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神宗和哲宗期间，因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相互拆台，轮流执掌朝纲，导致政令频繁更迭，国势动荡，被相互倾轧、相互清算的朝臣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要算苏轼以及苏氏一派的学士门徒了。 苏轼画像 公元1104年，正值北宋徽宗掌政。经过三十多年的内耗，新旧党争依然火热，成为党争牺牲品的朝臣依然层出不穷。 此年农历五月十八，广西宜州城外的一条悠长破烂的土路上，一个瘦削老人正顶着烈日隅隅行进。 由于之前大半个月一直在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原本挺拔的身形，已然不成人形。 现在，南疆酷烈的日头、闷热的山间气息，更把他折磨得蔫吧蔫吧的。 这个落魄而至之人，就是黄庭坚，北宋有名的大文豪、书法家。 是的，他也是朝廷党争牺牲品之一，几度流徙后，最后被放到了这里。 与他同时期、一同命运的还有苏轼、秦观等人。（见） 黄庭坚来到广西，满腔悲愤、失落、不甘却又无奈。 然而，相比秦观、苏东坡被贬广西，黄庭坚对广西的影响更加深远，他潜移默化了广西文学900年的传承，影响了广西文学（桂学）的半壁江山之格局。 ——这是谁也料不到的 二、黄庭坚1045年7月28日在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修水县）出生，又叫山谷老人、黄山谷、豫章先生。  黄庭坚画像。 小时候的黄庭坚聪明过人，记忆力很好，五岁能诵读《五经》，六岁就能出口成诗。 成长后的黄庭坚时不时显露出的诗文才情折服苏轼，以至于后者经常性地、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黄庭坚的赞赏。于是，1078年开始，两人开始以诗文书信互撩。史称“苏黄唱和”。 如此一来，为黄庭坚日后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打下基础。当然也为日后被作为牺牲品埋下大雷。 1086年，迁京师秘书省校书郎两年之后，40岁的黄庭坚在宰相司马光的举荐下，得以司职《资治通鉴》的校订。接着，又接手《神宗实录》的检讨。 如果说与苏轼交好是一个隐雷，那么，司职《神宗实录》的校验郎就是妥妥的一个响雷。 黄庭坚老子给他取字“鲁直”，结果他还真是字如其人，整一钢铁直男。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拘下狱，被政敌诬为叛君。此年的苏黄还未谋面，黄庭坚却耿直站队苏轼，直面政敌之锋，为苏轼辩护，于是上了政治对手的黑名单，也就是后来的“元祐奸党碑”。 1094年，新皇帝宋哲宗亲政后，之前下野的“新党”（革新派）重掌朝纲。司马光被撤职，苏东坡贬出京城。 新党人拿《神宗实录》为政治副本，清算其他相关人员，包括主校验官黄庭坚。 面对各种刁难、提问，黄直男均以强硬愤慨的姿态逐一驳斥。尤其评价神宗皇帝推行使用“铁龙爪”作为挖沙治河疏浚河道的主要工具时，被指“影射、攻击、诋毁先皇帝”，“幸灾谤国”，大大触怒了哲宗小皇帝，被贬官四川贵州等地四年有多。 在此期间，同僚秦观、老师苏轼相继病逝，他也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但是，加在他身上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停止。 1103年九月，政敌再下死手，把他放到广西宜州羁管。 如果说在这之前，黄庭坚尚且算得上是朝廷命官，有一官半职的话，那么这次，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没官名、没官职、没俸禄，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戴罪之人。 三、黄庭坚是1104年五月初从桂林兴安进入广西的。 在此之前，他把妻儿家人15人留在了湖南永州，然后独自驶船南窜。 那时的桂林，已经蜚声迭起，但他只能在桂林南大门（今古南门）打个卡，给桂林留下了一个系舟处的景点，和一首《到桂林》。 王命在前，负罪在身，他不能停留，也不敢停留。他还要继续他的行程，独自驶船南行去宜州。 黄庭坚到宜州时间是1104年五月十八日。 初来乍到的黄庭坚生活是艰苦的，境遇也是挺悲凉的。 有史考证，黄庭坚在宜州的前7个月中，栖身之所连续更换。
