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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人物翻案，近些年来屡见不鲜。诸如秦桧、张学良之流，都有人为他们摇旗呐喊，更别提其他人了。如汉末三国时代的“第一猛将”吕布，便被不少人视为“大汉忠臣”，其对汉室的一心一意，甚至要超过刘备。  壹 大汉忠臣 抛开人品不谈，吕布的政治立场，的确非常“坚定”。自背刺董卓伊始，吕布便与汉献帝站在了同一条船上。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张璠《汉纪》记载：李傕、郭氾入主长安后，王允本能离去，但却坦然留下，而后语重心长地对吕布嘱咐道：“努力谢关东诸公，以国家为念。” 注：按吴金华《三国志丛考》，董卓麾下大将郭汜本作“郭氾”，氾同“泛”，与另一名“郭多”相符。“汜”形似“氾”，应为后人誊抄有误。 彼时，关东群雄的“口号”，仍是讨伐董卓，恢复汉室河山。加上王允之托，所以吕布返回中原后，首先投奔的诸侯便是盟主袁绍与副盟主袁术。但很明显，袁绍、袁术都看不上吕布；但这并不代表，其他人也看不上。很快，官方亲自下场“盖章”。 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 献帝东迁，急令吕布来迎，甚至亲自手书。布未能至，却仍受到朝廷嘉奖，进为平东将军。何谓“平东”？可见在汉献帝眼中，吕布的分量要远大于所谓的“关东群雄”。可见，吕布的“忠汉”成分，不可谓不高。就连关东联军“主持人”臧洪，在反抗袁绍时，也曾为吕布辩解：“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 诸如此类的证据，还有很多。比如，吕布喊出的口号，一直是“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又如，当曹操迎奉天子后，以朝廷名义加封吕布为左将军，后者喜不自禁，当即拒绝与袁术的联姻，并遣人追回袁术使者，将其械送许都。 一个人的行为与想法，不见得是一致的。正如袁绍等人，口口声声说要“讨伐董卓，拱卫汉室”，却在董卓退守长安后争权夺利。吕布来投，袁绍为何会拒绝？盖因韩馥、袁绍等人，欲拥立幽州牧刘虞为新帝。若非刘虞乃东汉宗室之后，恪守忠汉之念，袁绍等人说不定就成功了。到那时，他们与董卓又有何异？ 因此，吕布的“忠汉”之举，还要进一步探讨。  贰 背主求荣 一个屡屡背叛旧主的人，却对汉室无比忠诚，这令人殊为不解。窃以为，吕布口中的“忠于汉室”，与袁绍等人的性质无二，都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军事活动寻找一个合法借口。 对于吕布的评价，当参考史家。陈寿说他“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范晔云“布亦翻覆”，徐众亦称其“反复无义”。众人一致认为的“反复”，与“忠诚”显然是相对的。倘若吕布杀董卓，是为忠汉，那么他刺丁原而奔董卓，又当如何解释？ 其实，换个角度便不难发现：吕布对丁原、董卓的两次叛变，都捞取到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其背后的并州武将集团也水涨船高，身价倍增。因此，与其说是吕布“反复无常”，倒不如说，是整个并州武将集团拥有莫大的政治野心。出卖旧主，便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对边地武将而言，无疑再合适不过。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又以匈奴冒顿单于所言：“未尝闻中国礼义。”可见在中原人眼中，匈奴、鲜卑等北方胡族，就是“苟利所在”，只看重利益，这与陈寿口中的“唯利是视”何其一致？ 这种偏见，是中原人的共识。自鲜卑、南匈奴等接连归附东汉政府后，大量胡族内迁，让幽州、凉州、并州成为了“汉胡杂居”之地。 汉末三国时代的几位悍将，如董卓、吕布、马超、公孙瓒等人，皆成长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久“习于夷风”，深受胡人风气影响。在他们的认知中，“利益为先”的观念可谓影响深远。董卓为袁隗故吏，却依然杀其全家；吕布为董卓部将，又如何不能将其取而代之？ 指望这样的人来匡扶汉室？恐怕汉献帝自己都不敢相信。 而他之所以要在第一时间内选择吕布，是因为“关东群雄”的做法，要远比吕布更为恶劣。自董卓改立刘协为帝时，袁绍便是坚定的反对者；后天子失陷长安，袁绍等人也在积极谋立刘虞为帝。对于这样的野心家，天子如何能信？ 在经过凉州军与白波军的倾轧后，汉献帝环顾四周，发现身边竟无一个军阀可信。可见他选择吕布，也不过是因为后者曾与王允辅政，相对其他军阀来说，汉献帝与他还算熟悉。 而且，以王允所言“剑客”，陈宫所云“壮士”来看，他们对吕布哪有真心可言？吕布虽有几分小聪明，但玩起政治手段，却远不如中原名士。方便拿捏，或许也是汉献帝招揽吕布的另一主要原因。  叁 风评问题 综上所述，吕布虽有“忠汉”之举，却未必是“忠汉”之人。 吕布所想，不过借“忠汉”名义而行称霸之事。但他却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打着“忠汉”的幌子，却仍不受中原名士待见，甚至沦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反观隔壁刘大耳，用的是同样招数，却深受曹操、袁绍、刘表乃至孙权等人的器重。何以至此？ 钱穆先生曾提出一个概念，名为“二重君主观”，这是对东汉政治的精准概括。受汉朝的选官制度（察举制与征辟制）影响，门生故吏与恩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有时甚至会高于君臣。东汉士人，皆重名节而轻生死，在儒家纲常伦理体系成功构建以后，人们不仅要忠诚于帝王，也要忠诚于自己的恩主。 前者，是帝王维护自身统治的保障措施；后者，同样是世家大族维系其利益的必要手段。对吕布而言，他虽忠于汉献帝，却背叛了丁原、董卓。丁、董二人虽然无道，但也是“恩主”而非君王。吕布成长于边地，只知天下有皇帝；却不知对中原人来说，皇帝之前，还有恩主要效忠。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是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的。吕布背叛恩主，无异于撬动了他们赖以维系自身地位的基石。渤海太守袁绍，如何能让冀州牧韩馥拱手让出“天子重资”的冀州？只因韩馥也是袁氏故吏，无法摆脱这层关系。 反观董卓、吕布等边地武将，却不修礼法。他们不了解、或者说并不在乎中原官场上的潜规则，这才会做出背叛甚至弑杀恩主的行为。而在世家大族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被原谅的，因而董卓、吕布之流必须要被“污名化”。尽管他们的品行的确很差，但世人对其的差评，却犹有过之。 如此一来，就连“唯才是举”的曹操，也不敢留下吕布。刘备所言“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便精准掐中了吕布死穴。吕布虽有“忠汉”之名，却经常背叛恩主。若留吕布在侧，谁又能保证，他不会以“忠汉”之名而背刺曹操呢？ 参考资料： 司马迁撰《史记》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 钱穆著《国史大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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