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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原作者唐星（1892—1964），字天闲，新邵县上坪镇人，1937年授中将衔。早年就读于长沙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两度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湘军任职。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学生总队长、入伍生部副部长兼军事教导总队总队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十六军四师师长、第十师副师长、第四军独立二十五师师长。北伐后随张发奎反蒋，失败后被通缉，流亡日本。1935年回国任总参谋部中将高参。 抗战爆发后，任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绥署参谋长、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第五战区军法执行总监、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与中共取得联系，程潜任命他为武汉行营中将总参议，长沙绥请公署副主任。1949年8月协助程潜和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担任国民党方面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天津副市长等之职。 1964年12月7日在武汉病逝。著有《作战计划及各种命令》《步兵操典之问答》，译有《战术学讲话》及文史资料《我参加湖南起义以及同白崇禧周旋的经过》等。 1915年，唐星东渡日本，进陆军同文学校学习军事，结业回国后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与叶剑英同学。因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再度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后，唐星谢绝留校任教，毅然回国。途经台湾时，赋诗寄愤：伤心故国豆和瓜，海上台湾不属华。旧景朝鲜亡国恨，何堪重吃女儿茶。 回国后，唐星在湖南省卫军督办署及岳阳镇守使署任职，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第三教导团团长及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与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等互相配合，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总指挥部中将参谋长兼独立第四十师师长，战功显赫。 “四一二”事变后，唐星公开反对蒋介石，受蒋通缉，幸得好友李国良之助，赴日任驻日陆军留学生管理员，直到1935年回国。回国后，受程潜赏识，经程多次疏通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参谋部中将高参。唐星协助程潜调处蒋介石与桂系纠纷，与程成为莫逆之交。 卢沟桥事变后，唐星任湘鄂川黔边区绥署参谋长，后调李宗仁第5战区11集团军任总参谋长，积极抗日，战果辉煌。1944年，因处决“扰乱金融，危害抗战”的河北老河口中央银行行长，得罪孔祥熙，被蒋介石调汤恩伯集团军任副总司令。但有职无权，被汤安排至上海狄恩威路开办酱油厂。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唐星愤然辞去军职，前往重庆，受到周恩来接见 ，对国内大局认识加深。1947年，程潜任命唐星为武汉行辕中将总参议。1948年 ，程潜回湘主持军政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决定率部起义 ，但受驻军武汉的桂系白崇禧钳制。是年冬 ，程潜调唐星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副主任 ，负责长沙与武汉的联络。1949年4月开始 ，唐星与程星龄 、马子谷等人定期参加地下党代表余志宏组织的碰头会 ，酝酿起义策略。后担任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为确保湖南和平解放做出卓越贡献。 解放后，唐星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市参议室主任等职。1964年病逝于武汉。著有《作战计划及各种命令》、《步兵操典之问答》、《我参加湖南起义以及同白崇禧周旋的经过》，译有《战术学讲话》。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及《民国人物大辞典》均有传。 正文 一、程潜初回湖南和白崇禧的打算 程潜（1882.3.31～1968.4.9） 我同程潜很早就认识了。抗战前程在南京参谋总部任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找我去当助手，每日同室办公，事无大小都交给我。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我协助程调处蒋桂纠纷，从发起到收尾，几乎无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对我很是信任。 一九四七年间，我在同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在一九四八年七月间，闻程潜就要回湖南主持军政，我认为在湖南将可以搞些工作。当时湖南的人心虽绝大多数已有反蒋迎共的倾向，但反动势力仍复不少。而且听说程潜准备带回湖南的一批黄埔生，多是蒋介石的爪牙，我估计程潜还会演一出拥蒋反共的“压台戏”。不过，这是暂时的。全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他们日益不利,虽欲“多行不义”，其可得乎?我想程潜既能反蒋于前，又何尝不可反蒋于后。况他与蒋本来是貌合神离，纵一时标榜拥蒋，也不过暂维个人地位，不得不然。他终归是善变的能手，时机一到，看风转舵，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唯他对中共的内心，我还没有摸过底。只听说他在重庆时曾去拜会过毛主席，可见他就是主张反共，也不是绝对的。到了为事势所迫时，他是“识时务”的，不会顽固到底。 我经反复考虑，心中有点数了。当程潜于七月下旬到长沙的那天，我便到省政府去看他。