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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战犯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二战的硝烟过后，有不少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战犯潜逃到世界某一个角落，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许多国家战后都着力于发展经济，不愿意花费巨大的金钱和精力去追缉。 只有一个组织——以色列摩萨德，穷尽永远不遗余力去和在逃的战犯死磕到底。 1960年3月的一个清晨，在一间森冷的办公室，以色列总理古里安正在接见鲁莽闯进来的摩萨德首脑哈雷尔。 哈雷尔来不及道歉，火急火燎地递给总理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个50多岁的男人占据了全画幅。 古里安凝视着照片，怒目圆瞪，气得发抖，嘴里咬牙切齿地说：“最低限度要提头见我。” 哈雷尔笔挺地做了一个立正军姿，回答道：“绝对有这个把握！” 这个被摩萨德盯上的人，额头上已经凿了一个死字，他就是阿道夫· 艾希曼。  艾希曼生于1906年的德国，成为社畜后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吸尘器推销员，混到26岁加入了纳粹党。自此他在政治上一路高歌猛进，从集中营的头头干到了犹太人问题专家，只用了仅仅4年。 他毕生的志愿就是醉心于如何解决犹太人，1942年，他拥有了对犹太人的生杀大权。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当中，有65万是艾希曼亲自下令驱逐屠杀的。在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艾希曼为了高效率杀死犹太人，发明了煤气中毒的方法，成片成片犹太人口吐白沫死去。 这样一个刽子手，可谓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然而，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却没有出现艾希曼的身影。 他生死未仆下落不明，但摩萨德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坚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艾希曼销声匿迹长达15年，接到了有关他行踪的第一份情报。 说来，这份情报的获得，还带有点滑稽，或许艾希曼也不会想到，出卖他的，是他最亲密的人。 那是1957年的秋天，在阿根廷首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正在追求一个有众多追求者的漂亮姑娘，为了把其他竞争情敌干掉，小伙果断拼爹，搬出自己父亲曾在德国军队乃至帝国的许多地区担任过大官要职的光鲜履历。 小姑娘听了果然生出崇拜继而委身，小伙乘胜追击，又拿自己和父亲做对比，他说父亲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把犹太人赶尽杀绝，换做自己就会一个不留杀个精光。 这番言论让小姑娘吃惊又反感，小伙有所不知，小姑娘身上就流着犹太人的血。 她回家之后把这个男友的“种族灭绝”言论告诉给了双目失明的父亲，碰巧父亲听报纸的时候，获悉德国总检察长鲍威尔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艾希曼的下落。老父亲一下子醍醐灌顶，将女儿的男朋友和艾希曼的关系联想起来。 小姑娘的父亲叫赫尔曼，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眼睛就是在那里被害瞎的，他满腹狐疑问女儿，她的男友姓甚名谁住在哪？ 小姑娘自己也一脸懵，因为男友行踪诡秘，从不吐露家庭地址，来往信件也是寄存于他的一位朋友家代收，关于男友的名字，只知道他叫尼克。 这让赫尔曼更加怀疑女儿男友的身份蹊跷，于是和女儿找到替尼克代收信件的那位朋友，再从他口中查到了尼克的住址——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门牌上写着两位住客的名字——“达古特”和“克莱门特”，房东则是一个叫“史密特”的人。 赫尔曼老人的直觉告诉他，自己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于是立马去信给德国总检察长鲍威尔。 尴尬的是，鲍威尔虽然也在苦苦寻找艾希曼，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力去说服德国当局开展追踪行动，换而言之他也只是在媒体报纸上喊喊口号而已，实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把这条线索辗转交到了摩萨德首脑哈雷尔的手上。  