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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永泰二年，唐中央在安南都护府辖下十三纳贡州外，还纳入了数十羁縻州，以强化对边境少数部族抚镇。羁縻州所任用的官员主要来自各部族首领。
但朝廷对将安南纳入开化的中原话语体系始终缺乏积极的态度，在屡遭叛离后愈发明显。面临安南当地蛮酋多次起兵、南诏方面虎视眈眈的情况，贞元七年五月，中央在安南置柔远军。柔远军所指可作两种释读，一为“柔远镇迩”的柔远，作安边抚镇解，二或指唐安南福禄州治所“柔远”，结合当年都护高正平因蛮酋起兵围困而忧死的情况，朝廷应是在福禄州柔远派遣了一支军队，以平定当地的离乱状况。 一、南诏问题 安南地区的一大重要议题与南诏问题息息相关，德宗一朝贞元三年韦皋朝议招降南诏，僖宗乾符五年至广明元年针对南诏和亲问题进行数次朝议。其中高骈、卢携、豆卢蠪等皆持支持和亲的立场，以缓解当时唐廷同时遭受黄巢叛乱及南诏侵袭安南都护府的压力。 1.边境贸易 贞元年间有多个地方部族又归化于唐中央的羁縻之下，令安南都护府下辖州县发生变化：贞元八年，与峰州处于掎角之势的南定单独复置；十二年，安南都护府增置暑州、罗伏州、儋陵州、樊德州、金龙州、哥富州、尚思州、安德州，中央为来附的诸部族界定行政区划，实行笼络，以降低安南防备南诏时所可能出现的隐患。
结合这样的背景，唐廷所视安南地区的地位愈发明了。德宗年间，针对岭南地区的海贸问题，朝中进行讨论： “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言所以招携离者失其道也。曾不内讼，更荡伤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其时为贞元八年。客观而言，当时的安南治下确实缺乏维持贸易的稳定性。但广州所治亦并非平稳，肃宗、代宗时即有数次反叛情况，广德元年十一月，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叛，驱逐时任节度使张休。七年之后的大历四年广州人冯崇道、桂州人朱济时叛乱被平定。大历八年哥舒晃据岭南叛乱，占据广州一带，十年为岭南节度使路嗣恭平乱。可以看出，广州所处局势动荡，与安南地区相比并未更为稳定，但广州一经长期开发，即与中原联系紧密，且地势相较之下更为平坦，少有如安南都护府境内的险峻地势，优势明确。
因此，尽管安南亦有“富饶地，聚赀尤多”的评价，同时因自身沟通各方的重要地理位置，也已经汇聚了一定的商业贸易活动，但中央仍然取广州区位优势与延续既有商贸政策的观点。 2.军事部署 自开元十年安南人梅叔鸾反叛后，中央加强了对安南地区的管理力度，但与邕管、剑南以及部分南蛮部族共同构建的军事部署，最终并未形成有效的控制。其后，历代朝廷所下达的诏令文书，大多与安南被蛮寇侵扰的情况有密切联系。 中央坚持对安南诸部族首领采取笼络抚恤的政策。唐时两爨蛮在西南地区势力广大，“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也”，与生獠成为安南境内一大势力，占据以昆州为主的地带。经隋朝开皇年间和唐太宗在位时的开拓，两爨蛮所治疆域归并至朝廷的统辖范围内。在梅叔鸾变乱后，针对安南“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审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朋雠相嫌，经营损害：既无控告，自不安宁，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的状况，中央颁布《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对两爨蛮首领进行安抚。