当时去表示欢迎的人很多，他应酬得都很周到，独对我毫不理睬，我登时心里就明白，他此时正在准备演的戏，象我这类配角，不仅无用，还会大杀风景。因此，一会儿程到礼堂去向欢迎他的群众讲话，我就悄然溜了。 据说这次讲稿是秘书长邓介松写的，但程在讲话时大大有所增改。改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我既回到湖南，大家就用不着再怕共产党了。“在头一个月以内，我判断共匪绝不会来到；第二个月，他来也不怕了；若到了第三个月，就只怕他不来。”他这些“空炮”是放给蒋介石听的，既要靠蒋吃饭，就得对蒋表示忠诚。 程潜来到湖南以后，蒋帮的黄埔系势力可谓盛极一时。单将字号军宫，就不下数十百个。所有在湖南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部队以及各式各样比较重要的军警机关，几乎都为他们所掌握。在长沙当权而活动又最力的有黄杰、李默庵、刘嘉树、李树森、蒋伏生、刘进、王劲修和肖作霖、杨继荣等（除肖系黄埔六期、杨系四期外，余均为黄埔一期生）。黄杰除经常在长沙活动，还设有一个编练区司令部于衡阳。李默庵除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又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在常德。至于长沙绥靖公署、湖南保安司令部和长沙整备区司令部等，也由他们之中的其他几个人当家。他们都是：一手捞钱，一手扩军。  黄杰（1903年11月2日—1996年10月29日），字凭家，湖南长沙人 在黄埔学生中争取当湖南省主席的，也有好几个，就中以黄杰和李默庵两人为最。  李默庵(1904年10月17日—2001年10月27日) 各树各的势力,各拉名的关系,各做各的宣传，搞得异常起劲。有一天，我看见一张小报上给李默庵作宣传,就有如下令人肉麻的笑话。说什么黄埔有三杰：“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可见程潜是把黄埔“天字第一号”的角色都搬到湖南来了，无怪乎程潜那天就职所说的话并不是完全吹牛。在他的心目中，有了这班“人杰”还不足以自豪吗？后来，我观察这些黄埔学生当中，也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彻头彻尾拥蒋反共的。其中如李默庵、刘进、王劲修等，就经常动摇；肖作霖本是复兴社的要角，但却常有左倾的浓厚色彩。当时在长沙的还有黄埔一期生黄雍，则是反蒋拥共最力的一个，我与他也取得过联系。在共他方面，还有偏左的，或可左可右的，数量也不很少。我觉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面，大有文章可做。除了应做一些准备工作之外，暂时我采取了静观的态度。 大约在八九月间，白崇禧来信邀我到武汉去。白对我说：“我想请你用总参议的名义帮帮我的忙，暂在这里一个时候再说吧。”饭后，他又引我到他个人办公室里，开口便问：“颂公（指程潜）在湖南搞得怎么样？”我说：“你还不明白吗？颂公一去湖南，就被那些天子门生’包围，有的要官，有的要钱，有的要兵，都拿着他这块家长招牌做幌子，发号施令、霸道横行，闹得湖南全省鸡飞鹅叫，此外还有什么？”白笑了一笑，又问，“你是他的老军师，为什么不找你帮忙，反要信赖这班家伙呢？”我说：“他现在需要的不仅要帮他的忙，还希望能帮老蒋的忙，才算角色。所以他物色的即是老蒋的高足，也多半是他得意的门生。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举两得了。若把我摆进去，难免不把他与老蒋和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搞坏，这可正是他聪明的地方。不过，到了他实在搞不下去的时候，也许终有找我的一天。”白说，“这位老头到现在怎么还要靠老蒋吃饭呢？大半壁江山都被老蒋这班人送光了，难道还看不清楚吗？老蒋是垮定了的，湖南省有三千多万人，何愁没有世界！若与广西联合起来就有四五千万，还可以算一个大国，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还要依靠老蒋这个死老虎呢？如果对老蒋还存什么幻想，那就只有同归于尽，别的希望是没有的。我们对颂公还要想法子救他一救才好：”我说：“只要健公有意救他，那当然不成问题。不过，也还需要时间， 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眼前他还不想也无法跳出那个圈子，必须看机会，一面劝他清醒过来，一面将他周围恶势力逐渐给他去掉于净，然后才可以起死回生’。”以后，白崇禧差不多每天都找我谈一两次，除了经常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何无用并替自己的部队吹牛之外，最关心的就是湖南问题。他的企图，就是等蒋介石垮台之后，把湖南完全控制在他手里和广西打成一片。他担心程潜不能和他合作，又碍于程的资格比他老，不便对他发号施令。如果程潜到时能知难而退还好，否则就成了一个麻烦问题。他的话里面，也。包含着想把我“居为奇货”的意思。 我和白的关系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战前，帮助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闲难时，他还周济过我。  刘斐(1898年～1983年4月8日) 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 我考虑到要想解决湖南这种复杂的局面，不利用白的力量不行；完全被他控制湖南，则更不行。要想凭借他的力量，就要和他合作；要想不被他完全控制，就要拥护程潜 这块“老招牌”：两者缺一不可。但打这种如意算盘，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做许多艰难曲折的工作。我与白的关系也就有进一步加深的必要。 二、程潜的徘徊歧途一九四八年冬，程潜果然调我回湖南，这正符合白崇禧的愿望，他极力怂恿并相约密切取得联系。我到长沙后去见程潜，程表示非常欣慰，要我先和各方面碰碰头，了解情况，以便以级署副主任的名义，帮他张罗一切。  程星龄(1900年4月29日—1987年10月) 我首先找着程星龄，因为他是我的旧相识。他与程潜是兄弟行，闻他们向来意见不合，他回乡还是经人敦劝的结果。程潜起初因为他有共产嫌疑不大相信他，后来因为程潜的思想渐渐有所转变，因而对他的态度也随之逐渐好转了。程星龄首先介绍我和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见面，说邓与绥署刘嘉树等意见颇深，并希望我来为他们调处。邓介松我也认识，但没有来往过，见面时他给我介绍了一点概略的情况，他感觉事情很不好办，态度颇消极。程星龄又继续介绍我和省府及绥署文武职员照例的见了一见，惟对肖作霖和张严佛两人，作了一番特别的介绍。因为肖作霖曾是蒋介石的复兴社（所谓“兰衣社”）的主要角色之一，而张严佛则曾是特务头子戴笠的书记长。