哈雷尔拿到这份情报时，也是头疼了好一阵，摩萨德每天收到有关恐怖分子的情报多如牛毛，真真假假缠夹不清，到头来认真去甄别，结果钱花去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却没几条。 要知道，以色列财政有限，摩萨德是一个经费紧张，全靠信仰的组织。 但这次牵涉到重要战犯艾希曼，还是勾起了哈雷尔的调查欲望，思前想后，他选择宁可信其有，决定先派出小规模的特别行动组（三名特工）潜入阿根廷秘密调查。 可惜，历经两年漫长而艰难的调查，仍然茫无头绪。 1959年12月，哈雷尔可能是争取到了大笔的调查经费，他豁出去地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开进欧洲地区对艾希曼的关系网进行秘密监视。 主要的监视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艾希曼的德国妻子、他82岁的老父亲以及四个兄弟。 这项工作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首先是在别的国家干秘密勾当不容易，其次艾希曼本来就是党卫军头子，反侦察警惕性极强，所以绝不能让他察觉到周边的风吹草动，连树叶动弹都不能，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通过大量的秘密走访，摩萨德特工发现艾希曼是个恋家狂，即使处境危险，仍不愿和家人长久分离，时常会在生活上和妻儿们发生交集。最新的线索显示，为了不远离家人，艾希曼藏匿在南美洲某国，但由于艾希曼亲属个个口风极严，都为他打掩护，所以艾希曼是不是藏在阿根廷得不到肯定。 除此外，令调查组啼笑皆非的是，一开始报信的赫尔曼老人提供的线索地址——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被他一口咬定是艾希曼的房东史密特，经调查证实不是同一人；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也早已搬家去向不明，俨然是一个空无一人，和艾希曼毫无关联的一个房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摩萨德向欧洲地区派出调查组，纯粹是无头苍蝇误打正着，他们根本没有获得外界任何准确的线索，调查工作完全是从零开始。  图 | 艾希曼左三 正正由于对情报的误判，导致调查组陷入瓶颈。先不说尚不能确定艾希曼藏在南美洲哪一个国家，就算真的确定艾希曼就藏在阿根廷，要在一个国家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找人，也是难如登天。另外还有一个压力是，如果再拿不出成绩向上汇报，上级不会再给这个调查拨加经费。 底下的人偃旗息鼓，作为摩萨德首脑的哈雷尔也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在一个月色黯淡的夜晚，他失眠了，对着窗外的星空怅然若失，树叶被阴冷的风吹得沙沙作响，或许这已经是他失眠的不知第几个晚上。 哈雷尔踌躇沉思着，倏忽之间，天边已吐出鱼肚白，正要打算回去悄眯一会儿，房门却被“砰砰砰”激烈敲响，一名亲信高喊着“紧急情报”。 哈雷尔从这名亲信手中接过一份电文，还有一张照片，又惊又喜道：“这...核实清楚了吗？” 亲信目光坚定回道：“千真万确！” “这事一刻不能等，我这就去汇报。” 哈雷尔披上大衣，十万火急闯进了总理办公室，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原来，调查组此前曾不抱希望派出一名女特工游走于阿根廷的各种夜生活场所，对艾希曼那位早已不知去向的“拼爹儿子”进行“美色召唤”，没想到对方还真上勾了。负责策应的特工立马对其进行跟踪，终于在圣费尔南多区加里保迪大街发现疑似艾希曼的人物，暗处的长焦镜头随即对这个疑似人物拍下一连串照片。 很快，摩萨德总部确认照片中的人就是战犯艾希曼。 此时的总理古里安刚刚晨起，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当即下达重要指示：“弄回来！活的最好，死的也行！” 哈雷尔领命退出去。 他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怎么捉？第二，捉到了怎么运回来？ 关于怎么捉，任务过程中变数太大，没有太多细节可部署，只能随机应变。哈雷尔先派一支11人的精干特遣队进入圣费尔南多区，他们一人一间客房，分散住在当地的小旅馆。另外再多租一间代号叫“堡垒”的房间作为行动总部，一间代号叫“宫殿”的房间作为艾希曼的囚禁室。 这样加起来，这次行动一共租了十几间房间，为的就是一旦被阿根廷警察发现艾希曼失踪，特遣队就可以将艾希曼转移到这十几间房间里面循环藏匿。 关于怎么运，这是哈雷尔最头大的问题。这比捉人还难，并且出发前就要事先部署好。首先排除一定不可能陆运，只能考虑海运和空运。海运速度慢，中途还要停泊好几个外国港口，容易遭到例行检查，哈雷尔果断否决了这个方案。 那么只能是空运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知哈雷尔，本国没有直接飞往南美地区的航线，不过要立马开辟一条，也不是不行。哈雷尔不赞成眼下突然去开辟航线，这样太招人猜疑。他在一则新闻中得到启发：阿根廷将要举国庆祝独立150周年，以色列领导人受邀在5月20日参加活动。 