儒家文化当中，宗教只是一种形式，而本质是人文理性。所以，儒家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纯粹人文的，而是在宗教与人文之间走的兼容中道。 远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儒学开始进入越南。秦统一天下，将岭南广大地区收入囊中，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其中象郡就包括了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而随着秦大力开发岭南，许多中原人民也移居而来，其中有些儒生流亡到这里。他们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儒学最早也就是这样传播到越南的。 秦末汉初，曾经参加秦军南征的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秦末中原战乱，进攻、兼并了南海、桂林、象郡，建立了南越国。南越国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汉朝，实际上上是一个割据政权。赵佗在位期间，本着儒家“和为贵”的精神，积极发展与中原及其周边的友好关系，在生产上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经济上与中原发展商贸，在文化上努力推广中原语言文字、礼仪制度和伦理道德，促进了汉、越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越民族的文明进步。汉高祖刘邦曾称赞赵佗说：“佗据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止，具赖其力。”这里“甚有文理”是指赵佗以中原礼教治理其国家，达到了化民成俗的功效，使南越国文明开化起来，因而自此以后，我国（越南）之人都濡染了这种文明。”越南史学家黎嵩的《越鉴通考总论》也称赵佗“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显然，在以儒教为主的中国文化南传的过程中，赵佗是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这样的传播方式是自发的，显示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以及在治国化民方面的积极作用。汉武帝时南越吕嘉叛乱，武帝派大军征讨，平定之后，废除南越王国，在其所辖之地设置了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与日南郡所属的地域大致就是今天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区。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的传播是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倡导和推行而实现的，是人为的，因而在规模上越来越大了，在深度上越来越深入了。学界一般认为，儒学从西汉时期传入越南。从一开始传入，儒学就被称为“儒教”。后来，东汉的锡光、任延、马援，三国的士燮等人都对儒教传播到越南有突出贡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凡交址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闲，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东汉光武帝时，锡光、任延分别任交趾、九真太守，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锡光、任延为越南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有：第一，教民耕稼，传授内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第二，制作冠履，改进服饰衣着；第三，制定嫁娶礼法，改变群婚制残余和夫兄弟婚陋习；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汉末士燮任交趾太守，对越南的文明开化也颇有贡献。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士燮也很精通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他不但能安土守境，疆界内多年没有战祸，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且能礼贤下士，与南下避乱的儒家学者一起交流学术，著书立说，使交趾地区儒学的传播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成为当时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汉代儒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甚至在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中有学者把汉代儒学定位为神学。所以，上述官员传播到越南的儒学带有很强的宗教性，这大概就是越南儒学被称为“儒教”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兵燹连年，政权频繁更迭。交州地区（包括今两广一带和越南北部）相对比较安定，有许多中原学人、士子陆续前来避难，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促使儒教在这里进一步传播。东晋南朝时期，交州本地官吏为推广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以地方政府名义提倡、奖励文化事业，同时南迁人士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儒家思想逐渐在交州地区成为学术主流，儒家的道德教化也改善了当地社会风气。两晋时期对交州传播中原文化和儒学贡献最大的有陶璜和杜慧度。陶璜，生卒年不详,字世英，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三国至西晋时期的交州刺史。他的家族从父亲开始，包括自己在内，共有四代五人担任交州刺史一职，而他本人更是政绩出众，在古代越南的史书中亦受到好评。他曾向晋武帝上疏，“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晋书·陶璜传》还说：“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璜谋超绝，彦材雄杰。潜师袭董，观兵叹薛。”在政期间他遵循孔子“富而教之”的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礼乐教化，深得民心。杜慧度（327-410），籍贯京兆(今陕西西安)，生于交趾朱鹴(今越南河内东南)，是交州刺史杜瑗之子。