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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4个团中3个受挫,三团如何取胜?毛主席牢牢掌握指挥权

 风声之家 2022-05-07 发布于江苏省

原创 子野 子野观史 2022-05-07 08:00

一、这一天,没有枪声
1927年9月,毛主席到达铜鼓,按照张家湾军事会议的决定,指挥秋收起义。
起义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以第一、第四团为右翼,从东北方向进军长沙;以第二团为左翼,自安源攻萍乡和醴陵,然后合取浏阳;以第三团为中路,攻下白沙镇和东门市后与第二团一起攻取浏阳。最后,4个团构成对长沙的包围,与长沙工人里应外合,攻占长沙。
19月9日,经过几天紧张而有序的部署,毛主席向各部发出了举行起义的命令。
这一天,正值中秋佳节,是团圆的日子。
这一天,没有枪声。
参谋长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设计的军旗,首先在修水举起。军旗中央嵌有一个金黄色的五角星,五角星上面是黑色的镰刀和斧头,白色套管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1个大字。
长沙铁路工人纠察队奉命前去破坏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以切断敌人的增援;
右路在卢德铭和师长余洒渡率领下,第一团在前,第四团随后,浩浩荡荡向平江进军;
左路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攻打萍乡……
第一团和第四团开过杭口,闯过马坳,直抵渣津宿营,一路旌旗所向,无人阻挡。
中秋之夜,圆月当空,清风送爽,毛主席在铜鼓与军民共赏明月,为部队举行授旗仪式。
这时转来消息,长沙通往株洲的铁路已被扒去铁轨,从岳阳到长沙的交通也瘫痪了,长沙通往湘赣边界的交通全被我军切断。
长沙已成为一座无法增援的孤城。
出师如此之顺利,使毛主席感到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起义部队和工农群众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担忧的是并没有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长沙看上去已经孤立,但离陷入义军的包围为期尚早。长沙是不是可以攻,是否可以取,还取决于分进合击的计划能否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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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坐镇三团,以防不测
安源是工农武装力量聚集的一个中心。1927年9月10日,工军革命军第二团在这里起义。
起义工人控制了株洲至萍乡这段铁路,二团指战员在团长王兴亚的指挥下,先攻打萍乡。60多名矿工化装混进萍乡城,想炸开城门,让攻城主力部队长驱直入。不料守城敌军早有准备,炸城门无法下手。
智取未成,王兴亚只好强攻,但是从凌晨一直攻打到晚上,还没有攻下萍乡城。
王兴亚便让部队乘火车到八里坳下车,直扑醴陵。
9月12日,义军胜利进驻醴陵,在文庙坪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9月13日成立了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同时恢复了被解散的工会和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
当敌人派来两路重兵企图合围第二团时,王兴亚旋即指挥部队主动撤出醴陵县城,避实就虚,部队经老关北上,于15日乘机攻克浏阳县城。
结果,因骄傲轻敌,第二团终于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重围,部队在突围战斗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再说右路的第一团和第四团,虽然有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亲自指挥,一时进展顺利,但卢德铭和余洒渡收编的第四团却构成了秋收起义的最大祸害。
就在第一团和第四团一前一后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四团突然叛变,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团长失踪,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
