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惊雷震九州 ——长沙和平起义纪实

华韵F哲思 2022-05-07 发布于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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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先枢梁小进

三湘惊雷震九州

——长沙和平起义纪实

1949年8月4日，湖南省会长沙，这个长期以来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省会中心城市，传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领所部宣告起义。这是长沙3000年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变化，是一场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斗争。

湖南的老“家长"程颂公，竞选不成得了个湖南

1948年夏，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经过一年来的战争，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被我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共产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就在此时，离开湖南政坛近20年的程潜，回到了湖南，上任长沙绥靖公署主席兼湖南省主席。7月24日上午9时20分，程潜乘专列抵达长沙车站，月台上鼓乐齐鸣，人头攒动，省会各界人物、地方绅士纷纷向他扬起欢迎的双臂。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长沙府醴陵县。1903年考入省城湖南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l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此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程潜无役不从，历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护法军湖南总司令。北伐战争中，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取南昌、克南京，功勋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代理参谋总长。程潜一生南征北战，叱咤风云，威名显赫，在党国内的湘人中，向以“家长”称之，又以其字尊称为“程颂公”。

程潜一生的军政生涯中，与蒋介石共事20多年，但与蒋早就有了很深的矛盾。l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于9月20日拜访程潜。两人互相叙旧，漫谈时局，在谈到未来将要举行国大选举时，毛泽东主张程潜参加竞选，说：“竞选副总统搞成了，好主持国共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个湖南。”毛泽东的一席话，给程潜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活直至举行长沙和平起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果真，l948年3月，程潜参加了竞选，而且也果真失败了。但是郁闷中的程潜却意外地发现他在家乡人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蒋介石为控制湖南，以制衡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便拉拢程潜，任命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总制湘、赣两省，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与桂系早有宿怨的程潜如愿以偿，果真得了个湖南。

颂公抵长当日，在省政府礼堂即中山纪念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程潜在会上发表演说，讲着讲着，慢慢撇开那个“有和平倾向，符合民意”的讲稿，竟慷慨激昂地大谈起“戡乱剿匪”来：“我程颂云今年六十有七了，但是，我决不惜任何牺牲，要与'共匪’拼命，纵然活到一百岁，我也还有勇气与他们拼命……我现在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了，大家也就不用怕共产党了。共军只怕他们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讲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邓介松、萧作霖等有和平倾向的人，在台下听得莫名其妙、目瞪口呆。会后，程向邓、萧解释说，这些话是有意讲给南京方面听的。

萧作霖是程潜的老部下和亲信，他极力支持颂公回湘主政，曾出面邀集李默庵、黄杰等湘籍黄埔学生，到陈明仁家吃饭，提出了“团结拥程，回乡应变”的主张。邓介松原是唐生智部属，时任湖南民政厅长。邓、萧两人，一文一武，可谓程潜的左膀右臂。因此，程潜回湘主政，就将两人分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和长沙警备区司令。为了实现湖南民主和平的局面，颂公回湘之初花了很大的心思和精力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对反对他的势力，分别采取拉拢、安抚、调离等手段，逐渐理顺了方方面面的关系。他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湖南省保安司令、湖南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于一身，站稳了“家长”的脚根。

中共湖南省工委不失时机，策动长沙和平起义

程潜回湘后的矛盾言行及种种举措，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密切注视。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的指示精神，对程潜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程潜曾两次同共产党合作，在湖南有较大名望，在南京政府又受到蒋介石和桂系的排挤。因此，省工委书记周礼认为“有争取程潜转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可能性”。l948年8月，省工委建立了统战小组，指定中共党员、湖南大学经济系讲师余志宏任组长。

三角塘省工委旧址

余志宏领受了策反程潜起义的任务以后，深感责任重大。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他终于找到了两位能够直接影响程潜的重要人物一方叔章和程星龄。

方叔章当时是省政府的顾问，抗战中任程潜天水行营的秘书长，与程交往甚深，无话不谈。方为人开朗，对时局有开明的看法。余志宏通过关系认识了方叔章，经常到方老家，给他分析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阐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以期由他去影响程潜及程潜身边的人。

程星龄，程潜的族弟，生于l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过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余志宏在福建时就与程星龄有交往，知道他是一个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于是，立即托人给在台湾的程星龄带去一信，催他从速回湘有所作为。程星龄回到长沙后，马上又成为萧作霖和邓介松要寻找的人物。他们在颂公面前周旋，在省府增设了物资调节委员会，任命程星龄为主任委员，正式把他拉进了省政府。

有了方叔章和程星龄，余志宏的活动更加频繁了，在王家菜园搞一个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长沙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湖南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3人参加，表面上是座谈时事，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了解动态，并起掩护作用。

