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行动、调节信号和国际危机的降级 作者：Erica D.Lonergan，美国西点军校网络研究所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研究员；Shawn W.Lonergan，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普华永道网络风险监管部门高级主管。 编译：尤力（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 来源：Erica D. Lonergan & Shawn W. Lonergan (2022) Cyber Operations, Accommodative Signaling, and the De-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ses, Security Studies, 31:1, 32-64, DOI: 10.1080/09636412.2022.2040584  导读 信号是国际危机谈判的核心要素。然而，有关信号的文献中研究较少的是：国家如何利用信号来管理危机的升级。本文发现，当决策者面临管理同时向国内受众和敌对政府发出信号的紧张关系时，网络行动可以充当调节信号，而这种网络空间中的调节信号，在管理危机升级方面具有独特的效用。 本文围绕网络空间中调节信号的因果机制构建了一个框架，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对其进行了测试。文章选取了两个最能证明调节网络信号的案例，讨论两者在危机如何展开方面的相似之处，并将其与没有网络行动的类似危机进行比较，从而推断出国家何时会将网络行动视为调节信号。同时，通过不同类型网络行动及其信号的比较，可以得出作为调节信号网络行动的特性。此外，这些案例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直接的私人沟通是传递信号的理想方式。 当然，随着网络安全公司等私人行为体的激增，网络行动的主客体都将更为复杂，而不同国家的制度类型也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变量。 国际政治中的信号 信号包括旨在塑造信号目标形象的声明或行动，通常依赖于对声明或行动背后含义的默示、相互理解。因为信号有助于国家塑造对手的认知甚至行为，其传递被视为危机谈判的基础。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危机中，都包含胁迫或是调节信号。其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强调“赢得”，而后者更强调“降低危机升级的潜在风险”，包括显示克制、信息共享或为谈判创造空间。 另外，秘密信号也可以作为管理危机升级的有效工具。与公共信号相比，秘密信号可以让发出信号的一方保留面子，避免付出潜在的国内成本，通过私下沟通降低了危机升级的风险，增加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调节信号主要面向敌对政府和双方的国内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行动因其影响有限和秘密性的特点，将有助于调节信号的生效。首先，网络行动可以向对手发出克制的信号。第二，在政府面临采取更激进立场的国内压力但又不寻求危机升级时，一些看似否认的网络行动，使得领导人能够做出回应，安抚国内激进的选民，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危机升级的其他行动。 网络行动的战略效应 网络行动包括数字领域的一系列活动，本文重点讨论网络攻击，即扰乱、破坏、降级、操纵驻留在网络中或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或系统本身。同时，网络行动的影响程度会影响其信号潜力。本文重点关注战略层面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与网络行动和如何影响更广泛的危机动态有关。为了衡量网络行动在战略层面的影响，作者确定了四个方面：影响的持久程度（目标的相对易受性和恢复速度），行动的范围（产生效果的目标范围），目标的关键程度（政府认为该目标的重要性），以及伤害的程度（目标国家对网络行动国家安全后果的看法）。 与其他类型的军事行动相比，大多数网络行动的战略影响相对有限，且不同类型网络行动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将对调节信号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国际危机的背景下，网络行动的相对影响会告知对手如何感知信号背后的意图，其影响的关键受众是敌对政府。由于缺少与其他军事能力相关的永久性破坏能力，甚至可能比制裁等经济手段更不严厉，网络行动往往意味着克制。此外，网络行动的顺序也可能为其解释提供信息。 对信号保密战略使用的影响 然而，网络行动的影响自身并不能完全解释网络工具如何发挥调节信号的作用。作者认为，除了影响之外，国家如何选择利用其网络行动中的保密性和模糊性机会，也起到了调节信号的作用。 在本文中，这种保密性主要体现在网络行动的归因与否认上。从技术角度讲，网络空间使行为者能够隐藏其对网络攻击的责任，因为它有助于混淆攻击的出发点。这些技术方法还可以与故意掩盖网络攻击的指挥和控制相结合，利用与国家有不同程度联系的网络代理人代表国家实施攻击性行为。 同时，秘密信号可以扩大国家之间的谈判空间，从而解决危机。作者认为，与完全保密不同，跨越公共和秘密领域的网络行动的模糊性显而易见，但责任或指挥和控制的不确定性为国家同时向多个受众（对手和国内民众）发出信号创造了机会。这在国内被视为政府在危机期间对对手做出了一些反应，同时确保对手认为行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以避免危机进一步升级。 案例研究 本文评估了各国在国际危机期间选择使用网络行动发出信号的条件，以及在五次危机中网络行动之间的差异：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2015年叙利亚内战期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飞机后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危机；2019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国2013年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ADIZ）后的危机；以及2018年附属于俄罗斯政府的代理势力袭击了驻叙利亚美军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危机。 4.1 以网络行动为调节信号的国际危机 本文首先讨论了证明网络行动是一种调节信号的两个案例。2012年钓鱼岛争端和2015年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危机具有相似的背景特征：出于民族主义目的动员国内民众，以及领导人无法通过传统的私人渠道解决危机。它们的特点还包括类似形式的网络行为：由与政府关系松散的代理人或黑客组织进行的嘈杂但低成本的网络行动。在这两起事件中，领导人都在利用网络行动安抚国内支持者，同时避免采取使得危机升级的行动。 4.2 没有网络行动的国际危机 鉴于这些危机各方的大量网络行动，2013年ADIZ危机和2018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危机在缺乏网络行动方面尤为突出。与上述两次危机相比，这两起危机表明，某些类型的网络行动（特别是国内或敌对受众可见的网络行动）可以在危机期间充当信号，尤其是在政府对网络空间内和通过网络空间的活动实施较为严厉控制的体制下。 4.3 以网络行动为解决信号的国际危机 并非所有在危机期间发生的网络行动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2019年伊朗和美国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表明了调节信号与解决信号间的差异。在这场危机中，网络攻击直接由政府军实施，针对目标进行高度定制，并对伊朗的军事和情报能力产生了更大、更持久的影响，且它是隐蔽的，即国内民众无法立即看到。此外，这场危机与本文考虑的其他危机不同，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仍然高度紧张，双方之间的摩擦持续存在，并在几个月后再次爆发。 对政策和未来研究的影响 本文的部分论点建立在危机各方决定隐瞒或披露网络攻击责任的基础上。然而，由于第三方（包括网络安全公司等私人行为体）的激增，这一点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它们会在政府声明之前公开披露有关网络行动的信息，并分配责任。同时，本文辨别观察到制度类型的变化可能使一些国家更容易利用网络空间发出信号。 最后，本文对美国的未来政策提出建议。第一，决策者应更系统地考虑如何将网络行动纳入危机管理计划和战略，并进一步改善有关网络突发事件的沟通渠道和基础设施。与敌对国家建立或加强双边信任措施（特别是通信线路），让领导人私下交流网络行动，增强美国政府发出更明确信号的能力，并将行动与直接的私人信息结合起来。第二，决策者处理网络行动在信号传递方面的不同用途时，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方法，建立更制度化的机制，以便出于调节的目的，在危机期间与对手沟通，缓和紧张局势，使信号不被丢失，也不被误解。 词汇积累 军事演习 Military Maneuvers 廉价磋商/空谈博弈 Cheap Talk 网络间谍 Cyber Espionage 分布式拒绝服务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防空识别区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审校 | 唐一鸣 朱忻博 排版 | 何婕 彭凌懿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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