程星龄说，他们两人完全可靠，愿意跟程潜走一条路线，说程潜对他们也很信任。但我在当时 总有点不放心。 在回长沙后不久，驻长沙的宪兵团长姜和（黄埔四期生）和俞济时的一个补充团长刘会球（黄埔七期生），都因同我个人的历史关系，愿意跟着我们走。有了这些实力，不仅个人足以自卫，就是程潜和省府人员也安全多了。 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湖南就有人起而呼吁和平。到一月中旬毛主席提出和谈八项条件，同月下旬蒋介石宣告退休以后，和平空气更浓厚起来了。加以程潜于二月以前，采纳了肖作霖和邓介松的建议，不顾黄杰、李默庵、蒋伏生等极端顽固分子的反对，先后停止了征兵、征粮，博得了湖南人民的好感，从而因势利导，进行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到二月下旬，李宗仁为了宣传他所谓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主张路过长沙时，，湖南的和平运动已形成了高潮。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方面坚持毛主席在一月所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那些反动的死硬派又对和平运动持反对的态度，尤其是白崇禧，认为他们的理想中所谓的平等地位谈判已没有什么希望，就更进一步扩军备战，并想直接控制湖南，把和平运动压制下去。 记得在三月底的某一天，白崇禧突然偕同张轮随带卫士二十余人、来到我的住所。白对我说：“我特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情。现在的局势，你大概是很清楚的，一旦国共和谈不成，势必又要大打一场，到那时恐怕这里就会首当其冲。当主席的，说不定还要爬山越岭。颂公到了这么大的年纪，这种罪是受不了的。李代总统为了照顾元老，特请他去当考试院长，我想这对颂公是非常恰当的。他向来听你的话，所以我特意邀益三兄（指张轮）来，想和你一同去劝颂公到广东去就职。你看怎么样？”我说：“德公对颂公 的照顾，真是体贴入微。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依我的看法，现在为时还早了一点。”白向：“怎么说早了呢？”我说：“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那…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搞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而你远在武汉，也鞭长莫及，徒然给你增加一个沉重的负担。又若颂公在这里，我还可以给他帮两手，并且按照你的意图，起点桥梁作用。颂公一走，我就无所施其技了，只好仍然跟你回汉口去。”白沉思了半响才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考虑。颂公暂时不离开也可以。但现在国共和谈希望甚微，已经看得很明显了。这里还在搞什么和平运动，这完全是一种单相思，徒然长敌人的志气，使自己上当。请你劝告颂公，要特别留心他的左右，不要被人家把他出卖了还不晓得呵。听说肖作霖和邓介松两人极靠不住，这些什么运动，也多是他们搞的，最好要颂公让他们走开，不要摆在身边。”我说：“对肖、邓两人，我还不深知，自当留心察看。若果然靠不住，光对付这两个人，还不成什么问题。只有这些掌有实权的黄埔学生，常常帮颂公的倒忙，我却没有多少好办法，因为颂公信任他们。回头去见颂公的时候，请健公和他说一说，要他多听我的，少听别人的，这样我才好把你的意图贯彻下去，以期做到湘、桂打成一片。”白表示同意，并邀我同去省府见程潜。他在程面前果然给我大吹特吹，劝他要完全相信我。 在此以后，程潜对李默庵、刘嘉树、杨继荣等，仍然亲密无间，往往把应绝对保密的事情，都赤裸裸地告诉他们，以致出了不少岔子。程对我所说的话差不多句句都听，只有谈到他这些人身上，就连一句也说不进去。那怕你举出很多事实，证明他们极不可靠，他也要一笔抹杀。为什么这样不明白呢？我把他前前后后的思想、作风想来想去，毕竟想出一条合乎逻辑的道理来了。原来他始终有着两种打算：第一种是想走中共的路线，第二种是想走台湾的路线。他留着这些反动分子，并与之亲密无间，就是在第一条路走不通时留作走第二条路的资本。 三、应变的措施针对他这两种打算，我也想出了相应的办法：（一）要找一种可以安定长沙的力量，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稳定和促进他走第一条路线的决心。（二）利用白禧的力量，来排除这些反动势力，以期消灭他想走第二条路线的依靠。 我考虑好了，就连夜去见程潜，把当前形势给他作了一番大路的分析之后，就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现在国共和谈，既没有成功的希望，一旦公开决裂，共军必然大举南下，而白崇禧想控制湖南之心，也必然更切。此时，你老对外虽然可暂持模校两可的态度，不要过早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但对内部，特别是你老内心，就必须表示坚定的立场。否则这些愿意追随你老的人，也随之徘徊歧路，无所适从，终至一哄而散，你老又将何以自处? （二）为了安定长沙，必须有相当基本力量。曾闻为章（即刘斐）说，陈子良（即陈明仁）可靠，跟你老走没有问题。你老自己也说相信他。应速电老白，把他及其所部都调来。如老白有困难，我可以向老白去说明必须调他的理由。此外，长沙警备区司令一职，关系重要，应另选一个可靠而又可以应变的人物。 （三）为谁备万一起见，不能不预先安排一条安全的退路。从目前的形势看来，当然以从邵阳到芷江这条路最适宜。但须预先在邵阳设一指挥所，作全盘规划，把湖南所有各色各样的部队统一指挥起来，以免临时措手不及，产生混乱现象。” 程潜对这三条都首肯，当即决定设法调陈明仁来湘，由肖作霖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邵阳指挥所完全由我负责。 时正值陈明仁到长沙，这个决定还须征得陈的同意，因由程星龄出名，邀请陈明仁、肖作霖、张严佛和我到他家里餐叙。经过两次商谈，陈表示完全同意，愿永远和我们一道跟着程潜走。为了便于肖作霖接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当即请调原任警备司令刘进为他的副司令。这个问题，算圆满解决了。但我到邵阳去组织指挥所的问题，尚无法实现。一因程潜身边钻空子的人太多，我不能离开；二因白崇禧那里要准备随时应付，所以这一问题，就暂时成了悬案。 大约到了四月中旬，程潜派我和陈明仁同去汉口一趟，向白崇禧敷衍一番，以免白为了湖南的和平风声，经常来电责难。我和陈明仁到武汉后，白崇禧即邀进他的会客厅，正面陈设有三把并排的沙发，白自坐当中，指左右让我们两人坐。陈右我左。