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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抗日战争最大的战略损失，肯定非“皖南事变”莫属。探讨“皖南事变”，新四军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避免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特别是陈毅、粟裕曾力促项英将皖南军部尽速东移苏南，为此粟裕还曾亲自制定了三个团接应的作战计划。以粟裕的缜密与精算，这个计划无疑是周密可行的。那么，为什么粟裕接应军部东移的计划最终不得不搁浅，未能付诸实施呢？ 第一，陈毅粟裕认为苏南战略环境远好于皖南，力请项英和军部来苏南共同发展。 1940年，为了对付皖南和苏南的新四军，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了约18个团的兵力，首先切断新四军皖南与苏南的战略联系，其次摆出围歼皖南、威逼苏南的架式。顾祝同等人还这样分析道：“叶（挺）、项（英）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毅）、粟（裕）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面对严峻的战略形势，陈毅、粟裕研究认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为此，“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如果我在皖南和苏南两处分别应敌，则只能是疲于应付，根本不是明智之举。最主要的是，苏南的敌情与皖南有很大的不同，苏南是敌后地区，国民党军队一般不敢去，至少是不敢大规模派兵前往。如果去少量部队的话，一旦摩擦起来，新四军并不怕，完全能够应付。 然而，项英此时的主张是：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主要还是由江南加强皖南的力量。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时，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 显然，项英与陈毅、粟裕的意见相左。 第二，粟裕制定了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计划，如果项英下决心双方对接没问题。 对于项英主张向浙闽发展，陈毅、粟裕坚决反对。他们甚至这样发电向项英表示：“皖南部队企图于顽方进攻时长征闽浙，不可轻试”。 为了迎接项英和新四军军部来苏南，陈毅、粟裕一方面多次打电报力请项英东移，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做好迎接军部东移的有关准备。  一是考虑到电报毕竟受文字和篇幅所限，不一定能详细地、原原本本地反映陈粟的意图和想法，于是陈粟主动派人到军部联系，汇报他们的想法，以更好的说服军部来苏南。 二是考虑到双方能够快速对接、取捷径对接，粟裕命江南指挥部作战科长吴肃率领侦察组，与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率领的侦察组，分别从江南和皖南对进勘察行军路线，从中选取合适可行的军部东移路线。为使吴肃更好地遂行勘察任务，粟裕在他出发前还做了特别的交待，叮嘱吴肃一定要关注好山川、河流，以及当地的民社情等重点科目的勘察。吴肃受领任务后，与李志高的对接勘察进展得比较顺利。任务完成后，吴肃即向粟裕作了详细的汇报。 三是考虑到军部东移可能遇到的敌情，粟裕制定了详细的对接兵力使用计划。经粟裕与参谋人员测算，从江南指挥部控制的水阳、狸头桥到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最远不到150公里的路程。粟裕最终拟定了“派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实施，双方互相对进的话，只需一昼夜便可对接上。 第三，项英迟迟就是不来苏南，陈毅、粟裕没办法只好渡江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中央连发两电给项英：要求“新四军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新四军主力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 对于中央的明确指示，对于陈粟的力请军部东移，项英仍不为所动，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此时，大江南北反共风云日紧，反共摩擦愈演愈烈。特别是江南的新四军战略环境越来越严峻。国民党已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新四军布好了进攻的阵势。 形势的发展已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陈毅、粟裕分析认为：此时如果不跨江北上，江南新四军势必陷入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之中，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940年6月15日，陈毅、粟裕急电中央、项英和胡服（刘少奇）：“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德勤）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迟迟等不来军部东移，面对严峻的战略形势，陈毅、粟裕最终不得不放弃对接军部东移作战计划。陈毅于6月28日先行过江北上。粟裕于7月8日率江南指挥部主力胜利渡过长江。 最终，陈毅、粟裕在江北得以大发展。而新四军军部这边却留了历史遗憾，军部共9千余人遭受了痛心疾首的“皖南事变”。 主要参考文献：《陈毅传》《粟裕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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