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引进郡县制，西方人为何说，日本有封建制，且与西欧神似？

如果说，中国的中古及近古（秦至清）从主流言之，是一个非封建的时代，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大相径庭。

那么，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其中世（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及近世（德川时代）的国体、政制，乃至经济、社会与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欧封建制却颇有相似之处。

在长时期内，欧日双方皆不知有类似自己的对方存在。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当地球日趋从分散走向整体，欧日社会的相近性才逐渐被发现。

但此一奥秘的发现者并非日本人自己。德川幕府锁国二百年，日本人如私出国门即犯死罪，故只能坐井观天，当然不会知晓本国政制与西洋中世纪类同。最先发现这种相似之处的，是幕末进入日本的西洋人。

1、英国首任驻日公使欧卢柯库：日本是“东洋版Feudalism”

以一八五三年美国培理舰队撞开日本门户为开始，日本被动“开国”，外交使节的入驻是“开国”的题中之义。欧美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带着“西式”目光观察远东的日本，不乏比较史学之睿见。

（1）英国使节欧卢柯库对日本的观察

一八五八年七月，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共十四条，其中一项内容为美国在日本设领事馆。这一年八月，英国与日本也签订类似条约，被允诺可在日本设外交机构。

安政六年（一八五九），英吉利外交官欧卢柯库（Alcock,Sir Ruther-ford,中文名“阿礼国”)来日本，任驻日本总领事兼外交代表，一八六○年升为首任驻日本公使。

此前，阿礼国作为外交官，在一八四三年曾任英国驻中国厦门领事馆的一等秘书（在任四个月）等外交职务，一八四四年任福州领事（在任一年零六个月）。

阿礼国夫妇与时任福建布政使、后因撰写《瀛寰志略》而闻名的徐继畲相过从；一八四六年任驻上海领事，一八五六年任驻广东领事，后归国，一八六五年出任驻中国公使，至一八七一年引退。

阿礼国是一位长期旅居中国和日本、对东亚社会有广泛了解的西方外交官。

一个可资比较的现象是，从一八四三年起阿礼国前后在中国滞留长达二十余年，对中国社会有详细了解，但他从未提及清代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相类同。

此外，在阿礼国之前半个世纪，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于乾隆时期访问中国，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的日记或游记中描述的“中国制度的实质”是：

“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

马戛尔尼使团看到的是一个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不同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与马戛尔尼在十八世纪末叶、阿礼国自已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观察形成反照，阿礼国在任使节于日本的观察中，作出的结论是：日本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酷似”。

（2）阿礼国凭啥说欧日封建制度神似？

一八六三年，阿礼国依据自己在日本三年的经历，撰写了名为《在日本滞留的三年间》为题的书。后来山口光朔翻译了全书，名为《大君之都》，一九六二年岩波书店以上、中、下三册出版。

“大君”是德川将军的另一种对外称呼，近世日本与朝鲜间的外交文书，以日本大君与朝鲜国王相对称。在日本“大君”之上有“天皇”；朝鲜是中国的藩属，朝鲜“国王”之上有明朝（后来是清朝)“皇帝”。

欧美各国关注并记述日本的社会状况、历史，时间很长久了。

如美国早在一七八四年出版的小学地理教科书里即介绍日本，其书写道：

“日本的政治实行专制主义，天皇对臣下操生杀予夺之权”，这显然是把处于虚位并无实权的天皇混同于掌握臣民生杀予夺之权的幕府将军；还有些记述把日本织丰时期的军事强人织田信长当做“皇帝”或“日本的天皇”。

可见，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对日本的认识尚属粗浅，记述往往似是而非。欧卢柯库（阿礼国）作为颇富学养又亲历日本数载的目击者，其关于日本的观察记载则别开生面。