据《宋书·杜慧度列传》记载，在担任交州刺史期间，他禁止民间淫祀，提倡建立学校。遇到灾荒，他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给贫民。为政仔细精密，有就像治家一样。从此声威恩泽遍及全境，奸邪盗窃之事不再发生，以至城门夜不关闭，路不拾遗。由此可见，儒家社会教化改变了交州地区的社会风气，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曾在越南境设置安南都护府，所以当时称越南为安南。当时安南与中原有广泛密切的文化交流，许多中原文人学者，有的到安南担任公职，有的被朝廷因故贬谪到这里，有的因其原因流寓到这里。他们大都热心儒学教育，传播中原文化。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安南人来到中原供职或求学。这种南来北往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安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当地因此出现了许多有才干的出色的人才，一些儒士甚至被推荐到朝廷和全国其他地方去担任官员。代表性如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张舟出任安南都护，曾增筑大罗城，造艨艟三百艘，每船战手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棹船向背疾驶如风。又修复和加固驩、爱二城，击退占城军队的入侵。与此同时，振兴文教，提倡礼仪。柳宗元在《安南都护张公誌》中说：“乌蛮首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易皮弁以冠带，化奸宄为诚敬。皆用周礼，率由汉仪。”在柳宗元看来，张舟治交，积极传播汉文化和儒学，成效显著，贡献巨大。扶风人马总，于元和(公元806-820年)中迁安南都护。《旧唐书》本传说：“总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新唐书》本传则说他“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镵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马总不但以儒术教其俗，而且在公务之余，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于是安南之文风益兴盛，儒教之思想，更为深入。”姜公辅、姜公复兄弟是爱州日南（今越南清化省安定县）人，先后考取进士。《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载姜公复《对兵试射判得兵部试举人长垛，请用乐节，太常称格令无文，此乃选士之礼》中说：“射以观德，乐以和声，将选士于泽宫，必张侯于相圃，所以誓宗庙之宾客，备飧宴之威仪。何忽武夫而要《雅》《颂》?岂徒强饮强食，劳祝史之正辞；采频采蘩，令太常之奏曲。且五善之礼，无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间，尽呦呦之鸣鹿。苟用舍而有异，在格令而无文，责乃其不然乎?诉之又益耻也。”从“射以观礼，乐以和声”可以看出他对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把握还是相当到位的，说明其儒学素养很高。 公元968年，丁部领折叠平定十二使君，统一交趾，建立丁朝，国号大瞿越。这是越南独立立国之始，但此后一直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直至1884年越南被法国占领，沦为殖民地，这种藩属关系才结束。从968年到1009年，越南由丁朝（968-980）向前黎朝（980-1009）更替，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佛教盛行，儒学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到了李朝、陈朝时期有点类似于中国唐代的儒道佛三教并行，“三教同源”成为当时的一种罕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朝廷以三教学识考察人才，造就了越南历史上社会繁荣，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独特的时期。李朝重视道佛，但以儒治国，儒家思想成为制订国家和社会制度，协调君臣关系，维护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李公蕴从华闾（今河南省）迁都到大罗城（今河内），给越南儒学开辟了兴盛的道路，《大越国李家太祖皇帝迁都记事碑》载他说： 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室逮成王三徙。岂三代之数君俱徇已私，妄自迁徙？以其图大宅中，为亿万世子孙之计。上谨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辄改；故国祚延长，风俗富阜。而丁黎二氏，乃徇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迹，常安厥邑于兹；致世代弗长，算数短促，百姓耗损，万物失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况高王故都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繁阜之豊。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帝王之上都。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卿等以为何如。 显然，他迁都理论就是以儒学安民治国的观点为依据的。为了建立统治秩序的需要，李朝不断提高儒学的地位，1070年，圣宗李日尊（1054-1072）在京城升龙建立文庙、塑周公、孔子像及七十二贤人像，四时祭祀。1075年，仁宗李乾德（1072-1127）首次举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不过，李朝时期科举还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制度，往往临时需要就诏举天下士人来朝廷考试。1076年，李朝建立国子监，做为培养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兼教育和祭祀两项基本功能。庙内的大成殿、奎文阁、东西庑及进士题名碑与中国相同。从此儒学渐渐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到陈朝末期其地位高于佛道两家。 陈朝（1225-1400）建立后，也用儒家纲常名教、仁义道德来规范人们思想，进行社会教化，维护社会秩序。这个时期科举考试已制度化，孔子地位进一步提高，儒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备考经典，越南儒士通过演解《四书》《五经》来编撰一些传播儒家思想的著作。他们把《四书》《五经》当作儒教思想系统的金科玉律，又当作日月之光为儒家照明。