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

​  华夏民族屹立东方，拥有五千年的璀璨中华文明，与印度、巴比伦、埃及并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派，也称为儒教，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儒教由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孔夫子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儒教特别注重教化，教育是儒家实现其理想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教化的过程中又特别重视外部环境的影响。孔子曾经说：“性相近，习相远”，可见后天的影响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外部环境会对一个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儒教对后天教育环境的重视，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浅析中国儒教的起源、发展、传承与影响。一、中国儒家思想的起源

 

1. 百家争鸣

        在礼崩乐坏的周朝，社会开始出现动荡，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逐步丧失，权力逐渐下移，社会的凝聚力越来越弱，儒家学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的动荡，使原来身在王宫的知识分子开始流落到民间，王官的学术也开始下移，士大夫阶层兴起。士人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与改变现状的努力，由于审视角度不同，以及设计方案不同。导致各种不同的思想激荡。  一时间，新说不断，诸子百家，争鸣不已，使我国古代学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它们以深遂的思考展示了中国人对人类社会、人类自身的理论认识，在乱世中构建着治世的方案，在伪诈中探索着人性的光辉，在平凡中展现着博大的胸怀，在逆境中坚守着高远的志向。他们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辟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这个时期，除儒家外，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先秦还有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等学派，在它们的思想学说中也不时显现着智慧的光芒，如名家与辩论术，纵横家与外交术，兵家与辩证法、农家与重农思想等等，都一同促使了百家争鸣盛况的出现。百家争鸣不仅把中国思想文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东方传统文化。

2. 孔孟为首

       儒教创立者当首推孔孟，孔子开创了儒学，孟子对儒教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孔子，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公元前551年诞生，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代表作《论语》，孔子一生为了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而不停奔波，周游列国，晚年讲学授徒，整理文献，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公元前372年诞生。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代表作《孟子》。“人之初，性本善”，孔孟学说中关于人性的部分与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论相似，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产生了原罪论，以至“陷在迷惑，落在网罗”（提前六9），从此便由善变恶像“迷失的羊（耶五十6），这在孟子的思想中也是有的，像这样的情形，孟子谓“失其本性”（《孟子.告子上》)、又谓之为“陷溺其心”。儒家极少谈罪，但却极喜论人性，以孟之言善为主流。孟子谓人皆有“良知良能”（《孟子.尽上》），又谓有皆有侧隐、善恶、恭敬、是非之心等四善。人既由善变恶，因之以孔孟为首的学说，乃教人去恶从善。是以《中庸》第一章载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便是性善；“率性之谓道”但是人能率循天性而行便是向善之道；“修道之谓教”便是人性既由善变恶，所以非“教”之以“修道”，从而使之去恶从善不可，此与基督教之劝人悔罪改过，又颇似异曲同工。

 3. 尊孔为圣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汉武帝时被确立为官方的指导学说，孔子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多种尊称、美名加于其身。如“褒成宣尼公”、“文圣尼父”、“先圣”、“太师”、“文宣王”等等，汉高祖刘邦以太牢之礼亲自前往山东曲阜孔庙祭祀孔子，首开尊孔先河，汉高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祭祀孔子的皇帝，自刘邦祭祀孔子之后，祭孔成为后代帝王的普遍信条，并与泰山封禅之礼合并，古代帝王赴泰山封禅之后必前往曲阜祭拜孔子。孔子本人也一步步地被神化，民间有“尼山降圣”之神化传说。古代帝王或亲祭孔子、或追封孔子，无不以尊崇儒学相标榜，孔子成了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古代所尊孔子也不一定是真孔子，所崇儒学也并并非孔子所开创的原始儒学，但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也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成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

 