欧卢柯库著作的日文译者山口光朔在述评《大君之都》一书的价值时，这样介绍原书作者对日本的观察：

在短短的年月里，欧卢柯库到日本各地旅行，观察幕末期日本人的生活状态、产业、经济、宗教、文化，并研究渡航前的日本的历史，阅读关于“锁国时代”日本社会状况的书籍，将以往的日本与现实的日本加以对比，形成一种批判的眼光。当时的日本和东洋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准，在社会制度层面相当于十二世纪英吉利的状态…欧卢柯库将（日本的)幕藩体制称之“东洋版的feudalism”。

(2)日本是“东洋版的封建制度”

欧卢柯库的日本滞留记，是他对西欧、中国、日本社会加以比较的产物，重点论及他对德川时代日本的估量，其中卓有见地的是，这位外交官着意将“孤立的东洋国民生活”置于一种新的关系中，也即将日本社会与欧洲社会加以比较。

欧卢柯库在序言中说：

日本人及其生活现状，与数世纪前欧洲相似，其社会形态与欧洲过去的封建时代的特征相似。日本史上的封建制度，其主要特征，与欧洲封建制度大体一致。

故欧卢柯库称日本为“东洋版的封建度”。欧卢柯库对研究这种制度甚有兴味。

《大君之都》第五章再次称日本为“封建制度的东洋版”，说江户时代的日本类似英国的加普兰塔济内托王朝。书中一再称日本的统治者为“封建诸侯”、“封建领主”，还认为“现在的日本”诸多本质，可比之于“数世纪前的西洋”，希望历史学家对此作“周到系统的研究”。

在论及日本存在的社会弊端时，欧卢柯库指出日本仍在实行“封建的、武断的制度”，并认为：

日本现在的社会形态，与英吉利无法制的、凶暴的时期酷似点颇多。该书第十章详论日本政治现状，述及天皇是虚君，并引用公元八世纪中叶在位的元正天皇吟咏“物悲，孤独”的诗句，羯示天皇“虚饰”、“无用”的地位。

欧卢柯库认为：

“日本历史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有世袭的君主天皇，天皇虽无实权，却被日本人认做唯一的正当君主；另一方面天皇又以代理人作“总司令官”（即征夷大将军）。

这一述说已接近于今之史学界概括的日本的“公武二元政治”。

十六世纪日本的实权人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被欧卢柯库称为“事实上的总司令官”。德川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的职衔“征夷大将军”，意译为“总司令官”还是比较准确的。

欧卢柯库认为，日本的幕府政治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相近：

主权者以下是分立的封建诸侯（大名），封土与名号受赐于主权者，大名在自已的领地享有若干独立于大君的权力，对家臣及从者操生杀予夺之权，家臣要绝对服从主君的命令。

欧卢柯库在长崎期间曾经见到，肥前侯属下的武士极度忠于主上，肥前侯可自行处置武士，甚至可以将其斩首，这与西欧十世纪时约克·卡陪王朝的法朗斯王时期的情形相近。

同时，欧卢柯库也注意到幕府对诸大名的控制，“禁止大名之间相互串联”。

《大君之都》还多次将“太阁样”（指丰臣秀吉）、“权规样”（指德川将军)比之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封建统治者，如第二章以德川将军类比法国中世纪晚期的封建帝王或权臣，如法王路易十一、宰相黎赛留、法王路易十四。

欧卢柯库可以说是以feudalism表述近世日本社会制度的第一人，而当时西欧史学界刚开始正式将欧州中世纪称之为feudalism,故其论说相当新锐。

2、揭开日本封建制度的面纱

公元七世纪日本大化改新（六四五），引入中国的帝国体制，奈良时代(七一○~七八四)仿效唐制，实行班田制（国家把土地分授给年龄在六岁以上的臣民，男女分别授予口田，政府向受田者课征租、庸、调和杂徭)。

八至十二世纪的平安时代班田制解体，帝国体制向武家体制转化，由贵族、神社、寺院领有的庄园逐步遍及国中。庄园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具有“不输权”（不向国家纳税)、“不人权”（不准政府官员进入），庄民与庄主有着人身依附关系。

经过镰仓幕府、室町幕府，至织、丰时代以至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武家政治趋于成熟。