黎贵惇在《云台类语》中写到：“自有文字，便有书籍。五经语孟，诚如日月”，而潘辉注则把《四书》《五经》中句辞的道理与自己生活体验加以印证：“行善则近报在己，远报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积，此即《易》所谓积善必有余庆，《书》所谓善降之百祥之意也。以壹家言，则由之可以应吉康成福禄；以壹国天下言，则由之可以厚风俗跻太平。其道甚大，读者其敬守勤行之哉！”在越南，许多越南汉字与喃字儒学著作都以《四书》《五经》为研究或论解儒家思想的直接或见解对象。越南现存许多论解《四书》《五经》的汉喃书籍。这些古籍分散珍藏在全国各个中央与地方的图书馆、各个城市与农村的私家书藏，甚至还保存在国外如法国巴黎的远东学院、日本的东京东洋文库、美国的夏威夷和哈佛大学等一些有名的图书馆中。据统计论解《四书》《五经》的汉喃作品可达数百种，其中包括许多卷佚庞大，页数可达数千的书籍。这些典籍材料具有很大的价值，表现出在越南文化中的儒教思想，也表现出越南以前儒士们的儒学程度。 当时人们认识到三教有互相合作，也有互相排斥，需要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如李朝究旨禅师认为佛教比儒、道高明一些，因为儒没有解决人生最大的生死问题：“孔墨执有，庄老溺无，世俗之典非解脱法。唯有佛教不计有无，可了生死。”而到了陈朝，特别是陈末，有不少儒学大师对佛教进行攻击，如黎文休、范孟师、张汉超等。如张汉超在《浴翠山灵济塔记》曰:“余谓释迦、老子以三空证道，灭后末时，少奉佛教，蛊惑众生。天下五分，僧杀居其一，废灭人伦，虚费财宝……其不为妖魔奸轨者几希？彼其所为恶恶可?”张汉超还在《北江关严寺碑文》中攻击佛教，宣扬儒家学说，为15世纪独尊儒学开辟道路：“寺兴而废，既非吾意，碑立而刻，何事（俟）吾言！方今圣朝欲畅皇风，以振颓俗，异端在可黜，圣道当复行。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顾乃拘拘与佛氏嗫嚅，吾将谁欺？” 这样，到了黎朝(1428-1789)、阮朝(1803-1945)将儒教推上独尊地位，成为国教，对越南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发挥其全面的作用。黎朝一开始就尊孔崇儒，确立了儒学的官学地位，黎圣宗时期（1460-1498）儒学达到鼎盛。具体表现是朝廷大兴儒学教育，官方提倡社会教化，按照儒家思想制礼作乐，制订各项制度，建立各类学校，设立各种科目，培养了大量儒学人才，造就了一批儒学名家或推崇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同时，还依据儒家思想订立了一系列普及性的法典和条例，并用行政手段加以推行，使儒家伦理深入社会底层，化民成俗。据《大越史记全书》载黎圣宗(1442-1497)根据儒家道德标准而规定士子应试的资格:“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这一阶段，在历代儒士的儒学知识及汉学知识逐步积累并加深的情况下，在外来文化“本地化”倾向影响下，越南儒士开始走上经学的道路，经学活动逐渐多方向、多平面地展开，包括经书文本考证、经典义理的评论讲解、经典作品的节要概括及喃译演歌等等，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儒家学者，如阮廌、吴士连、黎贵惇等人，他们还撰写了《平吴大诰》《易经层说》《春秋略论》《大越史记全书》《四书约解》《书经衍义》《群书考辩》等一批阐述儒学著作，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撰写的史学书籍。 越南学者把越南儒学分成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儒学传入，从属西汉到丁朝。第二，儒佛盛行，从丁朝到陈朝。第三，儒学独尊和宋儒学风传入，从陈末到明属。第四，宋儒和科举合一而所谓孔孟之学，从黎朝到西山。第五，比宋儒还底一层的儒学，从西山到阮朝。儒学在中国一般不认为是宗教，但传播到越南后强化了宗教性的一面。12至16世纪，儒学在越南成为统治思想，被当成国教。孔子被尊为神，孔庙在越南虽然也叫做文庙，但成为皇帝专设的庄严神圣之地，是“儒教”活动场所。14世纪后，越南黎朝尊儒限佛，把儒学奉为“国教”，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正统学说，官方在全国各个省镇修建文庙，文庙与佛教寺庙各有各的节日和祭祀活动，儒学逐渐地被人们当成与佛教一样的宗教。因此，有学者认为：“从中国输入越南的儒教，作为一种学说，有其完整的体系与内涵，古代越南确实没有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中国儒学之外的学派，而是将中国儒学应用于本国。”其实，从秦汉到10世纪越南独立前，是越南被动地吸收儒学时期，10世纪越南独立后则是积极主动地吸收儒学时期。10世纪以前是越南带有信仰，宗教的吸收，11世纪以后是越南带有理性，政治的吸收。这样并不是说11世纪以后儒学没有宗教性，只不过宗教被所谓理性和政治（形而下的宗教）隐盖而已。儒学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被越南统治者作为“儒教”的理论，认为天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它主宰着人类社会，皇帝是受上天之命治理国家的。 18世纪初开始，越南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儒教”的祭祀礼仪逐渐变成形式主义，不断掺杂某些迷信活动，在祭祀中推广来世论、阴间阳间论等，儒学丧失了其人文理性精神，失去了积极的社会作用。1802年阮福映建立阮朝（1802-1945），定都顺化，到188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仍然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中国儒家学说仍然继续着影响越南这个封建王朝，阮朝皇帝仍然把儒学作为国教，在“南郊坛祭天”仍然是阮朝的一项重要事务，不管国家财政困难，百姓生活困苦，他们都勉为其难地这样做，把儒学极端地宗教化了。 19世纪初期，在越南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儒家学说一度又重新昌盛起来，涌现出了一批经学、史学、文学名著。由阮朝国史馆汇集多位史家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以及《嘉定通志》等等均“本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为研究越南历史文化的必读史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越南迎来了其近代化历程，西方思想文化猛烈冲击着越南的传统文化，越南儒学也由不断走向衰落。 总之，儒教在越南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越南各个时代措施了深刻影响，在越南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儒教已适应越南人的社会生活需求，形成了越南人民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越南人的意识与思想，形成了越南文化的良好传统，如勤奋好学、尊师重道、重视教育、提高修养，尊重圣贤等。