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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冬至的第二天,那天是12月22日,母亲去世了,享年91岁。整整一周,我都是懵的,反应迟钝。办完丧事,回到广州,借着书写,才慢慢理清思绪。我的母亲,是我的生命之源。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的感觉都很复杂。她没有文化,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只会勉强写自己的名字——当年在工厂里做工人,需要手写签名才能领工资。她是随军家属,我父亲成为军官,熬过很长的年限,她终于有了随军的资格。那时候,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母亲抱着我,带着当时已经10岁的姐姐,跟着父亲来到广州。那个年代,军人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母亲成了全村人艳羡的对象。当年村子里和我父亲一起去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除了我父亲,其他人全部休妻再娶,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把村里包办婚姻的妻子休了,娶了城里的女学生。唯独我父亲,把我母亲接到了身边,一生没有和母亲红过脸。除了我现在的姐姐,我还有两个姐姐夭折了,她们的死因,母亲一直讳莫如深,多年以后,姐姐成了医生,她说,那时候医疗条件太差,加上营养不良,估计那两个女孩子,是病了没有得到及时良好的治疗,当年在那个小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我妈妈毕生的梦想,是必须有一个儿子。这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她觉得如果她没有儿子,那就是断了香火,对不起我父亲,也对不起梁家的祖宗。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已经四十了,她对没有儿子一直耿耿于怀。她曾经和我们当时的邻居商量,用我来换他们家的儿子,那家人有四个男孩,和我母亲相反,那家阿姨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后来没有换成,不是因为我母亲舍不得我,而是很巧合地,她忽然发现她怀孕了,生下来是个男孩,那就是我弟弟。那时候,我父亲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一座以重男轻女出名的客家小城。我对这事有模糊的印象,因为他们是当着我的面说这事,大概认为一个3岁的孩子不可能有什么反应。但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的梦境。直到我成年后某一天,在广州遇到当年邻居家那男孩,他比我年纪大一点,张口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咱们的妈差点把我们换了呢。”——原来都是真的。母亲对我弟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家里所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是我弟弟优先,什么活都舍不得让他做,什么苦都不舍得让他吃,最终把他养成了人到中年还啃老的废材一个。我从不记得和母亲有亲密的肢体接触,比我大10岁的姐姐很快去“上山下乡”了,我变成家里最多余的那个人。从10岁开始,我父亲就一直在生病,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再没上过一天班。我的童年时代,家里弥漫着混合着药味的忧伤和压抑。我是母亲情绪的垃圾桶,我总是不知道我错哪了,随时可能迎来她不分青红皂白的打骂。多年以后,朋友曾说过,“你不像在军营里长大的女孩,在军营里长大的女孩子都特别阳光开朗。”童年时代,我就知道,亲生母亲都靠不住,父亲也顾不上我,我只有靠自己。我阅读,写作,在文字里构建了另一个世界,敏感,脆弱,却又倔强。我考年级第一,14岁开始发表文章赚稿费,18岁,我成了那座小城为数不多的考上重点大学(那时还没有985和211的说法)的女孩之一。我以为我终于可以逃离,离开我母亲,离开那个伤感的原生家庭,我终于可以独自飞翔。我不会仰望男人,也从无可以善始善终的亲密关系。曾经一度,我爱好用语言的利器,杀伤看起来很精英的男人。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愤怒来自哪里。前半生,我一直以为“母爱”是个笑话,少年时读到冰心歌颂母爱的文字,心里只有冷笑。我毕生都在逃离我的母亲,我不要成为她,我一定要往相反的方向走。很多年后,我自己成为母亲,有一天,孩子出现了我无法应对的问题,忽然发现,我一直以为逃离了原生家庭,逃离了我母亲,但是我逃得了吗?