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弧 | 汪瑞章传略（五）——渊源蕴藉秉赋

常熟老李jlr5mr 2022-05-10 发布于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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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疫情不息，行踪受羁，维伏案稽首，整理旧作以打发时间。今借李笛兄“常熟记忆”宝地，陆续推出笔者“虞城拾翠·人物”传记类旧作。犹待乾坤清朗，行动自由时复采编心意中一直念念不忘如赵凯赵均兄弟等师友生平行略。

蓝弧 2022年3月26日夜

汪瑞章传略

（五）渊源蕴藉秉赋

文/蓝弧

蓝弧 | 汪瑞章传略（四）——性婚姻爱

朝霞晨露中登辛峰，看日出，红日冉冉，绿野彩被，山坡驳杂，尚湖昆承湖，烁烁闪亮，家乡是如此的美丽，怎不抒发他艺术家的情怀？可是，他这一生，他满身的伤痛，他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无不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演绎。以他的才具，若投通都大邑，理当可以在他心仪的领域有更大成就，但在虞山脚下，却多受羁绊。诚然，虞山因他千数百年的文化底蕴而见其苍翠挺拔之势，唯因其地偏城小而养成的固步自封自得其乐自以为是之习性，故而难成大器——常熟固然也有成大器者，可惜这大器都成就在外头。

有多少次，他动了离家远走高飞的念头，可最终放弃，“唉，实在是离不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他爱躺在方塔——（这当然不是今日有数不清店铺的方塔苑）——边的草地上看天，看星星月亮。白天单单看云，看云丛中的方塔“摇摇欲坠”：天哪，它是不是要坍下来了？他爱听《梦幻曲》、《月光曲》，他爱找牛郎星、天王星，爱遐想“我是什么”？我所从来？我将往何去？

……

常熟是座小城，常熟有其固有的屑小琐碎，常熟没有将汪瑞章铸造成中国书法界的一代俊杰，但常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的确确造就他一身的艺术家气质，还有才具。

常熟有汪瑞章这样气质和才具的，确乎不多。

笔者于中国传统艺术如书、画、诗、词等甚少学养，故无能对瑞章师之艺术成就胡作判断，但以局外人观之，瑞章师以书画立身则无疑义。瑞章自称未曾正式收徒，但邑中尊瑞章为师者甚众；瑞章不事张扬，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求其字画者络绎不绝——几天前尚有一湖北女子携巨型寿山石，欲交换瑞章手迹，让瑞章师无以相对，十分尴尬。

那么，瑞章之艺，渊源何在，师从何处？

数年前，有常熟电视台记者李政先生者，列八个问题作采访纲要，我电话询问，知其因故未能圆满，且也没留下文稿，倒是瑞章本人，因采访而引其无穷遐想，于是密密麻麻写了不少。今以瑞章本人所撰为底本，并及我采访时的点点滴滴，缕缕块块，整理成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一、您的童年与你的书画有什么关系？

因为喜欢，便有寻觅，因为寻觅，便有所得，有得，亦有失，得得失失间，我便踩出了一条自己的人生路。若说“书艺之路”，那不过我人生路的一部分而已。

画画，写字，或曰“涂鸦”，那是我的天性——说天赋可能有自吹之嫌。究其最初契机，那得从我爷爷的老宅说起。

我出生在大东门东殿巷一幢民初老宅，宅院四进，另有一独立后园。这宅，在常熟地方，算是中上人家吧。前宅，我出生时已很破败，长辈们说是东洋人轰炸造成的，我们宅不远处大财主程元鼎的宅院就被炸了一半多，还炸死了人呢。后半宅院看上去蛮旧了，但够大，够完整。宅中有棵大木樨，树下有石栏，井台，树旁，有梧桐、香椿、天竺丛，最后一进是有侧厢的楼房。楼下门窗，窗格镶嵌着彩色法式玻璃，挺时尚的，楼上则蛤蜊片镶嵌，雕花隔扇，绝对中式，庭堂挂满字画，大都名家手笔，那时我小，唯记得有一画署名曰“曼云”。我妈妈读书不多，但能写一手好字，且背得出很多唐诗宋词，如“月落乌啼霜满天”、“武汉的蚊虫”等都是妈妈教我，父亲当然算是科班、高才生了，他也常常于晚饭后提我上他的膝盖，对着我吟唱《木兰辞》。

打开楼窗，东侧上首，千年古塔兀立眼前。

方塔，是我儿时的最爱。

那儿有蟋蟀，麻雀，有老鹰，乌鸦，有银杏，古槐，有回廊曲折，有坛榭临池。塔顶飞檐，风铃阵阵，僧尼诵祷，灵光片片。那里，有我数不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小伙伴，方塔，是我们那时的“儿童乐园”。