像在中国一样，儒学与越南封建制度紧密结合，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主流，部分地代替了当地原有断发纹身这样落后的文化传统，部分地与越南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构成了越南的民族精神支柱和民族文化心理。儒教不但对越南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对越南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思维方法等产生了深入影响。即使近二、三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东来，天主教、高台教等曾在越南北方传教或在南方传播过程中，也常常不得已借助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宣扬其教义。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敬鬼神而远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积极地认识世界，应对现实生活，提倡人们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改善社会习俗，增强人际关系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这些特点对越南人的宗教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越南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往往带有实用目的，形成了泛神论或多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和世俗文化的融合突出地表现在越南人也推崇儒释道三教和合，与在中国相似，在越南也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文化传统。越南接受中国儒教思想的过程长久而复杂，一方面中国与越南儒士以各种方式来尽力将儒家思想向人民日常生活中传播；另一方面，在三教（即儒教、佛教和老教）合一的趋势中，儒教亦努力斗争以肯定自己的地位。当儒教成为越南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越南儒士们从儒教接受了一些积极因素来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保持本国富有深刻民族特色的文化。越南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需，有选择、有重点地接受了中国文化，形成了越南儒学自身的一些特点： 1.越南传统的家庭是东南亚背景中的小家庭，其中夫妇的横向关系起主体作用；不像汉文化以大家庭——家庭、宗族为基础，非常重视父母对子女、祖宗对子孙的纵向关系。 2.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儒家各种道德规范中，如果说日本人重视“忠”，那么越南人特别强调“义”字。越南语常说“孝义”“情义”“道义”“正义”“非义”“君臣之义”“师弟之义”“朋友之义”“仆主之义”“夫妇之义”“糟糠之义”“对死者在最终义”等等。 3.“士”（儒士）在越南特受重视，享有高度的威望。越南儒士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进为官，退为师”，都和农民世代相处。到了近代，越南儒教的经济社会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加官僚制度加家长父权三只鼎足。 4.儒学对越南来说毕竟是外来的学说，是“进口货”，因此越南儒士接受儒学偏重简略、实用，经学一向不发达，这是历来国内外学者相当一致的看法。 二、越南近代社会与儒学地位的变化 古代越南历史受到了中国重大影响，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体制、社会礼仪法度、民间风俗习惯等思想渊源都多可追根溯源到儒家学说，儒学在越南封建社会起着类似于“国教”的地位，长期成为封建统治与社会教化的指导思想，在越南封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有越南学者这样说：“孔孟的思想，经过宋儒注解的经、传，受到崇拜，被视为一切思维、语言和学术与艺术活动的规范”。但是，近代以后，越南与中国一样也遭遇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这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精神。在越南阮朝政权的领导下，越南全民向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不过，由于他们的势力薄弱，在战争中连续遭到失败，最后只好无条件投降，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抗法斗争的失败，使儒学的传统地位受到严重的考验。法殖民者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现自己的意图。1862年，当吞并越南南圻东面三省的时候，法国人就把当地儒教学习和科举考试的各种形式一律停止。接着，1915年，在北圻允许举行最后一次乡试。1919年中圻，阮朝京都顺化省允许举行最后一次会试和廷试。从儒学出身的各种举人和进士，都要经过法国人所办的候补学校才能得到殖民政府的任用。已经存在过近一千年的儒教学习和考试制度，便从此废止了。代替儒学学习和考试制度的，是法国的殖民教育，其目的在于把越南人培养成为有西学知识、有资产阶级学问并忠诚于法国的人。西学代替了儒学，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按照法国的规定进行。法国侵略初期，阮朝分化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个派别。越南完全被法帝国主义者吞并后，越南儒家再一次发生分化。他们分化为四部分：一部分人对社会现实不满，可是又找不到改造现实的办法；一部分人安分守己，不管社会的好坏情况；一部分人乘机向法国统治者卖身求荣；另一部分人不甘心当亡国奴，殚精竭虑，寻求救国的方法。这些儒士不愿自己的良知和节操被蹂躏，就站在人民一边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越南是一个具有近二千年悠久儒学传统的国家，儒学仍然是越南民族的主导思想。