白一开口就面向陈明仁用右手使劲在沙发上拍了两下，然后说，“湖南不晓得在那里搞些什么名堂，连报纸都天天在谈什么和平、和平，也不打开眼睛看一看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和谈本是我和李代总统提倡起来的，但共产党到现在还坚持的那些条件，算得什么样的和谈呢？简直就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任其宰割罢了。它既不要和平，我们又怎能单方面讲和平。再唱这些滥调，就是要使人心涣散，给'共匪大大的减少阻力而已。希望你们劝程主席要清醒些，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只要湘桂两省好好团结起来，力量还是不小，有什么鬼可怕的。”几乎每说一句都要拍两三下，但始终没有用左手拍，也没有面向过左。这些官腔，似乎专对陈明仁打的。因他怕陈也受那里的影响，致脱离他的掌握，所以有意识地示点威给他看看。 白说罢就出去，大约到厕所去了。陈明仁站起身来向我把两手向左右一摆说：“这样我们就没得什么可说的了嘛。”我说：“这都是乱弹琴，你莫管，回头等我来和他谈。” 用饭后，我一个人找到白崇禧的房间里。一进门，就向他叫一声“健公”，然后说：“我想向你提一点小小的建议。你此刻有功夫么？”白即把手一招，“来来，请坐下来谈。”我说，“南的事极复杂。你要收揽湖南的人心，对湖南的当事人应分清好坏；该拉的拉，不该拉的就帮助颂公把他们去掉。在颂公所赏识的黄埔学生中，该去掉的至少有十之七八，该拉拢的顶多也不过十之二三。今后你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方面。至于颂公本人，平日'养尊处优，称孤道寒’，象煞有介事；其实完全是一个木善萨，连他最亲近的人也对他阳奉阴违。所以，你不要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程的身上。陈子良这个人与其他黄埔学生不同，他又是一种风格。他头脑单纯，性情暴躁，你若驾驭得好，他可以赴汤蹈火，唯命是从。若驾驭得不好，他就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象你刚才劈劈拍拍地那一顿牢骚，不是对付这样一个人的办法，一定会使他难堪。你如果对我发发牢骚，那没有问题，我们的关系深了，而且我又是一个在湖南负责任的人。子良则不同，他还没有直接在湖南管过事，好坏都与他无干，他有什么责任呢？……”白没等我的话说完就接着说：“我并不是怪他没有负责。刚才我的态度，也许过火了。老实说，我对颂公是有点意见的；对子良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回头请你替我向他解释解释，使他千万不要误会。” 于是白又同我到客厅来，改变态度，和陈明仁照例应酬了一番。临别时，他又向我附耳低声说：“程星龄也靠不住，要颂公不要把他放在身边。” 四、一度冒险和两场虚惊白崇禧对湖南的态度，既如此咄咄逼人，程潜及其左右都非常愤慨。加之，闻和谈已正式决裂，白有一个师在信阳和共军作战，只剩下七八百人要开到长沙来补充，更引起了他们的恐慌。李默庵、肖作霖等打算利用和平促进会，发动一个十万人的和平大示威运动来吓唬白崇禧。程潜的顾虑很多，乃于四月廿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召集我和李默庵、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唐伯球等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白崇禧的策略。所有到会的人，除我以外，都主张以武力拒白，就中尤以肖作霖、邓介松主张最力。程潜虽对白崇禧气愤不过，但自知力不能敌，想以一走了事。经大家一致劝阻，程星龄又说地下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行动，程始决定以武力与白崇禧周旋。（一）急调李默庵所部和汤季楠师及所有可以使用的保安旅团，从汨罗河之线起，节节布防，统由李默庵负责指挥。（二）肖作霖则负责立即将泪罗河桥炸毁，并紧急动员沿武长铁路线各县的自卫队，采取游击方式，阻击白军。同时以其正在编练中的两个警备旅，布防于岳麓山，准备万一失败时保护程潜向湘西转移。（三）密函请陈明仁配合行动。（四）由程星龄负责与党的地下武力联络。他们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使白崇禧腹背受敌，就可以把他吓跑了。 我在会上始终未发一言。因为我知道白崇禧把湖南作为他的生命线，他又是一个自负不凡的人。当此垂死挣扎之时，他何事不敢为，岂能轻易被这些纸扎面糊的乌合之众所吓退？ 我当场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深知我之主张必然会适合程潜的心理，倘因我一言而排众议，不仅对这些“军师”有点难为情，而程自己若表现得没有一点主见，在面子上更不好看。所以我在夜深散会出来以后，又单独复返见程，向其陈说利害，并力言“这些人都可作侥幸于万一的打算，而你老则断断乎不能。所以决不能这样干，应赶快予以制止。”程听了这些话，果然认为很对，即问我：“应怎样办？”我说：“邓介松、程星龄、唐伯球等均没有关系，一时不能有所作为。李默庵顾虑多，不敢孟浪行事，也可以缓一步再说明。只有肖作霖，恐怕是一个大冒失鬼，如不马上制止，就会闯出祸来。”程听罢，就立即打电话找肖作霖，其时，肖正在积极部署，所派爆炸汩多桥的部队只待梯晓就出发，再迟就来不及制止了。 解放军渡江以后，白崇禧的动态如何，是湖南所最注意的问题。程潜复派我一人赴汉晤白。此次，白的态度没有以前那么客气，一见面就很愤慨地说：“程颂公在湖南是怎么搞的？共产党破坏和谈，快要打到这里来了，还让人在那里大唱和平，究竟是什么用意？要是这样，我看他恐怕有下不了台的日子。” 他这样一来，我若对他过于示弱，不但没有用，反使他更加胆大妄为起来。于是我也采取了一种比平常稍为认真的态度，针对他的话说：“和平调子原是李代总统从两广、湖南一路唱起来的。他们跟着唱，就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反对，对李代总统的拥护，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德公所唱的和平调子，业已深入人心，你就下明令不许他们唱，也不能一下子就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你总得要向他们说些理由，才能慢慢转过来。不过，要说出一个不能和平的所以然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谁都知道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不堪一击，现在还有多少力量来和共军打呢？在他们看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除了丧失许多生命财产，使人民再度遭殃，决没有其他的结果。