1. 薪火相传

       孔子去世后，他的门生子弟继承和发扬了儒教。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沿着原创期的精神发展，原有的分化在此期进一步扩大，昭示着儒学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综观此时儒教的发展，大致表现出两种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两大派别，一为“主内”派，一为“外务”派，但各自的理论还未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化。自孔门弟子以后至孟子、荀子之前，儒学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就儒学两大派而言，其发展与走向在此时渐趋明朗。各自有了长足发展，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论说更加精致，且试图在理论上取得突破，虽未形成的理论，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孟子、荀子时期，儒学的两大派完成形成，原始儒学走向成熟和完善。成熟的表现就是有了完整的理念做指导，即建立在人性论上的修养论。两大派在此期把各自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2. 焚书坑儒

        春秋战国诸候争霸、列国纷争五百多年，至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秦始皇三十四年（B.C.213），丞相李斯上书秦始皇，建议控制儒生的思想言论以利于封建集权统治，请求命令史官，烧掉秦国以外的史书。只要不是博士官所掌管，收缴民间私藏的儒家和诸子百家的著作，由各郡守、郡尉集中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用古代的理论批评当今社会的，族诛；胆敢隐匿包庇罪行的官吏，与犯者同罪；命令下达30天，还敢私藏以上书籍的，在脸上刺字，罚去做苦工。医药、占卜、农业方面书籍保留。秦始皇下令照办。

次年，候生、卢生互相讥讽议论秦始皇，害怕罪责难免逃走了。秦始皇大发雷霆，命令御吏对咸阳的儒生一一严刑审讯，儒生之间互相告发牵连，最后有460多名儒生获罪，在咸阳被活埋，并通报天下，以惩戒后人，  这是儒教历史上惨痛的“焚书坑儒”政治迫害事件。

3. 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统一思想的政策，标志着儒学从此成为古代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秦朝有博士七十余人，其中有的专攻儒家经典，有的精通诸子百家思想，有的熟悉方术。汉承秦制，汉初有博士七十余人，但多为顾问，对儒学传授影响不在，因汉高祖刘邦早年对儒生并无好感，晚年虽态度转变但并无作为。汉惠帝废除了秦朝颁布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一时间，诸子学说得到短暂的复苏，尤以黄老之学影响为大。秦末战争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汉初最紧要之事便是恢复生产，使百姓富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统治者采用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自然有其进步意义。文景之治的出现，表明汉代社会完全从战争恢复过来，但在国家富足之后相应出现的，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的变化，儒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4. 芝兰玉树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战乱仍频，南北分立，政治分裂将近四百年。这是一个民族整合的年代，从东汉后期，北方胡人开始入塞附边，借西晋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挺进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在与汉族的不断冲突之中走向融合。融合之中，意识形态的接受与重建最为重要，而儒家文化无疑是其中的指导原则，北魏孝文帝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就是最著名的例证。

       这也是一个学术重整的年代，董卓之乱颠覆了东汉王朝的神圣权威，曹操推行的用人唯贤政策削弱了儒家的一统地位，以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元康名士为首的玄学日渐兴起，成为两晋南朝的主流思想。佛教传播日益广泛，由上层士族到下层百姓，经过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高僧的改造，日益中国化。儒、释、道三教既对立，相互攻击；同时又吸收，三教同源，三教合一的看法日渐流行。在这一进程中，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礼学发展尤为神速，不仅大师辈出，著作繁多，而且与当时的家族门第、国家政治、社会风习、朝野教育、法律制度紧密相连，成为一时显学，充分展示了儒家文化的入世特征。