在近现代，儒学是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动因之一，儒生曾经是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忠君爱国思想、夷夏之辨、社群主义等，对于培养越南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维护越南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都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忠臣义士。在越南近现代史上，曾出现众多维护民族独立、抗击外敌入侵的英雄烈士，他们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换言之，儒家思想曾经是越南爱国志士仁人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之一。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越南人不愿做亡国奴，一代又一代的儒士先后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救国运动，“文绅运动”（又称“勤王运动”）（1885-1896）、东游运动（1904-1908）、东京义塾（1907）、维新运动（1906-1908）等就是儒家信徒领导的，他们也自然是主力军，其中涌现出了潘廷逢、潘佩珠、潘周祯等最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他们本身也是儒士，很多人都研读儒家经典，受到儒家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思想熏陶，为越南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潘廷逢（1847-1896）是带领越南义军反对反抗法国入侵的著名儒士之一，死后被誉为越南民族英雄。潘廷逢生于河静省的一个官宦家庭，曾在阮朝的科举考试中考取状元，后被嗣德帝任命为御史。潘廷逢为人清廉正直，调查并撤除了许多无能和腐败的官员。嗣德帝驾崩后，潘廷逢几乎在皇室权力争夺间丧生。当时越南王室成员尊室说为摄政大臣，他无视嗣德帝遗诏，一年多内连续废除和杀死三个皇帝。潘廷逢反对尊室说的做法，便被剥夺了荣誉，一度还被监禁，后来便被流放回家乡。此时，法国已经征服了越南，并把越南并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份。面对外敌入侵，潘廷逢放弃朝廷的恩怨，与与尊室说一起组织起义军参加勤王运动，要把法国人赶出越南。“文绅运动”的口号是：“驱逐法贼，拥护王朝”。“文绅”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儒家信徒，多为退休官吏或乡村中的举人。1885年7月，尊室说在顺化抗击法国殖民军失败，与咸宜帝阮福明向越南各地文绅发出勤王檄文，号召文绅们起兵勤王。于是，越南中、北部的文绅高举“忠君爱国”的旗帜，纷起“勤王之师”，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抗击法国殖民者。面对如火如荼的越南勤王运动，法国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分化兼施的政策。1888年，勤王运动失败，咸宜帝被俘，尊室说流亡中国，各地勤王起义相继消泯。 潘佩珠（1867-1940），原名潘文珊，别名潘是汉，号巢南，出生于义安省南坛县一个乡学教师家庭，其父潘文谱是一位老儒生。他自幼跟随其父习经书，精通汉文，曾中解元。潘佩珠出生时,法国已占领越南南圻(今南部)六个省。他父亲是一位深怀忧患意识的爱国者,家中时常有爱国人士议论时政,潘佩珠耳濡目染，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熏陶。童年时代就喜欢玩“平西”(反法)游戏，青年时代更具有反抗精神。1882年,当他听说法国人侵占了北圻(今北部),就连夜奋笔疾书，写出《平西收北檄文》,愤怒声讨法国人的入侵行为，积极参加了“勤王运动”。1885年，他组织100多名同学组成学生军响应“勤王运动”，1900年起奔走各地，联络爱国人士，进行反法活动。武装斗争失败后，他因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影响，还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启发，在越南掀起了维新运动。1904年5月成立越南维新会，会员都是一些开明爱国士大夫，其宗旨是集合忠义人士，杀敌复国，以暴力手段，复兴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1905年初赴日本，先后与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结识人，还认识了大隈重信、犬养毅、宫崎滔天等人。这个时期，他撰写出《哀越吊滇》《海外血书》《越南亡国史》等爱国反法文章。此后频繁来往于日本、中国，掀起著名的“东游运动”，号召、组织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学，效法日本，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并秘密联系国内反法分子，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越南共和国。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1912年2月潘佩珠成立越南光复会并任总理。光复会的纲领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成立越南共和国。”1924年，潘佩珠在广州解散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1925年6月，潘佩珠在上海被法国特务绑架，押回越南，软禁在顺化御津，直到1940年逝世。潘佩珠推崇儒家，认为儒家学说高于各种宗教，他晚年撰写了《孔学灯》，专门阐述孔子思想学说。《易经注解》把《易经》译成拉丁化越语并详细注释，使这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能够在越南传播。他非常欣赏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之与卢梭的民权说相比附，认为孟子是民主主义的先驱。他说：“亚洲之大贤孟子云：'民为贵，王为轻。’”“历史上，无孟子则'民贵’之义难显；无卢梭则'民权’之旗帜南立。” 潘周桢（1872-1926），字西湖，广南省三岐府（今属广南岘港省三岐市）先福县人，出身于封建小官吏家庭。父亲潘文平为阮朝下级武官，母亲黎氏锺来自阮朝官吏家庭。小时候时潘周桢在母亲指导下诵读儒家经典，并在父亲指导下练习武艺。父亲去世后，哥哥聘请儒士为师教育他。1889年考入广南省督学学堂，1900年应乡试中举，1901年应会试中副榜。1903年被授予阮朝礼部承编。入朝做官后，起初他满怀幻想，试图推动上层官吏进行朝政改革。后来，他看到“到官场如市肆，视人民为鱼肉”的现象，才认识到自上而下道路走不通，必须自下而上对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都进行改革。1905年，他辞去官职，到全国各地游历，会见爱国人士，寻求国家出路。1906年开始领导越南维新运动。