因此，如果你下一道'凡谈和平者斩’的命令，不但颂公站不住脚，还会引起湖南三千万人对你和德公的反感。到那时想如你的愿望，要湖南和广西合作，只怕就没有可能性了。颂公特为了此事要我向你请示。请你考虑看怎样办好？反正颂公本人是无可无不可的。”白看我说得还有点板眼，于是又恢复了平时那种微笑的态度，他说，“不过，现在共军已打过江来，在这种情况之下谈和平，还有什么用呢？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那些靠不住的人，不能让他们再在宣传战线上占有市场。邓介松、肖作霖和程星龄三人无论如何都要走开，否则一定就会出乱子的：”我说：“这几个人乱倒乱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不过，如果真有共产嫌疑，那就不能再留在长沙，我回去建议颂公马上要他们走开。” 晚上，白又和我谈东谈西。白告诉我，正准备派两个师乘火车到江西布防，以免腹背受敌。我趁便就请他把陈明仁的全部调到长沙，指挥权不变，让陈替他安定后方。白说，“这马上就可以实行，我就要子良去好了。” 次日，我回长沙向程潜作了汇报，程稍安心。过不到一两关，约在夜晚八九点钟，我照例去省府看看。只见程潜和李默庵、程星龄、张严佛，还有其他数人，正在开秘密会议。程潜见我就说：“你来得好，我们已经决定今晚过江到岳麓山，你也可以同我们去。”我问：“这是为什么？”程说：“听说白崇禧已经开了一个师，由武汉乘车来了。”我又问：“白崇禧开一个师来，我们为什么要走？”李默庵连忙抢着说：“那一定是来解决我们的嘛。我们若不走开，就会被他一网打尽。”我说：“原来为这呀1据我所知，开来的是两个师，并不止一个师。”大家听了更吃惊。李默庵连忙说：“那就要赶快走才好！”一边说，一边就站了起来，打算马上要走的样子。我乃说：“且慢，这不是开来解决我们，而是运到江西去布防的。”随又把前日在汉口时白崇痛对我说的话述了一遍。程潜和其他人听了似松了一口气，独李默庵又通着我问道：“你能够保险吗？”我说：“除了你一个人，其他我都可以保险。”李向：“这话 是什么意思？”我说：“因为你怕得这样厉害，要是被那一师吓坏了，那我怎么能替你保险呢？” 于是大家又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沉静下来了。李默庵等都哑日无言。最后还是程说：“既然天闲（唐星的号-—编者）晓得这桩事情，不会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散会。” 程潜通常关于稍许重要一点的事情，都要找我商谈，而对于今天这样一件大事，又似有意识地把我避开，我想其中的原因，不外，两种：（一）程那时已如惊弓之鸟，听不得一点风声，估计我必不会赞成他逃，所以不通知我，打算走他的第二条路线。（二）难免没有人从中捣鬼，想挟程来作政治资本，故总想使他离开长沙。 此次风浪刚一平静不到三两关，又发生一次相类似的风波。那天晚上，约在十时以后，我因不放心，抽空到省府去看程潜。一进他的房间，只见他又同那一班人在开什么秘密会议。大家一见我，就象吓了一跳。半响，程才要别人把情况告诉我。张严佛就对我说：“唐先生，现在老蒋又派了好几百名特务来到长沙，是专门来对付颂公和你们这些人的。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要进行突击。所以颂公和我们这些人，今晚必须离开这里，先过河到岳麓山，等到天亮以后，再往湖西走。”我问他们作了决定没有，张说：“已由颂公作了决定，并打算立刻就开始行动。” 我看他们这种大惊小怪的神情，又好笑，又很气。我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前天为了白崇禧用火车装了一个师要通过长沙，就吓得要跑。现在为了来了几百个特务，又吓得要跑。你们都是一些老将，象这样还谈什么革命？我看趁早散伙好了。”张严佛又苦口婆心劝我尤其非赶快走开不可。我故意装作把握十足的样子对他说：“你以为只有这些特务会突击我们，当了几十年丘八的，倒不会突击吗？老实告诉你，莫说是几百人，就再多一点，只要他们敢于尝试，随便动一动手，我包你给他们一个不留。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是要在这里领领他们的教，过一过瘾的。” 经过我大吹大擂之后，张才不好再谈下去，其他也就无精打采的散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对程潜说，“因为你老坐镇在此，我们才好对白崇禧做文章。若你老一走，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以后请你老不要轻听这些无之谈。有问题，务必找我来研究一下。” 程也表示同意。 陈明仁接兼长沙警备区司令并把他的部队陆续开来以后，人为的紧张似平缓和了一点。但我对陈是否完全可靠，殊没有充分把握。我曾亲自去找陈明仁晤谈，我着陈顾虑很多，不敢露声色，我亦不知从何谈起，彼此只好心照不宜。 五、白崇禧退驻长沙期间的风波当人民解放军快要直捣武汉时，白崇禧就将他的部队逐渐向湖南方面后撤。起初，程主张离开长沙，免落在白的手里“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再三劝慰说：“从前我向白建议过，要想控制湖南，必须收揽人心，而颂公为湖南三千万人心所系，老白颇以为然，并说李宗仁那年在汉口，把你老扣留是一个大错。现在李德邻已经代理总统，如果再这样干，谁敢来为他捧场？他决不会轻举安动，请你老放心。你老和他见面时，无论他说些什么，不必第二天，我去看他的动静时，白就表示，湖南省主席必须换人，仍要我劝程潜到广东去当考试院长。我晓得他既已来到湖南，必然想统治一切，有程潜在，他不能不顾全点面子，要想发号施令，就难免束手束脚，不能从心所欲，所以程潜已成了他的眼中钉。再要阻挠他换人，不但不可能，反会引起他的怀疑。因此我只好表示赞成他的主张，问他打算要谁来任主席？白说：“最好是你来干，比较人地相宜，可以驾轻就熟。”我说，“你知道我是妙手空空，又不会做官。我看为章（即刘斐）不但和你的关系，就是和广西军政界的关系都深，他又大才槃槃，足以应付这个局面，不如找他来当这个主席。”白说：“为章好是好，但他到香港去了，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可以派人坐飞机去请他回来。”白要我马上派人。 我之所以推荐刘斐,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我料刘斐决不会到这里来当白的工具的。我把白的意图和我的对策，详细报告了程潜，请他安心之后，就找程星龄、刘岳厚去香港（对白崇禧只由刘出面）。我请他们把我的意图告知刘斐，并希望他们借故在香港多耽搁几天，不必急于回湘。 大约过了两周左右，他二人才由香港回来。我把刘斐不愿来洲的意思，代向白崇禧回报。适因白忙于他事，又过了几天，才对我说，为章既不肯来，必须另找一人才好。我当向白扯了一个谎说：“昨日有人从香港回来，据说为章似乎又有点想回湖南的意思。