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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金国灭亡后，南宋朝廷欣喜若狂，决意收复中原失地，无奈因粮草不济、兵源不足，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相抗衡，以致兵败洛阳，史称“端平入洛”。此后，宋蒙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对峙战。在长达40多年的对峙与抗衡后，元朝灭南宋，实现了天下一统。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城，入元以后又将面临怎样多舛的命运呢？  元军平定江南  为了能够早日平定富庶的江南，蒙古军队颇费了一番周章。在宋蒙的长期对峙战中，宋军一直处于下风，为此不得不向蒙古人称臣纳贡，以求偏安。这一局面直到1259年蒙哥折戟钓鱼城后发生了变化，一向如入无人之境的蒙古军队遭受宋军重创，蒙哥大汗亦阵亡。钓鱼城之战对宋蒙两国而言，都有重大影响：一方面，蒙哥的去世，使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发生继位之争，最终酿成蒙古汗国的分裂；另一方面，南宋朝廷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延缓了灭亡时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他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决定在肃清南宋周边几个政权后直接灭宋。
面对兵至临安城外皋亭山的元军，南宋朝廷内部就是否决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南宋宰相陈宜中已挟益、广二王南遁温州，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则请求朝廷能够背水一战。此时在位的皇帝是年仅6岁的宋恭帝赵㬎（显），主政的则是谢太后。尽管掌握南宋权柄长达数十年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已被罢黜，但南宋也已无余力保全局面。于是，谢太后决定拜伏投降。南宋君臣之所以决定纳土归附而不是选择决一死战，除了顾念京城百姓安危之外，还有保全宗庙社稷的考虑。文天祥为了保全南宋最后的尊严，在归降条件上要求伯颜承诺“决不动三宫九庙，决不扰京城百姓”。 1276年（宋恭帝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无论对南宋还是对元朝而言，都是颇为焦灼的一年。同年，元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一举灭宋。为了平稳接收江南地区，元廷颁布《归附安民诏》，明确提出要保护临安城内各衙署，以确保皇宫府邸、秘书省、太庙、国子监等重要场所的安全。不久，伯颜率大军进入临安城，并派古歹、范文虎、张惠等人开展接收工作，包括封藏国库、阅实军民户籍档册、收回官员诰命符印、解除临安宫城侍卫亲军的武装等。他还委命南宋降臣吕文焕等人张榜诏告官吏军民，以安民心，并遣人收缴南宋皇帝的衮冕、圭璧、符玺以及宫中的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此外，伯颜还遣孟祺等人收缴太庙、四祖殿、景灵宫内的礼乐器、册宝，以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庋藏的图书、祭器、乐器等，悉数运往大都（今北京）。一些北方汉人官僚，如翰林学士王构、李槃等人还向元廷建议，收集南宋宫廷典藏的帝王实录、图籍等，为日后编修《宋史》预备史料。随后，伯颜奉忽必烈之命，将南宋帝后及皇室等数千人押解至大都。南宋故都临安易名为杭州，由国都降格为省城，临安城的衙署也变成了两浙大都督府。 元廷对临安城的保护 围绕南宋故都的处置问题，元廷各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纷争。为了防止汉人抵抗，元廷对临安特别是皇城遗迹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江南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元廷对临安皇城不但未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举措。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南宋遗民周密同友人登临宝莲山游览之时，“石池、亭馆遗迹，历历皆在”，俯视山下亦可见“太庙及执政府在焉”，可见临安皇城的主体建筑在入元以后尚清晰可辨。此外，供奉宋室历代祖先御容的景灵宫依旧存在，苏州人宋无在游记中有所提及，并赋诗“当年驾幸处，乔木鸟呼风”，以感叹景灵宫的荒废。另一方面，元廷将临安易名为杭州，赋予其省城的地位，同时尊重当地文化传统，营造符合儒家礼制的衙署、祠庙、城楼等建筑。此外，元廷还命中书省传谕中外，在官方文书中改“宋”为“亡宋”，改“行在（临安）”为“杭州”。 在南宋遗民看来，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元朝，绝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事关中华文化认同的“夷夏之辨”。因此，无论是元廷还是南宋遗民，都十分小心地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譬如，是否祭孔就事关元廷对儒家的态度。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正月，南宋朝廷就在原岳飞宅第建国子监、置太学。灭南宋时，入主中原数十年的蒙古人已然了解孔庙、太学等对汉人的重要意义。元初，临安城的太学、国子监等难逃被废弃的命运。元初文士陆文圭感慨：“气运衰竭，崇极而圮，三学之地废为官署，鞠为园疏，过而问者，莫知其处。”不久，忽必烈深感奉祀孔子对稳固江南地区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不断下令修葺各地孔庙，并对杭州城内的孔庙进行保护，甚至连南宋皇帝的御书石刻都留存下来，如宋高宗时代的圣贤像就流传于世。可见，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元廷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本文节选自《百科知识》2022.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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