当时东方各国向西方学习、先后掀起变法维新维运动，中国新思想家的著译,以及戊戍变法、日本战胜俄国等重大事件汇成汹涌澎湃的新思潮,以中国为渠道,源源不断传入越南,对越南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时越南改革维新的任务,历史地落在爱国的儒生身上。潘周桢在20世纪之交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逐渐成长为越南近代民主民权运动的倡导者，维新运动的领袖，提出“开民智、振民气、厚民生”的口号，主张“导民排君”，废除君主制度，兴办新式学校，改革陈旧法律，移风易俗，给士绅言论自由，让他们创办报纸，沟通民情，兴利除弊，振兴工商业。 越南近代史上的维新志士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怀抱忠君爱国之心，振兴民族之志，投身民族民主运动，为越南的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说：“孔教最好的影响是，在封建制度衰落，社会混乱时，正因为有儒教，才使国家统一，使人民具有国家和民族精神。当国家面临外侵时，国民所以能奋起抵抗，保卫江山，一部分是由于儒家造就了多少代有忠君爱国精神的人。”而六十年代台湾出版的《越南通鉴》也这样评论说：“越南汉学家之所以令人敬佩,在彼等能得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以忠贞之心情，为救国救民之行动。当法人东渐之际，壮烈死节之事迹，史不绝书，此皆得力于儒学精神。” 在越南近代史上，越南社会属于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范畴，儒家思想系统已经失去了完整存在的理由（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是如此）。虽然这样，儒学仍然在对社会发挥作用，不过作用是多样性的。有人主张恢复儒学做人的思想与道德；有人认为儒学是封建的、祸害的东西，要把它全部抛弃；有人认为要把儒学的积极因素改造过来，作为教育爱国、民主精神以便实现民族与民主革命的任务的材料。当时爱国与进步的儒家，采取的是上边的第三种主张，他们把儒学里的积极因素继承下来，为革命事业服务。当时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儒家经典从汉字翻译成越文。在越南封建时期，儒学思想主要是通过汉字传播的。在人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看得懂儒学书籍，其他多数人没有阅读儒学书籍的条件。为了让社会具备客观、全面认识儒学的条件，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儒学的内容，必须把汉字儒学资料翻译成越文。当时具有民族精神的越南儒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儒家经典，如《易》《春秋》《诗》《书》《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先后翻译成越文，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或印成书本发行。因为这些书报可以满足社会一定的要求，所以它们很受欢迎。同时，一些具有西学基础的儒家，开始研究和编撰有关中国儒教史、越南儒教史的书。《儒教》《孔学灯》《儒教批判》等著作陆续出版，使广大读者有条件比较完整地去了解整个儒教的历史以及东亚的文化。 后来，越南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历程，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吸取。 三、越南的现代化与儒家的现代作用 从19世纪末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动，作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儒学也渐趋衰微，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已经不再有“国教”地位了，但越南人仍习惯把儒学称为“儒教”，文庙及其祭祀活动都被保存下来。一定程度上说，儒学对越南人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产生了很深影响，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宗教化了。在越南，人们对儒教和孔子抱着一种带有宗教式的崇拜，把汉字称为“儒字”，对“儒字”的尊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看到路上有张用汉文写的字条，就赶忙捡起来放到庄重的地方或烧掉，不管字条的内容是赞美孔孟之道的还是反孔孟之道的，因为它是用“儒字”，即“圣贤之字”写成的，所以一律受到尊敬。 二次大战造成越南南北长期分裂，越南儒学没有什么发展。不过，在南方吴庭艳政权时期，儒学学习与研究还相当活跃，教师们选录经典中的圣贤格言对中学生讲授，高等院校如顺化大学等还设有汉学讲座，以经学为主，词章为辅，培养汉学专门人才。西贡市还成立了孔学会、亚洲文化协会、中越文化协会，创办了《明心月刊》等刊物，出版了《明心宝鉴》等书籍，以弘扬孔孟之道，提倡儒家思想，传承越南传统文化。另外，陈仲金还出版了《儒教》等研究著作。南方政权还新建和修葺文庙，春秋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并规定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南方教师节，在这天举行不同规格的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弘扬儒学，教育学生，教化民众。 在北方，二战以后，仍然战事不断，无法对儒学进行整理和研究。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孔子儒家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要求展开学术思想斗争，以粉碎包括孔孟哲学在内的“错误观念”，所以在北方儒学复兴远不如南方。 值得研究的在北方，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则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革命者和民族英雄。胡志明原名阮必成，1890年出生于义安省南坛县一个儒生家庭，其父亲阮生色是个举人，曾中副榜。他的家庭有着浓密的儒学空气,父亲近华文教师, 5-6岁就开始教他读圣贤书，后来几位启蒙老师也都是儒生。所以，胡志明从小就对儒学有深刻的理解,后来胡志明本人又曾在中国游学,受到了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胡志明从小就立下了赶走法国殖民者，解放祖国同胞的远大志向。十五岁在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就秘密参加了反法活动，为爱国志士们做联络工作。