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相信有命运这种东西存在。马拉美说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可是掷出一个骰子，虽然还没有落地，结果实际上已经由出手那一瞬间的速度、⻆度、风速、温度、湿度等外部因素所决定。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承接着远祖的基因，受制于各种规律，因此我们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讲，实际上也是确定的。譬如我这个人，我感觉我天生就是一个办报的命。这是因为，我人生的每个阶段似乎都在办报。 
读小学、初中时我就开始办报了，不过那时候办的是墙报，把同学们写的歪歪扭扭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收起来，整齐地贴在教室的墙上，再用彩色纸条贴一个框。读高中时办的是黑板报，我记得一排教室的正中，有一道走廊，墙上有两块大黑板，我经常要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在上面鼓捣出各种文字与图案。后来我在村里当民办老师，学校也要办黑板报，这活儿也落到了我头上。我后来考上邻县的师范，交了第一篇作文后，我的语文老师又推荐我做了校报的编辑，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一 直干到毕业。我还记得我办过一种板报，然后拖到荆州去展出，我一个人在现场守了一个星期，都不知道那些落下的数理化课程后来是怎么补上来的。 我毕业后分配到教育局，不久调到市政府，写了三年多材料，我的书生性格和志趣与机关氛围严重冲突，浑身不爽，一再申请调到了群艺馆，打算一心一意搞文学创作去的，但干了不到半年时间， 居然又被调到报社了。那是1988年年初，石首撤县建市两年了，市委决定恢复文革时期停办的《石首报》，听说一个副市长向宣传部长推荐我，因为以前我给他写过讲话稿之类的东西，他念起来比较顺口吧。这样我就成了报社的副刊编辑，负责编发文学作品。 我在报社干了整整十六年时间，从1988年创刊干到2003停刊，从副刊编辑干到总编辑，对这份报纸倾注了很多的情感与心血，甚至寄托了我的事业理想。期间有一些很有特权、很有油水的单位要调我去，我都一口回绝：我也不再对外投稿，就一心一意编我的报纸。人在报社，有一种重回校园的感觉，对每一份报纸的创意策划、图文制作和版式设计，都像是学生时代写作文，精心构思，得意书写，然后像期待老师和同学的赞许一般，期待社会与读者的反响与嘉评。  但书生办报，认死理，不管什么冠冕堂皇的的理由，我总是认为不能说假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报纸当然有立场，那就是坚定地站在真相一边，站在谎言和丑恶的对立面。它之所以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其实是与无权无势者结盟的。所以我特别反感那种给权贵拍马屁的文章，记得有一次坚决不肯编发给某个厂长树碑立传的所谓报告文学，和社长副社长大吵一架，最后扛不住，把画版的工具一丢，说要发你们发，我不管了!摔门而去。老社长就亲自画了版，亲自搞了校对，那一期的责任编辑也是署的他的名字。 当时就有朋友劝我说，这报纸又不是你的，你这是何苦。我就是不开窍，继续我行我素。好在老社长知道我是为了报社好，对我宽宏大量。后来我慢慢担任了一些职务，就总想报道真相，提高报纸的可读性。我记得签发了很多招来批评的稿件。其中有一篇《一个单身女人的悲剧》，说一个单身女人生了八 个孩子。有老干部批评说:石首的计划生育怎么在搞?一个寡妇都生了八个孩子，其他人岂不生得更多?还有一篇《石首人在中山为何被驱逐》，又有老干部看了给市委书记写信，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搞得石首人到处被人赶? 后来宣传部派一个工作组来整风，天天要我汇报思想。我被搞烦了，写了封辞职书交给他们，但听说部长接到后就撕了，说我是个做事的人，说他需要做事的人。于是我留了下来，牢记邓拓的教导——书 生习气不可无，继续捅娄子。我记得带着一个记者跑去采访文革时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稿件还没写出来，他就跑到市委机关吵闹，说党报的记者都采访我了，你们赶快给我平反。一位副书记质问 我:你什么人不可以采访，要去采访这个神经病?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舆论环境其实是宽松的。记得我在华科进修时，一个同学给我一些土家野夫在狱中写的旧体诗，我居然在报上都发表了。朋友问这是怎么发出来的？我说你只要不批评他就可以，谁管你副刊上那些诗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意思。还有一次为了搞批评报道，我安排记者去采写一部与石首有关的电影拍摄始末，意思是想说这部电影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我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与我关系不错的一位老领导有关，他打电话骂我，说你是哪根筋歪了，竟然想搞老子的名堂？ 唉，我不想把文章写得太长，这种事就不多说了，打住吧，总之书生办报，麻烦多多。后来报社应命撤销，我被安排去做了文联主席，办了一份《石首文学》杂志，本来人生应该按部就班走下半程的，自己也很惊讶为什么敢于在46岁时跑到深圳去给一家公司做了内刊编辑。这不得不让我相信冥冥中有神灵在引领我，完成我作为报人的一生。而今我退休了，还在鼓捣公共号，感觉还是一种职业习惯在驱使，是命运之手在指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