苏先骏是个既有军事机会主义者之嫌,又曾有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之实的野心家。早在浏阳工农义勇队成立伊始,苏先骏被湖南省委派到浏阳,他就想篡夺军事指挥权。在10万农军攻打长沙战斗失败后,他曾率领部队从长沙撤到永安市,瞒着潘心源和湖南军阀唐生智派来的代表唐生明密谈,企图把浏阳工农义勇队拉去接受唐生智的改编。遭到潘心源的痛斥和阻止之后,苏先骏又在战斗中带上几个人逃跑了。不知怎么搞的,苏先骏竟弄到了一张党中央的指示信,信中命令浏阳、平江等县的农军合编为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独立团,立即开赴南昌(后来他们才知道是去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信中还指明独立团由苏先骏担任团长。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不久又被夏明翰从浏阳北乡发出的紧急电文所证实。
这些情况,尤其是苏先骏的通敌和逃跑,当时毛主席是不是知道,目前还没有得到可靠的资料加以证实。至于从火线逃跑后的苏先骏怎么摇身一变成了第二十军独立团团长,迄今仍是一个谜。
不过,在秋收起义中,毛主席对苏先骏不放心,因此亲自坐镇第三团,以防不测,却是历史事实。假设当时毛主席并不了解苏先骏过去的所作所为(潘心源在安源会议上并没有揭苏先骏的老底),那就更说明毛主席善于观察人。
事实上,第三团的指挥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毛主席自己手中的。
三、秀才初用兵,攻城又掠地
9月11日清晨,毛主席亲自率领第三团1000多名战士,自铜鼓出发,向浏阳的白沙镇进军。
队伍在中午到达离白沙镇只有30里地的上庄,战士们身穿蓝灰色军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肩扛乌黑的钢枪,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纷纷要求马上攻打白沙镇。
毛主席却非常冷静。他下命令让部队暂停前进,说:“莫性急,先去摸清敌情再打不迟。'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呵!我们三团出师的这头一仗,定要获全胜,所以急不得。”
说完,毛主席把三营营长兼突击队长汤彩之和陈沾奇叫到身边,命令他俩化装深入白沙镇去侦察敌情。
两人得令,立即出发。毛主席又嘱咐他们,“快去快回,天黑前,一定要归队。”
汤彩之和陈沾奇临近黄昏时赶了回来,他们察看了白沙镇的地形,还抓回了一个熟悉敌军内情的暗探。
毛主席马上听取了汤彩之和陈沾奇的汇报,亲自审问了那个暗探,然后制定了周密的攻打白沙镇的战斗方案。
首先,毛主席分析了攻打白沙镇的意义,认为白沙镇位于湘赣交界地带,是沟通铜鼓和浏阳两县的交通要道。攻取白沙镇,能够极大地振奋湘赣边界人民的斗志,激励农民群众起来响应秋收起义,推动土地革命。
接着,“我建议。”毛主席客气地包了苏先骏一眼,胸有成竹地提出了他的攻城方案,“以一营为左翼,从漳溪出发,直奔词王庙,先切断敌人的退路,关门打狗。正面进攻用一个加强营,加上直属机枪连,直捣樟树坳。其余兵力为右翼,悄悄出发,趁正面强攻之机,突然袭击,占领柞松岭高地,再居高临下拦腰插入敌阵,把敌人截为两段,打他个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打他个片甲不留!”
“我已派人与白沙镇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他们已组织农民鸟枪梭镖队,还有几门松树炮,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我让他们埋伏在白沙镇左侧的茶林里,随时狙击左逃之敌。”
“为了更有把握,我建议正面部队派一个尖刀班,由侦察过白沙的陈沾奇带领,上去摸掉敌人守城的岗哨,最好在敌人吃晚饭时发起进攻!”
攻打白沙镇的战斗,完全按毛主席的计划进行。经过一场激战,三团当天晚上就攻占了白沙镇。
全镇人民家家户户敞开大门欢迎毛主席带领的起义军队,群众纷纷拿出他们最好的东西来慰劳战士们。许多农民群众争着要求加入秋收起义部队,一夜之间,三团发展壮大到2000多人。
正在军民欢庆三团攻打白沙镇旗开得胜之际,毛主席接到了关于第一、四团和第二团出师不利的报告。毛主席舒展的眉头又皱紧了,起义的进展连连受挫,证实了他当初对中央关于分进合击主攻长沙的决定的疑虑。
此时,毛主席退一步分析,即便攻占了长沙,起义部队也很难按中央的意愿守住长沙,八一南昌起义攻占了南昌,不是也得放弃吗?