1919年初，趁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召开之际，胡志明取名阮爱国，代表在法越南爱国者，向各国与会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著名的各民族权利的八项要求。要求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但是，巴黎和会与会代表无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使胡志明认识到被压迫民族要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民必须寻求自我解放。随后，他把八项要求印成传单，广泛散发，还邮回越南，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此，“阮爱国”的名字在越南就成为爱国者的旗帜了。自从参加革命以后，胡志明思想尽管发生了一个巨大转折，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像有的革命者激烈地批判和反对传统文化，他仍然对孔子非常崇敬，对儒学非常喜爱。1921年，他在《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了《印度之那》一文，其中谈到孔子的大同思想，称赞孔子是“伟大的孔夫子”，还引用并解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儒家名言。 上世纪40年代，胡志明曾对古今东西各种思想学说有一个比较，他说：“孔子学说的长处是重视个人道德的修养。耶稣的宗教的长处是高贵的仁爱之心。马克思主义的长处是辨证地工作法。孙逸仙的学说的优点是他的主张政策适合我国环境。”进而指出：“孔子、耶稣、马克思、孙逸仙岂非均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要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谋福利。”在工作中，胡志明善于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和要求革命干部，他用“仁、义、智、勇、廉”概括革命干部的人格，用“忠于国、孝于民”来教导人民指战员，并提出“勤、俭、廉、正”的革命道德。他多次肯定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并要求革命干部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说：“学校要为学生培养一种基本精神作为他们将来终身终世进行自我修养。这精神应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扼要地说，明明德就是正心，亲民就是亲近老百姓，热爱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换而言之，就是吃苦在人民之前，享福在人民之后。”他接着解释说：“正心、修身就是改造思想。”他还引用《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君子理想人格来概括越南劳动党（即今天越南共产党）的道德品格，并以身作则地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常常以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 总之，在胡志明的著作和讲话中经常会引用儒家一些概念和命题，并进行改造，赋予具有越南特色的无产阶级道德内涵，要求党员和干部必需具备儒家崇尚的美德,认为这样才能志公无私,一心一意为党,为祖国,为同胞办事。正如越南党政军领导人武元甲评价胡志明所说： 渗透到他的思想、感情中的儒教道德不是那些旨在维护封建秩序的“三纲”“五常”的教条，而是“修身”之道的“仁义”精神、好学求上进、谦让温和、处世“有情有理”…… 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所所长潘文阁也概括说： 总而言之，胡志明一向瞻仰崇敬孔子并高度评价这位伟大思想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对孔子的学说，他一贯采取科学的正确态度： 1.对作为直接为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整个思想体系，则彻底地批判。 2.儒家思想中带有远见的智慧的东西则被吸收。 3.儒家思想中至今有生命力的东西则继承和发展。 另一位越南学者这样评价胡志明与儒学的关系：“胡志明思想的独到之处是正在于马列思想的建设和发展是基于民族优秀传统这片土地，而在这些优秀的传统中，孔学因素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从胡主席开始投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晚年时期，他多次提到了孔学的道德价值，评价甚高。孔学的大同理想、民本思想、修身济世、治国平天下、忠孝两全等等，都是有价值和积极的因素。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胡主席的思想风范包含着许多孔学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同越南民族的优秀传统融为一体，造就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胡主席。” 受胡志明的影响，越南共产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革新和开门”（相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中，越南人还是强调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特别要弘扬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儒家实现中的以和为贵、以民为本、藏富于民、富而教之、重视道义、内圣外王、大同理想等思想观点以及人文理性精神、道德理想主义，都被越南领导层运用到革新开放事业当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应。儒家对理想人格和群体意识的追求，对社会道德的重视，对精神自觉的鼓励，强调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经世治用、敬业乐群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儒家主张的仁爱和谐、睦邻友好、礼貌辞让的精神性格；这些传统美德和优良思想文化遗产，得到广泛宣传和弘扬，为建树新的社会风尚、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出了贡献。