5. 登峰造极

       两宋时期，常被指责为积贫积弱，前与契丹、西夏签订城下之盟，输银纳绢，后遭金人肆虐，靖康之耻，二帝北迁，绍兴和谈，强虏横行。待到蒙古崛起大漠，铁骑驰骋，更是龟缩汉江以南，最终国破家亡，社稷丘墟，少帝无路可走，大臣背负崖山投海，立国三百余年，可谓屈辱之甚！但是，历史往往最为复杂。且不说《清明上河图》中显示的社会繁荣，两宋交子、会子等纸币展现的经济能力，即是文化，宋代也在中国历史上不遑多让。四大发明，宋有其三；科举取士，白衣卿相，此时方蔚为大观；文化名人成批出现，欧阳修、范仲淹、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群星闪耀，光照后世；儒学转型，关、闽、濂、洛，自成体系，影响深远；书院发展迅速，数量达到七百二十多所，其中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四大书院地位最高。四大书院立德立言，自由讲学，以友辅仁，儒家文化由此走向人间，日渐成为国人的日常习惯。宋明诸子，既要站在孔孟的立场，以排斥佛道，尊崇儒学，则为了“知已知彼”，乃不得不对释佛老庄之学，有更深刻之探究。不断反而因此而成为宋代的儒者，开启了研习释佛与老庄的学风，间接使他们扩展了研讨的范畴，扩阔了学术的视野，使儒学本身增加了新血液，出现了新面目。而其结果，则本以排斥佛道独崇孔孟为主要目的之宋明理学，却反而深受了释佛老庄的影响，这是宋明理学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却同时也是理学在儒学历史中所独有的特色。

四、中国儒家思想的传承

 

1. 化民成俗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一统时期，也是儒学走向民间，落实为中国人日常思维、生活方式的重要时期。元朝自忽必烈短暂推行科举之后，数十年不开科考，从而造成十丐九儒的局面。后来伴随着大明王朝的建立和官府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迅速深入民间。不仅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全部以程朱理学为圭臬，而且宋儒尚停留在口头纸面上的种种主张，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逐渐被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所接受，士大夫重气节，民间则重视贞节。风气弥漫之处，不免僵化教条。于是先有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主张和吸纳下层民众的泰州学派，后有顾炎武等人对心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批评，从而开创有清一代的实学考据之风。晚清西学东渐，坚船利炮之下，国家多遭凌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前后相继，推动洋务，富国自强，开启中国近化化艰难征程的同时，也推出“中体西用”的应对之道。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政者固然需要委曲求全，如李鸿章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但对于普通士大夫而言，儒家文化却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随处可见的官箴、戒使铭，随处可闻的戏文，评书，忠、信、仁、义，勒铭于石，映照于心，虽时断时续，终究藕断丝连。2. 中西会通

        晚清西学东渐，儒家思想渐遭怀疑。国力的衰微，列强环饲，国家危在旦夕，也使当时很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孔子作为旧传统的偶像，首当其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地位一落千丈。新旧转化之间，孔子以及儒教，已经变了一个箭靶子、替罪羊，为近代以来的落后承担所有责任。但也就在此时，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高涨之际，有一批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始终不离不弃，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新世界的来临更需要孔子思想的滋补，只有孔子的思想才适合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些人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他们秉承儒家理念，孜孜以求，躬身践行，为儒学在当代的转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9年后，这些人大多寓居港台地区或欧美，继续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奔走呼号，也被称为海外新儒家。大陆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儒学重新受到重视，也出现了一些旨在复兴儒学的学者，他们被称为大陆新儒家。

四、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乃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而儒教中的为学之道，最大的特点主张为学最重要之目的，不在于求知，乃在于于求善。儒教的四书，为宋代以后中国的士人所读，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其中《大学》中所说的三纲八目，更为多人所熟知。《大学》开始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于至善”。将儒家思想在教育、道德、伦理、社会、政治以至于整体人生之观念涵盖其中。孙中山先生，亦曾加以引用，作为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之精髓。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各国开办了孔子学院，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儒学又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如何探求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是当今众多学者共同思考的课题。 

      儒家思想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以基督教思想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基督教告诉我们世界有开始亦有结局，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信天使魔鬼，信人有灵魂，信将来有天堂地狱，信身体复活进入永世；儒教从不告诉我们该信什么，儒学认为，信仰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通过修身和践履，体验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儒教的信仰不是指信仰某个对象，而是指对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在具体处境和行为中实现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从宗教比较学的角度来说，儒教既是一种占据意识形态统治领域的封建礼教，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教化理论和价值体系，同时又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