我的孩子在这里等着我,而我,不知不觉间,长成了母亲的样子,不管我是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轮回。因为孩子的所谓“问题”,我慢慢走上了学习心理学的道路。一遍一遍地回溯我和我母亲的事。开始的第一层面相,我看到了自己对母亲的恨,因为她的偏心,因为她的重男轻女,因为她的没文化,我不可能在她身上吸取到精神的养料,她不可能滋养我,这个时候,我明显停留在还渴求“完美父母”的阶段……第二层,我再发现,谁说她没有滋养我呢?上中学后,因为人人都说我成绩好,聪明,会写文章,是个人才,在家只要我在看书,母亲从来不会叫我干活,哪怕她一个人包揽了所有家务。她没文化,在工厂里做的是最苦最累的体力活,回到家还要做家务,那时候家里没有电饭煲洗衣机等等电器,只有煤炉。父亲又不在家,她一个人,有多累和多无助,我知道吗?更何况她身体也一直不好。我怀孕后,和孩子的父亲分居两地,独自一人在广州,母亲得知后,不顾晕车,连夜坐长途大巴赶到广州,陪在我身边照顾我,每天做好饭等我下班,晚上陪我去散步。孩子出生后,她一直帮我带到2岁多。因为她在照料孩子,我才能安心地在报社工作,完成我当时的“无冕之王”的梦想。可是我呢?不管母亲为我付出了多少,总是会因为她始终不变的对弟弟的偏心,将我拉回到童年时无助的处境。第三层,那时我在一家心理机构学习,帮一个家长做潜意识沟通,她说到离婚时没有带女儿走,因此始终怀有歉疚,女儿也抓住这一点对她予取予求,我猛然发觉,我就像她那个不知好歹,薄情寡义的女儿,揪着童年时母亲的重男轻女,3岁时想把我拿去换儿子的“错”,不肯原谅她,对她所有的付出视而不见,或者当作理所应当。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团体带领的初级组,那个带组的大咖说,重男轻女是国民性的创伤,给很多女性造成了很难弥补的伤痕。曾经,我也觉得自己不可能被疗愈。可是,我不是自诩受过良好教育吗?为何我从不想想,这真的只是母亲的错吗?她怎么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她又如何能脱离国民的集体无意识。更何况,她身为母亲,已经经历了几次失去孩子的悲痛,她小心翼翼地对待弟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就能做得比她更好么?从我孩子出现的问题,也可以看出,我身为母亲的失败。身为一个女性,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从来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她卑微如泥土,是这个国度沉默的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大多数。而我,如白莲花一般鄙视着扎根的淤泥,看不到母亲的牺牲与成全,妄想凌空高导,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妄想脱离地心引力一般可笑。那一刻,想起《金刚经》上的话: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原来,我为自己构建了那么可笑的太虚幻境。也就在那时候开始,对男人的愤怒,消解了。我的愤怒,不过是不甘心,不甘心母亲一直对儿子的偏爱,我下意识地需要赢过男人,我必须比他们更优秀。因为和母亲的链接并不深,我并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做一个母亲,很多的缺失,在我成为母亲之后无可避免地显现。而孩子的问题,只是提醒我,我有缺失的功课需要补。直到前不久,我才最终完成了和母亲关系的一层又一层的实相的构建,从内心而不是头脑与她和解,同时也和过去的自己和解。或许,人都是要先成为父母的样子,再成为自己的样子。而母亲没有活出来的那部分,我是可以活出来的。以前总觉得我孤身一人,身后没有支撑,前方没有出口,对任何事情都本能地悲观。如今,看清来路,我才能明了归途。多年前父亲去世,我写过一阙古体诗,内有一句“奈何桥冷肝肠断,孟婆汤残孝顺迟”,这一句,其实也适用于对母亲。唯一的宽慰,91岁的母亲已经是高寿,父母终于可以团聚了。而未来的我,可以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我的书写,帮助那些困顿中的母亲,我曾历经的那些泥足深陷的苦难,会变成养料和财富,让我能有更好的感受力,共情力,如此,我可以活出母亲没有做到的自己。我身上一定也遗传了母亲的韧性,生命就这样传承下去,爱也这样传承下去。梁红,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应用心理学硕士在读。做过国企员工,报社记者,现居广州,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用笔名“慕容紫薇”出版过长篇小说《香夭梨园》《只和陌生人说话》,散文随笔集《龙井版男女》《时尚晚礼服》《越寂寞越美丽》等著作,作品有评论,散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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