随着“革新开放”的深入发展，越共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现象，从中央到基层的党内和政府机关内进行思想道德与生活方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每个家庭中大力提倡高尚道德风尚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在全国范围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2006年11月，又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五年的“以胡志明为道德榜样而工作和生活”的运动。1996年举行的越共八大就强调：“继承和发扬民族的精神、道德和审美价值，保护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修缮国家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在市场经济及扩大国际交流的条件下，必须特别重视维护与提高民族文化本色，继承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风俗习惯及民族自豪感。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丰富越南文化；与各种有害文化品的入侵作斗争，反对崇外、不伦不类、忘本的倾向。克服崇拜金钱、无视道义、轻视人文价值的心态。”显然，越南共产党“革新开放”的新时期仍然重视儒家重视道德、道义和人文价值的传统。2001年4月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所有的文化活动，旨在建树有政治理想，智慧、道德、健康、有创造能力，有社会全体意识，有仁爱宽容之心，尊重情谊，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家庭、社区和社会关系和谐全面发展的越南人。文化成为推动个人自我完善人格，继承民族的革命传统，发挥自立自强，建设和保卫祖国意志的因素。”这里的“文化”显然主要是指历来深受儒家影响的越南传统文化，说明越共在现代化建设中也非常重视以儒学为重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的积极调适作用。 越南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儒家文化在当地有着悠久深厚的基础。越南人把汉字称作儒字，平时他们之间交流用越南文，但在举行祭祀祖先、神灵、祈福等活动时，必须用汉字写成祝文。很多越南民间老百姓信奉儒家思想，他们称儒教或良教，认为通过学习和尊奉儒家思想，人就会变好。长期以来，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仁者爱人，忠恕之道，谦恭礼让，长幼有序，尊师敬长，尊老爱幼等，已经成为越南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越南素称礼仪之邦，注重礼节礼貌，古风犹存。越南人讲话细声慢语，和气和蔼，很少见到言语暴戾，举止粗俗的情况。在与人谈话时称呼对方，从不叫“你”，而是按照相互之间的辈分、地位、年龄、性别以及感情远近亲疏的关系，分别称为“先生”“老师”“伯”“叔”“姑”“兄”“姐”“弟”“妹”等等，听起来让人感到亲切温暖。越南人在社会交际中的这一独特的称谓方式可以起到拉近感情，缓和气氛的奇妙作用，甚至可以收到“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 1985年之前，越南的学术界处于封闭、停滞、困难时期。1986年之后，越南着手实行革新开放、革新思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社会也正在进步，为儒学研究营造了便利环境，使其进入了质的变化时期，越南人开始留意起自己的传统，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有了许多反思，展开了一些讨论，出现了关于儒学研究的较多成果。一些人到国外学成归国后，也开始研究儒家思想，开始关注越南自己的传统文化，越南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思考着自己和儒学的渊源问题。客观地说，越南80年代还没有类似中国的“国学热”，在“国学”上面还比较平静。越南毕竟是个小国，真正研究儒学的人并不多，大约一百人左右，他们分布在南、北方，在一些大学的院所里。在社会上，有人看儒学有很多合理、依然进步的思想，也有人以为儒学都是封建的、糟粕的东西，此种思想分歧也许跟中国差不多。在越南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评价儒教的地位和作用？如今越南在革新开放的政策下，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学术界正在重新评价儒教地位和作用。1990年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古今儒教》一书，该书主编武挑指出过：“儒教的价值观念，不仅对一些亚洲国家，而且对人类均有意义。”潘文阁认为，儒家学说并没有把人生价值仅仅归结为社会价值，而是强调应该对家庭、社会、国家以及人类都要负责任，儒家把人生价值主要归结为道德价值，其中以“孝敬父母”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借以维持家庭成员和睦，人际关系和谐。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儒家学说对家庭、社会都能起积极调和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甚至在“后现代化”时期，儒家思想对现代化不可避免带来的污泥浊水会起到一种荡涤作用。儒教对人类文化相当大的贡献之一是较早地抬高文化、教育的地位，宣扬知识和知识分子，把教育和学问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这也是为国家当前现代化事业划定政策并指导实施的人所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革新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越南文化也不可避免发生着诸多变化，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大力提倡振奋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化，客观、全面地地评价儒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在越南也兴起了类似于中国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古老的儒学（儒教）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各方面又重新回到越南人的生活之中，散发出幽深的馨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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