哈雷尔决定利用以色列领导人搭乘抵达阿根廷的专机做押送艾希曼返国的工具。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向以色列航空公司建议，以色列代表团提早至5月11日抵达阿根廷，而特遣队也不能早于5月11日将艾希曼抓获，因为关押太久容易出纰漏，所以特遣队抓捕的日子就定在5月11日，当天抓到，当天就随以色列专机溜回国内。  经过数日的跟踪监视，特遣队已经摸清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他每晚7时40分都会乘坐203路公共汽车，下车后步行回到加里保迪大街一座平房内。 这次行动，哈雷尔亲自挂帅，他认为艾希曼下了公共汽车之后，是抓捕的最好时机。又特别交代，抓捕时万一碰上巡逻的阿根廷警察，万不得已的话要即刻将艾希曼击毙，要是不能逃脱被捕，得一口咬定自己的责任。 5月11日19时25分，实施抓捕的特工已在公交车站附近待命。除了超时的等待之外，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手表指针指向了20点5分，203路公交车的末班车缓缓驶来，如果下车的乘客中不见艾希曼，就说明行动有可能暴露了。 恰巧此时雷雨大作，朦胧的雨中辨别人就更难了，但眼尖的特工还是发现一位老男人在下车的乘客当中步伐有所不同，显得更稳健有力，更节奏规律，只有受过正统军事操练的人才会自然而然地迈出这种步伐。 “是他了！”一名特工对着袖珍无线电对讲机报告。 随着哈雷尔的一声“行动”，两辆隐蔽的汽车打开改装过的前大灯，两束白色强光打在艾希曼的前后方，使其一刹那失明。待他反应过来时，人已经被五花大绑架到车上。整个抓捕过程，一分钟都不到。 撤退途中，特遣队的队员大气都不敢喘，直奔关押地点“宫殿”。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艾希曼也阴沉着脸，一句话没说，尽显疲态。 直到两辆汽车安全到达“宫殿”，大家才忍不住一片欢呼。 通过简短的审讯和独一无二的纳粹党编号甄别，特遣队确定没有抓错人。当问及他是怎么逃出德国的，艾希曼交代自己没有一开始就逃，而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才找机会亡命于数个国家，最后来到阿根廷化名“克莱门特”（赫尔曼老人提供的线索不完全错误）。可见，他谍报头子的名号可不是吹嘘的。 然而，特遣队才高兴没多久，哈雷尔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接阿根廷方面通知，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抵达时间延迟至5月17日之后。这就意味着，特遣队要将艾希曼藏匿关押至少一周的时间。如果艾希曼的亲属意识到不对劲，就会立刻报警，引发阿根廷警方全城大搜查，这时特遣队的特工也会面临被逮捕的危险。 这个消息无疑让整个特遣队为之一震。哈雷尔决定打乱原先的计划，不再将艾希曼关押在旅馆，因为一旦警方开展大搜查，大小旅馆一定是首当其冲被摸排查访的地点。而且一周的时间，即使事先准备用于转移的旅馆房间再多，也足够让阿根廷警方掘地三尺。 一个特遣队成员提议，要不就藏在艾希曼原住宅附近。 在极端处境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哈雷尔深信还没到这一步，稳妥起见，他另租两处豪华别墅，一处在城中，一处在乡村，还安排特工夫妇购买新式家具进去入住，伪装成长期住户。而艾希曼，就藏在其中一处，相较于旅馆，警方不能随便搜查居民住宅，何况是小资产阶级的住所。 而另一边，哈雷尔安排两名特工策划一桩“车祸事故”。被撞的特工得了脑震荡，入住一家医院之后，智力受损但每天都在好转。数天后，医院给他开了一张智力混乱的医疗证明和一张允准回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1960年5月20日，以色列领导人的专机抵达阿根廷。艾希曼被特遣队的医生打了一针麻醉剂，不到10秒，他失去了一切知觉，任由特遣队员随意拖拽来到机场。 在侯机场，目光所及的阿根廷边防警察就有数十个，艾希曼要是清醒的话，来个现场大作，所有人就完蛋了。所以没有比打上一支麻醉剂让他昏睡过去更好的办法了。 检查护照的时候，艾希曼的状态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怀疑，一旁搀扶他的特工人员递上了“脑震荡患者”的医疗证明，检查人员得知这名病人是要回国治疗，不但释然了疑惑，还礼貌地喊来人帮忙搀扶。 伪造证件对于摩萨德特工来说，简直小菜一碟。但既然要偷梁换柱，基本的真凭实据还是要有的，那名“脑震荡特工”的有关证明，全部嫁接成艾希曼的信息，在信息系统不发达的时代，做到这种程度的神不知鬼不觉，并不困难。 5月21日0点，以色列601号“不列颠”式飞机起飞。 哈雷尔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当他宣布任务完满成功时，飞机上响起了雷动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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