日本的武家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制，自十一世纪平清盛时开始，源赖朝创建镰仓幕府正式确立。

日本哲学史家永田广志将日本封建制的特点概括为：

它以庄园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为基础；在庄园中，作为幕府御家人的武士——土豪、公家、寺社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而幕府也就是作为土豪的首脑建立起来的…始于织田一丰臣时代，经德川氏完成的这个封建制的重新改组…是以所谓兵农分化为基础的。

虽然“封建”一词早已通过汉籍传入日本，中世以来，尤其是近世（即江户时代)日本一再研讨“封建”、实施“封建”，但将“封建”视作一种历史阶段、将“封建制”视作这一历史阶段特有的制度，则是近代日本接受西方学术范式（特别是西方史学术语)之后的产物。

与西方史学界的历史分期观基本一致，日本史学界多认为，“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突破了古代氏姓制、部民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集权制度，借鉴唐制，实行国、郡、里制，这正与“封土建藩”义相悖，故这些应称为“帝权扩张时代”。

到平安末期，律令制及班田制解体、庄园制形成，封建制方得以萌动。

一一九二年镰仓幕府建立，日本才真正形成“初期封建制”，室町幕府、江户幕府则延续并发展了封建制，至明治维新方终结此制。

明治八年福泽谕吉大体勾勒出日本的政统变革轮廓：

最初是国君亲自执政，以后则有外戚专权，或是权柄转移到将军的幕府，或落于陪臣之手，或又归于将军之门，逐渐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直至庆应末年。政权离开王室以后，天子只是徒拥虚位而已。

福泽描述的日本“文明史”过程是：

从平城、平安时期“唐化”的君主集权，经由外戚专权，转移至幕府执政的封建制；至近代，又从封建制(feudalism)发展到绝对主义、绝对王政(absolutism),或从“封建政体(贵族)”到“王权政体（君主）”。

3、日本是如何“反封建”？

明治时期，日本为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体制，分两步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步“版籍奉还”，让诸藩把“版”（土地）和“籍”（人民）的所有权交还国家；第二步“废藩置县”，取消世袭制的藩国，建立直辖中央的郡县，使日本从公武二元、藩国林立的封建国家变为“政令归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二者的精义均在“废封建”，此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

作为明治维新国策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以欧美列强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为样板，也参考了古代中国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化的经验，并且在论证“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的合理性时，从用语到逻辑等大都沿袭汉字的原形态，一些人盛赞相传公元前七世纪的“神武创业”（即并行封建、郡县），从而论证：后来的幕府一味推行封建，并不符合古制。

“版籍奉还”在运作形式上也仿效千余年前的“大化改新”：大化年间，由中大兄皇子率先献土地人民，朝廷的土地人民收公之令方得以通行，明治初也是由诸藩奉土献民。这种“仿古”做法，把“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纳入“王政复古”的体系中，为实行“政令归一”的郡县制找到了民族文化的传统依据，从而使这一涉及社会面颇广的变革，阻力大为减小。

“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以及“断发脱刀令”、“四民平等”等取消武士特权的措施，引起一部分的武士阶层的不满，如米泽藩士云井龙雅聚众图谋恢复封建制、华族外山光辅与旧藩土勾结谋反等。

著名的反叛还有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明治七年）、“敬神党之乱”（明治九年）、“神风连之乱”、“萩之乱”（明治九年）等，但这些武士叛乱规模都不大（每次人数不过几百)。

士族的抗拒之所以并不强劲，思想文化层面的原因，便在于“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等明治反封建改革具备日本本民族文化形态，以本国的精神资源为依凭，使士族反叛丧失理据与感召力，从而抑制了反抗运动。

作为日本近代化运动中心题旨的“反封建”，虽然深受西方近代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示范性影响，却又植根于自国历史，承袭汉文化传统，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内发形态，使改革阻力大为减轻。

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崇拜，克服数百载“大名”林立的割据观念，从昔日人们只知“自家”、“自藩”，走向对近代统一国家的认同，这是日本较顺利地实现“废封建”的近代化变革的重要原因。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