11月19日，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方叔章家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家宴，应邀赴宴的除余志宏外，还有邓介松、萧作霖、程星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等，可谓高朋满座，四壁生辉。由于李达的出席，更使邓介松等省府大员感到有幸。李达，中共一大的12位代表之一，又是著名社会科学家，他的到来为这小小的家宴增添了不少色彩。酒宴上，大家畅谈时局，国民党败局已定，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成为议论的中心。当听到萧作霖说颂公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的时候，李达把话题接了过来：蒋介石往后是不可能派兵到湖南来了，也没有什么兵可派了，白崇禧尚在武汉，以后可能到湖南来，但也只能是路过，或许会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时间，但他想在湖南阻挡住解放大军是不可能，湖南的解放指日可待。李达一番精辟的分析，使满座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桃子湖聚会的话题很快就传到了程潜耳中，特别是李达的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程潜。方叔章也去找过程潜。他开门见山地给老朋友点明，你一家l0余口，到香港或美国，你没有人家有钱，生活怎么办?去台湾，你受得了蒋介石的气吗?你就连李德邻、白健生也没法搞到一块呀，今后怎么办?颂公心动了。

1948年12月，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平津战役进入后期，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分裂，白崇禧在武汉公开扯起“和平”与驱蒋的旗帜。在这种情势下，程潜必须对自己的政治出路和湖南的前途作出果断的决策。1948年的最后一天，程潜迈出了和平起义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就在这天深夜，他对程星龄说：“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吧。”他唯一有所顾虑的是，他被列上了中共中央关于惩办战犯的名单。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l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在这一新的政治背景下，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推向使他响应八项条件、促成局部和平的阶段。l月22日，程潜正式复电行政院长孙科，并在长沙和上海的报上发表，表明对中共八项条件除惩办战犯一条尚须商讨外，其余7条均可接受。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不再反共、谋求和平的态度。针对程潜对列入战犯的顾虑，周礼在余志宏的陪同下访晤了程星龄，请星龄向程潜转达了中共关于战犯问题的诺言：只要站到人民方面上来，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

程潜义无反顾，终于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于是他下令在全省停止征兵、减少征粮，释放政治犯，并撤换了坚持反共的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的职务。

陈明仁移师湖南，唐生智命驾来省，长沙和平起义形成阵营

程潜内心深处还有一点顾虑，手下那群掌握兵权的“天子门生”会不会跟他走呢?特别是长沙绥署3个军全由主战派黄杰把持，程潜能直接指挥的仅有4个保安旅。旧历年除夕，颂公把程星龄又召到卧室，忧心忡忡地把心病抖了出来。两人苦思冥想，反复权衡，同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既掌握有部队又非常敬重颂公的人。如果能得到这个人，湖南和平大业就有了把握，而且就可以不用再担心那些“天子门生”了。这人就是华中军政长官署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

陈明仁，字子良，程潜的同乡。190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他只身到广州，进入程潜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9月，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陈明仁又成为蒋介石的黄埔弟子。陈明仁戎马一生，能征善战，先后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屡建奇功；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滇缅战役，浴血奋战，力挫顽敌，因此，在国民党将领中号称“铁血将军”。1947年四平战役，陈明仁以效忠党国、报答蒋介石知遇之恩，死守危城40多天，辗战19昼夜，而红极一时。然而，他并未因战功升迁，反遭陈诚控告而免职，调任有名无实的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后经白崇禧邀请，赴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又兼第一兵团司令。白崇禧希望他以死守四平的精神来保卫武汉。而蒋介石还寄望他驻守武汉以牵制桂系。

为了调动陈明仁回湘，程潜很费了一番苦心。先是命绥署高参张严佛去武汉与陈密谈，继而又请出前国防部次长刘斐去汉游说。白崇禧与刘斐旧谊不薄，因而丝毫不怀疑刘斐有其他用心。刘斐想出了一大套理由：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既是武汉后方，又是广西门户，而程潜实力不强，应加派军队去充实。刘的建议正中白的下怀，白当即向程潜提出将陈明仁调驻湖南的建议，程潜自然回电同意。于是，白崇禧不经国防部调令，即令陈部开拔。1949年2

月，待到白崇禧派人到溪口、台湾分别向蒋介石和陈诚报告时，陈明仁已率所部5万余人进驻湖南。程潜声色不动，将陈明仁策动回湘，确为当年奇妙的一着。

据知情人回忆，陈明仁回湘当日下午就驱车来到程府。颂公当即叫人摆下几盘精致的家乡小菜，一瓶茅台好酒，两人慢酌细谈起来。从25年前的师生情谊谈到眼下国势湘局，越谈越投机。酒至半酣，陈明仁从身上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原来是蒋介石给陈明仁的手令，要陈到湘后监视程潜的活动。程潜看后，淡然一笑，说，现在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悉听尊便。陈明仁慨然表示，我宁可负蒋介石和白崇禧，决不会负颂公!把手令撕成了碎片。经过地下党的努力和程潜的启发，陈明仁很快与程潜取得了走和平道路的默契。

移驻湖南后，陈明仁为迷惑白崇禧和国民党特务，在公开场合总是摆出反共的姿态。在一次会上，他拍桌大骂：“共产党公开活动，没有人管，我要杀人!”1949年4月北平和谈破裂后，程潜召开会议商讨时局，陈明仁却张言：“要在中央和白长官的领导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其他企图!”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武汉岌岌可危。白崇禧为牢固地控制湖南，亲自来到长沙，对程潜形成极大威胁。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等爱国人士聚会商议，决定把闲居东安的唐生智接到长沙与程潜合作，以对付白崇禧。随经中共湖南省工委和程潜同意，乃以省市工农商6团体及51个人民团体名义南下迎唐。