他虽然不是一个诸葛亮，用不着三请，但万一能来，于湘桂两方都好。”白也以为然，要我立即派人。这次我请示程潜，只派刘岳厚去，大约又过了十天左右才回。白见两次都没有请来，不耐烦再等了，一定就要另外找人。白说：“目前要找一个当家的人，非湘籍不行；没有实力更不行。而实力又都在黄埔学生手里，也没有办法，只好在他和他争论只是谈笑而挥之就够了。如有难题，让我来和他打交道，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的。”于是，程就打消了避开的念头。 五月六日，白退驻长沙，把他的总部摆在藩正街一所大院子思面。周围由一个卫队团遍布岗哨，警卫森严，如临大敌。白出入必随带武装卫士多人。他一到就邀我同去省府看程潜，照例应酬一番，白的总部给了我一枚特别出入证，我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到们当中物色一个。”我说：“据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陈子良比较适宜。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前次他在四平街指挥作战，你是知道的；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早就搞坏了。据说他很听为章的话，现在又归你直接指挥，若推举他当主席，今后一定唯你之命是从，可以使湘桂完全打成一片。”白说：“子良是可以的，不知颂公会不会愿意？”我说：“你要能给颂公找个替手,他是早已求之不得的了。不过不能让他离开，他这块招牌还可以利用作子良的后台，以免别人造谣说家长是你逼走的。”白说：“你这话也有道理，就让颂公仍然在这里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好了。”其时大约在六月初甸，于是这一段周旋的结果，算完全按照我们的如意算盘作了决定。陈明仁固然心满意足，而程潜也象丢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顿觉心情舒畅起来了。 白自作了决定以后，知道程潜并没有恋栈的意图，而且事事让他当“老大哥”，于是反而不那么急急于要程让位了。所以陈明仁一直到七月下旬程潜离开长沙赴邵阳时，才正式接任省主席的职务。 我所掌握的姜、刘两团这时与地下党已有较密切的联系，经常在一起开会研讨政治形势和准备起义，搞得很起劲。不料宪兵团有一个极反动的副营长（忘其姓名）因犯了错误 被撒职，跑到白崇禧的总部去告密，说该团所有官佐都加入了共产党，并列举该团官佐与地下党员在开会时各人的坐位和所讲的话等等事实。白得报后大怒，随即下令把宪兵团的所有官佐都拘押在他的总部。团长姜和瀛因事到新化县去了，闻白崇禧曾今陈明仁在路上把他枪毙。陈已准备电稿通知驻邵阳的反动军长成刚照办，被陈的奢谋长文于一压住未发，此系事后文亲自对我说的。 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严重的事情，即对我个人来说就够伤脑筋的了。因为这些宪兵团官佐倘用刑讯逼供，可能会使我们的内幕全被揭露。要是别的事情，我还可以使用一套纵横捭阖之术去和他周旋。今该团既与我的关系如此之深，我若亲自去游说，无异“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此时我对陈明仁本来还是疑信参半，但再三考虑，除他以外，实无转圈之余地。因而立即打破顾虑，到唐生明家去找陈明仁（因陈每天都在唐家打牌）说：“这关系到我们的整个事业，好歹都在你身上，非由你来处理不可。”陈说：“人关在他那里，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去请老白把此案交你办，你自己也可以这样去请求，因为这也是你分内的事情。”陈不做声，似已心照。 我即跑去见白崇禧，故意装出又惊又喜的面孔，一进门便问：“听说你这里破获一宗大案，宪兵团都是共产党，是不是真有此事？”白说：“只是该团官佐，兵有不有，还说不定。”我说：“这真是出乎意料。我以为宪兵都是老最可靠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共产党，而况一个整团的官佐？那个姜团长，因为是我的同乡，我还向他借了一班人给我守卫，若不发觉得早，那就危险万状，这算健公在湖南做了一件积德和阴功的事情。”此时白崇已得意忘形，大发议论，说，“蒋介石安得而不垮台？！”我又装做不知这些官佐已关在他那里，故意对白说：“这个案子太重大了，请你交代陈子良务必由他亲自去处理，千万不可交一般法官去办，这些人一定办得不彻底的。”白说：“人都关在我这里。”我说：“你何必又去管他的分内事呢？子良对共产党是最痛恨的，交他办，是不会错的。况且，这件事发生在此地，更是他这个主席兼长沙区警备司令职责攸关的事情，他当然义不容辞。”白考虑了一下才说：“也罢，就交他办吧！”我又把请他务必交待陈明仁亲自处理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出来。 这一关算过去了。但白崇禧是不是马上把此案交下来，陈明仁是不是真心关照，并能不能把案“平反”过来，仍然是一个疑向。过了几天，我和陈明仁在唐家碰头，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托我的那桩事情，已经解决了。老白把案交下，我就亲自坐堂审讯。我故意提出一些不好答辩的问题，要那个告密的副营长马上说出个所以然来。只要他有一点支吾不清，我就装腔作势，拍桌打椅，吓得他战战兢兢，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就当场要书记一条条地把它记下来。随即拿出面报老白，说所控的完全是诬告，没有一条真的。白看了，马上就要我把那个副营长枪决。”我问：“你枪决了没有了”陈哈哈大笑才说：“真的枪决他，就太难为情了。我暂且把他关起来，等老白走了之后，再放他出去。”经过这次考验，陈明仁的态度也鲜明了。 那个“又文又武”的李默庵，摇身一变，参加和平起义运动，原是为了想达到他以前扩军捞钱所不能达到的接替程潜、主持湘政的目的。可惜，他又见不得一点风浪。只要有一点什么风声，他就坐飞机跑到香港去了。前后往返，共有六次之多。最后一次，他打听得白崇禧驻在长沙以后，依然平静无事，而且黄埔同期同学的陈明仁，官运特别亨通，对南的军政事宜大有全权在握的趋势，于是他又从香港飞回长沙。据说他存在香港银行的金条，虽有五千至一万条之多，但他是一个有名的守财奴，这次大概是想钓大鱼，居然带了一张一万元的汇票回来。他参加起义的条件，对人明白表示的是起码要和陈明仁一样，给他一个兵团司令。他回到长沙后，活动了几天，看看情势越来越不对头，除程潜一个人外，都对他极为冷淡，有的甚至连理也不理他了。至于白崇禧那里，他更碰不上头。至此他发觉幻想都落空了，于是又把一万元的汇票原封不动的带回香港。程潜听得他这个得意门生在最后紧要关头又溜跑了，气得要命。 同时，有一个师驻岳麓山，据程潜说是他相依为命的一个最基本的部队。师长陈达，也是他最能干、最可靠的信徒。