毛主席认识到,在敌人力量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工农武装割据要想长期站住脚,目前是不现实的。
但是,苏先骏急功近利,别有野心,坚持按原计划攻打长沙,还以执行中央的命令来压服毛主席。
《孙子·军形第四》说:“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毛主席深深懂得“自保而全胜”的用兵之道,他认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攻城,不攻不守之城。让战士们流血牺牲,即使攻下了而又守不住;甚至攻城之先就知道守不住,却要去攻取。在毛主席看来,那简直是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
苏先骏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而毛主席之所以是毛主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实事求是,因敌用兵而不是盲目地按中央的命令行事—特别是当中央的命令和指示与客观事实相违背时。
正如《孙子·九变第八》所说:“……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将在自专”,“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毛主席身为中央特派员、前敌委员会书记,统领秋收起义部队,一开始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湖南省委的一些同志主张发动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起义,愿望是好的,但不切实际。整个湖南,秋收起义部队不可能全线出击,势必是“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的。现在既然“分进”的三路秋收起义部队,一路撤出战斗,一路败北,“合击”长沙的可能已不复存在。所以,毛主席坚决反对第三团单独攻打长沙。
9月12日,毛主席统领三团胜利之师,亲自指挥攻克东门市的战斗。他命令三营营长汤彩之带上突击队从小路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弹药库,打了一个“中心开花”的漂亮仗,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了东门市。
苏先骏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晚召开团、营级干部会,要部队第二天再接再厉,攻克达浒和官渡,闯过古港,直扑浏阳。
毛主席坚决反对这种盲目出击的做法,他耐心地说服大家,告诉同志们:
“达浒和官渡原有唐生智第八军的4个团驻守,目前,浏阳的守军正在开往达浒和官渡,敌人已不惜重兵把守这两个要地。并且,长沙的敌人已派兵增援浏阳……”
苏先骏对这些敌情变化一无所知。
“显然,敌强我弱,攻达浒和官渡打浏阳是办不到了。”毛主席果断地作出不战的判断,同他前两次毅然决定攻取白沙镇和东门市一样需要战略家的勇气。
“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争,当急退以避之,可以全军。”进退胜败皆兵家常事,进未必胜,退未必败。毛主席初用兵即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和伟人胸襟。作为党中央特别委派的秋收起义的总策划和总指挥,毛主席把秋收起义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土地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而不光是从军事上考虑起义的成败。他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态度对待这次起义,决不固执地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争一役一战之胜败。
苏先骏始终不相信敌情已发生变化,指责毛主席多虑会贻误战机。他还用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攻占长沙的决定来压毛主席,这就涉及到毛主席与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原则分歧。“瞿希望从城市开始,毛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权力。当时他与瞿也是若即若离。”
毛主席觉得不应该在三团干部会议上,公开他与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一些同志在秋收起义方针方面的意见分歧,他不想同苏先骏争辩下去,决断地说:
“打达浒也好,打浏阳也好,打长沙也好,都不能打无把握之仗。部队先在东门市驻扎,边发动群众,边侦察敌情。同时加强我军的防守力量,防止敌人来犯。”
部队于是在东门市驻扎下来。
果不出毛主席所料,敌人真地来袭击三团了。
苏先骏对毛主席心怀不满,阳奉阴违,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麻痹轻敌,疏于防范,不但不加强戒备,连了望哨也不派一个。
9月14日,唐生智派出的第八军的两个团包围了三团驻地,致使我军遭到敌军的突然袭击。
为了保存实力,毛主席指示三团立即向上坪方向转移。
此时,二团在攻占浏阳后,团长王兴亚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忙着找商人开会筹饷,不料受到优势敌军的包围,在突围中全团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
而率领一团的师长余洒渡一开始就拒不执行毛主席原定要他到铜鼓与三团会合力进攻浏阳的计划,却把他擅自收编的邱国轩部作为前锋攻打长寿街。结果邱国轩与敌人勾结,突然反戈。一团在金坪受到夹击,战斗失利,损失很重,不得不向平江、铜鼓边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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