二、官员的任命 安南都护府管州官员的来源，较都护一职而言更为繁杂斑驳。中央依然保留对这一层级的任免权利，部分官员也来自中央的分派，其中多有官员因流放贬谪被派遣至此的情况。贞元八年，德宗担忧窦参奸状恶行，加之其在被贬谪至郴州后，可“交结中外”“与诸戎帅交通”，造成威胁社稷之举，因此将其贬为驩州司户，在窦参行至邕州武经镇时赐死。元和五年，卢从史任昭义军节度使时势大，宪宗借其与吐突承璀相交之机将其擒获，贬为驩州司马，并赐死。会昌年间，裴夷直因忤逆武宗遭贬谪，被斥为驩州司户。 1.战略要地 尽管安南都护府是经略西南地区，拱卫剑南、岭南五管等地，防范南蛮起事的冲要之地，被中央视作占据重要地缘位置的战略要地，但朝廷在选任正州及羁縻州长官时，仍不得不委派蛮族首领以统领土族力量，致使各支部族内部的上下联动并未削弱，与之相反，土人首领凭借对部族已有的影响力以及朝廷给予的正统性地位，与上一级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导致起兵动乱的行为时有发生。 建中三年，演州司马李孟秋、峰州刺史皮岸兴兵反叛。元和年间，南方酋豪杨清为驩州刺史，时任安南都护李象古忌惮其势力强盛，因此将其调任为牙门将，最后招致杨清于元和十四年反叛。长庆四年，环王国与黄洞蛮攻陷陆州，陆州刺史葛维死于任上。太和二年，峰州刺史王升朝反叛。但中央仍倚靠对当地各部族的笼络以施政。开成三年马植上奏升武陆县为陆州时，该地实际的统辖权力交付于部族首领，并以采用统一的赋税制度为标志，正式纳入至中央经济体系之中：
“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 2.部族之间的勾结 各部族间绝非全然独立，尽管安南地区环境险要复杂，势力错综林立，但为谋求自身强盛，诸蛮也会与周边部族产生相互勾连，对安南都护及周边州县进行攻击。经过内部倾轧，黄氏即黄洞蛮一支成为西原蛮的代表势力，对安南地区构成安全上的威胁： “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脣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
黄洞蛮势力强盛后，时有叛乱等情况，杨清兴兵反乱李象古前即领命引兵征讨黄洞蛮：“象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还，袭府城，陷之。初，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数反覆。”此外，黄洞蛮也有多次反复离叛，虽然朝廷任命部族中人担任地方官吏，但黄洞蛮仍有多次叛乱并侵吞各州县的举动，如：“山谷，诸黄世自聚，为豪观吏，厚薄缓急，或叛或从。” “又有黄少度、黄昌瓘二部，陷宾、蛮二州，据之。”这样的反叛动荡，对安南的经略根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在扩张过程中，安南都护府的少数部族不仅联合诸溪洞蛮族起事，还会联合南诏、林邑等地，掀起规模巨大的动荡，梅叔焉叛乱即是如此：“开元初，安南蛮渠梅叔鸾叛，号黑帝，举三十二州之众，外结林邑、真腊、金邻等国，据海南，众号四十万。”这次反叛也是南诏寇犯前发生在岭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战乱。 小结 如果以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将视安史之乱为唐代重要的分界点，则需认识到其对唐代政治格局的根本影响在于此前唐代一直保持着强中央的权力结构，政权内部的变化往往围绕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转移这一主题而展开；而安史之乱后，中央的控制能力为地方节度势力所逐步攫取，其统治根基从根本上被彻底弱化，中央对地方军事的依赖上升。
在国家外部，自中唐以来，吐蕃—唐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成为唐代最为紧要的边陲问题，与二者均保持密切往来的南诏即在期间得以发展壮大，成为在吐蕃之后的又一边患。因此，在国家内部权力弱化与西南地区边患日炽的共同作用下，中央一方面重视对安南都护府的军事经略，另一方面，也因任官的出身，实际上将对安南地区的控制能力让渡至地方的军事势力手中。 尽管这一举措是出于军事经略与镇抚边蛮的需要，但是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央对安南都护府的掌控，都护的贪暴与错误决策等状况即可造成安南地区的严重动荡。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央以具体的军事手段不断强化对安南都护府的控制，正式将安南纳入赋税经济体系，并强调对蛮族的笼络与抚恤，王朝内部权力的失衡却削减了其经略手段的有效性，导致中央对安南的影响力出现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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