程潜几次想逃湘西准备走他的第二条路线，就是靠这一师作护身符。不料，陈达痛恨桂系，又急于要功，信也不给程潜一个，就独自带走了这个师，举起反白崇裤的旗帜。走得又不很远，并用马谡守街亭的战术，把全师集合在一个不大不高、四面无靠的山上，被白崇禧的部队一下子就解决了。程潜闻后，比李默庵出走更为生气。 六、程潜两次想流亡香港，白禧终于撤出长沙人说李默庵、刘嘉树和陈达是程潜手中的三个“法宝”。程见法宝都不灵了，要走第二条路线，无法再走；要走第一条路线，还在危险之中。于是他决定抛弃一切幻想，收拾一些贵重的古董、玩器、吕宋烟和青田石图章等等，准备逃往香港，步李默庵的后尘。飞机票都已定好，只等时间一到就开溜。恰好不先不后正待动身的时候，又碰着我去了。我见了这种束装待发的情形，就问他打算干什么。程支吾了半天，说不出一点理由，只说他打算到香港去。当时我气忿地对程说：“这一年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你这副烂摊收拾得象点样子，正待择日开张大吉，你忽然又想丢开我们就跑，对我不打紧，你怎么对得起这班出死入生给你吹捧的军政人员？又怎么对得起湖南三千万老百姓呢？”我说到这里，觉得对一个长官不能太过火，于是又把气沉下来，慢慢地说：“我对你老为着这样的事说的话太多了，你老既相信我，就要信到底。现在没有别的大困难，就只是如何对付白崇禧的问题。我已经和你老说过多次，只要不搞乱我的枪法，我保证把他好好应付过去。若你老这一走，就什么都完了。”程看我这样，也好象很难为情，只好不走罢了。 过了两天，他又主动地对我说：“我在这里，感觉实在难熬，让我到香港去算了罢！”我说：“你老到香港，又打算怎样呢？”程说：“现在还有什么打算？不过那里我还有一幢房子，还可以住，生活暂时也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就是了。”我说：“你老决心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老说没有打算，就怕不行。到了香港之后，如果有人又劝你老到台湾去，你老能不去吗？你老在湖南这几个月的态度，台湾方面老早就洞悉无遗了。蒋介石对陈公侠尚且不容,还能容你老吗？如果不到台湾去，只住在香港，那就更麻烦了。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香港活跃得很，杨耿光部被他们刺杀了。在他们看来你老又比杨重要得多,能够放你吗？我看绝对不能。你老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呢？你老在这里,充其量也不过有万分之一的危险而已，况且在这里如果遇险，还可流芳百世。你若对湖南几千万人背信弃义地逃到那里去遇险，那就只有遗臭万年。”程听罢，忽然下一个大决心说，“好！我听你的，决计不走了！要有危险，有困难，也随他去罢。”（注： 当时在长沙的黄雍着了唐星此稿后，认为大体合乎事实，但对之不离长沙，补充如下:“自六月间贾景德奉命到湘劝程潜赴粤就任伪考试院长以来，白崇禧对程在形式上仍很客气，而实际上日益加紧迫程离去。赶走邓介松，肖作霖以后，强介杨绩荪为省府秘书长，以监视程潜的一切行动，并陆续由杨在省府中安插自己的特务。特务进入省府后，使省府中人人自危，程在这种处境中，忧心忡忡，对中共有欲无由之感，对自己所接触的所谓地下组织不下一二十个，竟无一人可与中共中央接上头，由此遂亦决心去广州。在七月中旬程潜决定离湘的前一天，在省府大宴所属，绥署、省府各负责人均到，以示惜别。程虽未明白宣布去粤，但在议论中均彼此心照。省银行行长李维城在会后又往探程之究竟，在闲读中李提到黄雍同中共有联系，于是由李代约在晚间程与黄雍会见密谈后，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络，他才决然地走第一条路，从而部署所属准备迎接解放。”) 到了七月，闻人民解放军将向湖南进军。要想和平解放长沙，就非把白崇禧及其部队好好地弄走不可，这是最后一个有关湖南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感觉除大胆向白崇禧现身说法之外，别无他途。因到白的总部，先找夏威、廖磊等谈谈，借以探询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今后的意见。他们把桂系所有能够作战的力量都告诉了我，认为前途完全无望，都抱悲观。我问他们：“既是这样，为什么还要主战？”他们说，“这完全是老总一个人的主张；我们不敢不服从命令。”我又问他们：“为什么不提出建议？”他们则说：“谁敢向他提建议？要么只有请你和他谈谈，或者还有效力。”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话也未必有效。不过此事关系太大，我也不能不尽点力去和他过细地讨论一番。不知他这两天什么时候比较闲些？”他们说：“老总上午多半只看看公文或开开会，一到下午就四出找团以上的各部队长接电话，指示他们一切，包括一连一排的行动。每夜到两点钟以后才睡觉。在睡以前，至少还要打一二十次电话，才能安枕。所以最好请上午来。” 次日，我一早就去见白崇禧。从闲谈开始,渐入正题。白埋怨蒋介石和汤恩伯把最后一点本钱在上海输光，说完全违反了战略原则。又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我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向海里跑。长沙乃四战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白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把主力摆到别处也可以。”我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正式打一仗。长沙可交陈子良负责，他也不会随便把它丢掉，还可以掩护你的部队集中部署。”白说：“你所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我又问：“你这两三个军，经过一场决战之后，打败了，固不消说；就是打胜了，恐怕也所剩无几。此后又怎么办呢？”白说，“不论胜败如何，我至少总还可以拖三两个师回广西去打一两年的游击吧。”我再问他：“打了两年游击之后又怎样？”白说：“那就只好到那个山里唱那个山的歌去。”我看他既无把握，又无目的，明知大势已去，仍然死不服气，不肯回头，我为公私两全计，明知说亦是对牛弹琴，但仍不 我在分析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已“寿终正寝”之后，就对白说：“你之所以不顾牺性一切，要来支撑这个残局，无非是想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近我看到了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与三民主义差不多。