4月25日，迎唐代表陈云章和席楚霖、周翊襄一行人到达东安唐生智家，陈云章说明来意后，唐生智当即表态：“如果是去为程颂云保驾，我是决不去的；为湖南3000万人民，我是可以去的。”只一句话，既含蓄又明了，表明了他对和平运动的态度，也流露出他与颂公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

4月29日上午10时，唐生智专列抵达长沙。程潜亲率省军政文武大员及人民团体代表共约300多人，冒雨在车站等候，场面之热烈不亚于迎接程、陈莅长时的情景。5月2日下午，省参议会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会上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会”，推唐生智为主任，辛亥元老仇鳌、湘西巨头陈渠珍为副主任。唐生智英雄豪气不减当年，慷慨激昂，即席演说：“湖南人为救命而团结，才可对得起革命先烈不死的精神，本人一定以全副之精神拥护各位完成这一使命!”

唐生智到了长沙，与程潜、陈明仁3人以各自的职权、名望，分别代表着政权机构、军队、民众团体3个方面，形成了长沙和平起义的强大阵营。

白长官败退入湘，白色恐怖再罩长沙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武汉，白崇禧率数十万军队败退湖南。为实现其“湘桂联防”体系，白崇禧将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衡阳，另于长沙藩正街省参议会大院设指挥所，坐镇指挥。决心“在湖南和共军决一雌雄”。白崇禧的到来，使长沙又回到白色恐怖之中。长沙和平民主力量遇到严峻的考验。

白崇禧到长沙后，大肆摧残和平民主力量。他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逼走唐生智，解散“自救会”；改组省政府、改编湖南部队，甚至千方百计要将程潜调离湖南。

他疯狂地镇压长沙新闻界和学生运动。其时，长沙新闻界已基本为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控制，常使国内政治军事动态，通过“共军猛烈进攻，国军转移阵地”之类大字标题予以巧妙反映。白崇禧对此也不能容忍，接连对长沙《中央日报》《中兴日报》《晚晚报》等进行停刊处罚，并拘禁了长沙《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6月12日，长沙市学联举行联席会议，特务20余人闯进会场，当场捕去2人。几天后，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震动全省的高继青惨案，将长沙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绑架至市郊左家塘活埋。

在白崇禧实施白色恐怖期间，最痛苦的是陈明仁将军。他一方面要在白长官面前表示与“共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要暗中保护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把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中上级军官团结起来，成立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会”，但被人告到了白崇禧那里。是陈明仁巧妙地把这一进步组织保护了下来。

中共中央运筹帏幄．谋划湖南和平大业

中共中央一直在关注着湖南前途。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致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就估计到长沙等地按北平方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l94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天津组成，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5月中旬，毛泽东在北平会见李达时，着重谈到程潜、陈明仁的态度和长沙实现和平解放的可能性。5月下旬，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驻香港联络员乔冠华报告，作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部署。6月，毛泽东、周恩来又商请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湘籍人士章士钊、刘斐南下香港，配合南方局就近做争取程、陈的工作；还调陈明仁的老师、已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总队长的李明灏赴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的事宜。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和平起义的决心愈益坚定，1949年春夏，他们分别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代表举行了会见，6月中旬程潜正式向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程潜还私下向中共代表提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的要求。中共代表欣然允诺。

7月4日，毛泽东电复程潜，对他决心走和平道路态度和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表示“极为佩慰”，并表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第四野战军，指出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为造成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有利态势，7月18日，毛泽东分别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共湖南省工委，明确指示，前线我军“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与程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转告程潜及各有关方面，“保持镇静，不生恐慌。”

7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盘踞湘、鄂、赣边的蒋、白残部发起攻击，19日解放浏阳，20日解放长沙市郊重镇金井，直迫长沙和株洲。白崇禧率部溃退衡阳，临走之际他还指望陈明仁再演一出“四平之役”，特免去程潜省府主席职，命陈明仁兼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陈明仁正在加紧与解放军代表的谈判。22日，程潜、陈明仁的代表抵平江天岳书院，与解放军代表金明、唐天际、袁任远举行和平谈判，于29日达成湖南和平解放的原则协议。

三湘惊雷，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领衔在省政府礼堂（原中山纪念堂）发表有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表示“率领全湘军民……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当日程潜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和《告将士书》，向全省人民和将士宣布长沙已经脱离广州政府，并号召各阶级一致联合起来，驱逐白崇禧，成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政府。陈明仁也于当日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全省各级官员暨所属军师官兵及全省人民》的文告，并随即将蒋介石、白崇禧留置在长沙的特务匪徒予以拘捕。

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唐伯球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解放湖南的号召。同日，黄雍等140名在湘军官，通电拥护起义，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参加人民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