 黄庭坚不停更换栖身之所 黄庭坚从小有才，被称为江西诗派的鼻祖，在文学界、书法界均颇有名气，头衔一大堆。文学上，和导师苏轼并称“苏黄”；书法领域，与苏轼、米芾、蔡襄齐名，称“宋四家”。 作为文人，自然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情风俗是分外向往和渴望探究的。况且，宜州的疆外风情的美景和风土俗情，对他来说，更是与众不同。 只是，黄庭坚来宜州大半年之后，才得以自由走访探寻。 比如，黄庭坚第一天投宿的龙溪黎家。黎家到龙水县（今宜州小山脚的龙水路和宜山路一带），只不过几百米的脚程。 黄庭坚得以到该地游览的时间，已经是来年的正月初二，来宜州已有大半年了。 由此可见，宜州官府不仅对其居所百般苛刻，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黄庭坚的活动自由。 正因如此，南宋诗人杨万里才认为黄庭坚在宜州被官方刁难，最后是饥寒交迫而死。 就是这样一个讹传，导致宜州百姓被历史误解上百年。 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四、严格执行朝廷制定的对贬官的要求和规范，是地方官对朝廷效忠的最原始体现。 宜州官方做出这些不近人情的行为，相信不过是职责所在罢了。 都是提着脑袋来当官的，总不能为了一个被贬之人，赔上自己的仕途或者性命，谁的命不是命呢？ 但严管之下，又隐约可见一丝温情。 比如，前面提到黄庭坚的居住条件十分糟糕，所以简单到洗澡都是要到百姓家中借浴。这样的行为在朝廷对戴罪羁管之人是有要求的，但黄庭坚是持续不止。 由此可见，官方并没有堵死所有通道。 与官方的墨守成规又遮遮掩掩截然相反，宜州的百姓和士子对黄庭坚十分友好。 士子们对黄庭坚充满了同情，各施所能，用陪聊、陪游、读书、下棋、陪喝等各种方式为黄排解思乡之情、精神之苦。 其中仅下棋一项，就有十多处的记录，有名有姓的对手也不下十多人。 黄庭坚后半生几乎是在被贬谪的路上，经济注定不宽裕。戴罪之身来到宜州之后，当然是伸手就见五指了，生活物质的采办自然成了奢想。 这时，是宜州百姓的馈赠和支援，拯救了黄庭坚的生存希望。 这些馈赠都是大量的，并且是持续性的。 虽然没有今天百色人给予支援抗疫大白的扣肉鸡鸭牛那样硬核，但品类绝对五花八门到令人惊羡。 除了粮米食物基础食材外，还有山珍河鲜，风味水果，特色小吃；也有鞋袜床席文房纸笺等用品，也有土豪送人参送帛钱的。 一番统计下来，宜州人对黄庭坚的物质投喂，已经大大超出了其生活的实际所需，甚至超越了一户普通人家的殷实程度。 颇有些破产屌丝靠众筹成了富豪的味道。 其中，尤其要着重提及一下这两个代表：
以上桩桩件件，都充分说明了黄庭坚在宜州的生活并非如杨万里所说的那样：惨不忍睹穷困潦倒而死。另一方面，也反证了官方虽然对其限制严格，但也并非刻意刁难。 黄庭坚甚至笑称自己不是“山谷老人”，而是“八桂老人”，以表达在宜州生活的富足、惬意。 五、1104年十二月廿六，哥哥黄元明来宜州陪他过春节，也带来黄庭坚将要回徙永州的消息。这意味着，黄庭坚很快就能官复原职了。  太守党明远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息，于是，对黄庭坚的态度大转弯，更加任其自由。 黄庭坚因此得以有机会遍游宜州附近山山水水，名胜景点。也是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宜州城原来是处在一个山洼地中，四周围都是山，山少林木。 游览的同时，等待着朝廷官复原职的诏令。 黄庭坚在羁管宜州期间，作诗词写文章书法极少，留下的多是游记或是日记。 这对于一个以文章安身立命的文豪级的人来说，是十分不正常的。但联想到他的处境、心境以及正是因文章而惹下的祸端，又是十分正常的状态。 好在，他对士子后进的文章书法请教，倒是不吝指点，并尽力勉励。 1105年重阳节，挚友兼学生范信中筹办了一个重阳宴会。 或者是久等朝廷的诏令不至而心情不快，又或者是黄庭坚预感到了什么。他即席做了一首词《南乡子·诸将说封侯》：
谁也想不到，一语成谶，这词成了黄庭坚的绝笔词。 20多天后，一代文豪黄庭坚突发重病，逝于宜州城南的城楼上，至死也没看到朝廷的诏书。 这一年，黄庭坚61岁。 六、黄庭坚在朝廷既非皇帝近臣，亦非中枢要职，就因为与苏轼走得近，就沦落至此境地，最后客死他乡，是国之殇还是人之痛呢？ 但愿宜州人民对他的热情和善待，能多少抚慰他的孤苦心情。 宜州对于黄庭坚来说，可能是人生的悲苦和不幸，但是黄庭坚对于宜州来说，却是幸运的。宜州人对其的敬重和善待是有回报的。 “前人不幸后人幸，万里为破南天荒。”这是郑献甫对黄庭坚的高度评价。郑献甫大半生在两广教学，有“两粵宗师”之誉。 黄庭坚的到来为宜州带来了中原文化，为宜州带来了读书风气，影响着宜州人对独立人格的精神追求，使宜州乃至整个河池的文化生态有了关键的传承基因。 据《宜山县志》记载，黄庭坚之后的宋至明清，宜州人在各级科恩录取上，有41人中进士，255 人中举。这对于一个偏隅南疆闭塞蛮夷的小县城来说，是相当耀眼的成绩的——这恐怕与黄庭坚不无关系。 这一脉文化的传承甚至辐射了整个广西的文化文学传承，影响近代、现代广西文坛的格局。 上世纪初期以来，河池涌现出了大批作家。比如，世纪初的第一代作家周钢鸣、曾敏之等；30、40年代的第二代的包玉堂、蓝怀昌、潘琦等，以及第三代代表东西、鬼子、凡一平、聂震宁、杨克、梅帅元、常剑钧、李约热、潘红日等。 其中，包玉堂、潘琦、东西、鬼子、凡一平等，在国内文坛更是排上名的存在。 这些作家占据了广西文学作家版图的半壁江山。 广西桂学研究会黄伟林教授评价：一部河池文学史，半部广西文学史。河池能涌现出如此多高品质的作家，多少与黄庭坚为河池留下的文脉有关。 参考：广西桂学研究会会刊，河池学院学报，广西电视台广西故事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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