又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贫污；部队的纪律更好，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们。如果共产党是这样搞法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再同他合作，来共图实现三民主义呢？这是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的地方，请给我开导。”白说：“新民主主义我也看过，他们把我作为战犯，我就无法和他们合作了。”我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你既和他们合作，就是朋友，是同志了，还说什么战犯不战犯呢：”白说：“语虽如此，但你不晓得我与他人不同。反对他们最力的是我，得罪他们最多的也是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他们决不肯放松的。我除同他们换到底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他似乎什么都明白，独对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总想不开。归根结底，还是为着个人的面子放不下来，纵说得口燥唇干，也没有用。因此，我也不便再说下去，又把话头转了一百八十度，问他：“你既决心要打，就应速作准备。你打算怎样部署呢？”白说：“我想就照你刚才所说的方针，先把主力调集到潭宝以南地区，长沙交子良负责。其它详细计划，待与本部参谋人员和高级将领研究后，再作决定。” 大约在七月中旬，我到白的总部去探听动静。白一见我就说：“你来得很好，我们昨夜已作出决定，打算把总部 移驻衡阳。这里既有子良负责，湖南的所有其它部队，可随颂公先到广西去，以兔临时陷于混乱。请你向颂公报告一下，准备早点离开此地。”我知道他对湖南的部队特别是程潜老不放心，总想不让他们脱离他的掌握。在此以前，程潜最担心的也是他这一手。今天白下的这一着棋，早在我预料之中，我当即对白说：“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照顾湘中和湘西这些广大地区。湖南地方保安 部队及其他正规军,约在十万以上。这些部队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起到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必然站不住脚。至于说要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都调到广西去的话，不仅广西那个穷苦地方负担不起，只怕连你这些作战部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也会搞得混乱不堪。到了和共军决战时，更不知会出些什么大乱子？这是兵家之忌。”白说：“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不过颂公和这些部队，也不能让他们当俘虏，总得想个妥当的办法才好。”我说：“办法是有的，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直通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到了湖南、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到贵阳去会师，四川、云南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这岂不是一举而数得吗？”白听了很兴奋地说：你这个计划好极了，就请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到湘西负全部的指挥责任，我们马上同到颂公那里建议去吧：”我说：“要我去负责可以，不过，现在驻邵阳的刘膺古和驻芷江的刘嘉树都是老蒋的走狗，又极反对我的，非先把他们撤掉，事情就不好顺利进行。另一问题就是颂公不能离开。因为若没有他这块招牌做幌子，单凭我的赤手空拳，是掌握不了的。只要他还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我就可以用副主任兼指挥所的名义去指挥一切。”白认为都可以照办，想就要我同程潜准备到芷江去。我又主张：“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到邵阳，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第二步才到芷江去。先请派一千员去接任邵阳警备司令，然后由我去部署一切，再接颂公去。”白说：“这也可以、你看邵阳警备司令派谁去好？”我因早已把我的案和魏镇商妥，就向白推举魏镇。白以魏在广西任事多年，又是邵阳人，也适合他的意旨，于是就邀我一同到省府，将此计划告诉程潜。程当然表示赞同，立即下令撤去刘腾古、刘嘉树的本兼各职，任命我去设指挥所，负指挥各部的总责，又任命魏镇为邵阳警备司令，并着即日前往视事。此时，程潜喜不自胜，等于松了一根紧紧套在脖子上的索子。 诸事已安排就绪，白又找我和魏镇到他的总部去说：“现在我们是风雨同舟，不团结不行；要团结又非有组织不可。蒋介石把国民党搞臭了，我们特来另组织一个新国民党，仍奉行三民主义，只换一个名称（名称已忘）。”白随即命人拿“党章”来交给我和魏镇各一份，我们当然只好表示同意参加，于是就在白亲自监誓下举行了宣誓仪式。 在白崇禧催促之下，魏镇先行几天，我大约于七月十七、八日随带一连宪兵到邵阳。过两三天，程潜也带着警卫大队来到邵阳。 据说，白崇禧当天是亲自把程送走后，才飞衡阳的。程潜到邵阳后，刚把电话机安好，白就从衡阳打电话来向程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似放了心，说一句“请代为问候”，就把话机挂了。 当时，驻在邵阳的以军长成刚为首的反动势力颇大，而程潜的自卫力量过弱。正在准备调集比较可靠部队的时候，陈明仁连电催我即返长沙，理由是解放军快到，非我接头不可。我只好请示过程潜秘密赶返长沙。我刚进省政府的办公楼，还来不及同陈明仁讲话，白崇禧突然又从衡阳找我接电话。他问：“你怎么又跑到长沙来了？”我说：“颂公急急忙忙寓开长沙，诸事都没有交代好，子良对一切都很生疏，所以要我来帮几天忙，大约三两天就可回邵阳去。”趁他还没有继续讲话的时候，我就把电话挂断了。从次日起，白就每天派几架飞机到长沙来轮流轰炸扫射。不久，程潜返回长沙以后，空袭更厉害，直到八月间解放军经过长沙以后才停止。 (一九六一年六月)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选辑 五十七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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