我爱做梦，爱于似梦非梦间看月亮，看方塔身边那一轮冉冉升起的月，家楼南窗总是挂着它，每晚每晚，我蒙受它无尽的关爱无边的照应。院子里总是树影斑驳，有清风忽起则月影摇曳，投射在白色的墙壁上，如笔蘸了墨，墨着了水，泼洒比划，嗨，好一幅水墨画。

巷口桥头，临街便一小画坊，门窗洞开，一白发翁端坐其间，或画或摹，天天如此。也许，这就是我的渊源所在吧，我每天都往那儿跑，都站他旁边看，看得入迷，看得发痴，看得无心学业。然后，回家便满世界地涂鸦。

姐姐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她是个成绩优良的好孩子，我三个哥哥学业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都是事业有成，若非后来的政治运动，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唯我，学习读书一团糟。

因为爱画，又没纸，便到处涂抹。墙壁上，庭院里，乃至书簿课本，凡有空白处皆为我涂鸦，我讨厌算术、数学、公式、方程式，所以我考试老不及格。母亲为之忧心忡忡，“画画不能靠着吃饭啊”，也没少挨打，母亲的手不重，但母亲的痛让我羞愧难当，于是想戒了画画，可惜没成功。母亲顺之自然，为我请了画师，一位名叫沈芳圃的老先生。老先生给我一幅课图稿，让照着画，我没画。不喜欢，太刻板，没几天我又跳回自己随心所欲的自由世界。

县三中的吕挹平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是第一个真正手把手教我入门的老师，从素描开始，几何石膏模型手、眼模型，乃至人像静物，又教铅笔、水彩、毛笔。可能吕老师的教学方式正好触发了我内在的天性，反正，我很得吕老师赏识，他常带我出入县里的美术活动，如室外的大型壁画，工农业生产展览布置等，并逢人就说，“这是我的得意门生那！”

有了这些基础，我就能在兰州煤校画那些让人不快的漫画了，我就能在唐市公社画那些美工宣传画了，我就能在西山劳改农场拍场长的马屁送他山水画了，我就能在劳改期间过上比别人稍自由一些稍轻省一些的生活了。

这是我初入门的全部。我的真正入门，并确定以此为立身持家之本，那要到1979年从西山农场平反回常后，正式在常熟工艺美术厂工作才开始。

那时，我投曹大铁老师门下，大铁师固不吝赐教，但未能正式收我为徒，因为他怕自己的不佳处境连累到我的政治前途。稍后，大铁师作伐，我正式拜钱持云为师。

二、能谈谈家乡常熟对你书画生涯的影响吗？

以我个人的视角看常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风貌与历史风貌。它当然也有现代风貌与现代文化，但那不是我所在意的，它的“现代”，在我看来，没品，没文化，与我所到所见之中国任一现代城市全都雷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老师钱持云曾言，“常熟是块好秧田”。如果这块土地不曾有过言子，有过昭明太子，有过张旭，有过黄大痴、王石谷以及虞山画派、虞山诗派、虞山琴派；如果这块土地没有长江如带，河流似网，没有湖光山色、塔影城廓等的自然大背景，那么，生生不息的常熟子民，他们会怎样一番与现在大不相同的情怀呢？

凡邑人，无不一年数登虞山，纵目抒怀。我每上虞山，心里便“山水清辉”四个字冒出来，这“清辉”的意境刻在我心灵的硬盘上，怎么删也是删不掉的。

旧时常熟，往西过城隍庙，小山台、逍遥游一带，佛殿依次，道观林立，一侧山坡古木葱郁，泉石叮咚。这是我的童年乐园，也是我艺术营养的源泉。那儿，每年都有几次盛大庙会，浩浩荡荡的拜香队伍绵延数百步，唱经声、磬铃声、锣鼓声、笛声、哨声乃至白发垂髫、布衣绸衫，人声鼎沸，更兼旗幡招摇，香烟袅袅，各种声音，各种色彩，各种线条，各种造型，应有俱有。虞山南麓，掩隐在树丛花荫中的茶馆酒肆，烟气蒸腾，酒香缭绕，语声嗡蝇，这店肆里的人物，长衫与西装同席，耄耋与青丝共处，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这里是古城既分散又约略、既普惠又专攻的文化沙龙，什么样的信息都会在这儿交换、流转、沟通……

这是抹不去的记忆，这是无穷尽的缅怀。你问，这对我的艺术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我无法回答。

可能，你也不需要我的回答。

三、您对常熟历史上著名书法家们是怎么看的？

真正称得上“常熟著名书法家”的，其实不多，小小县城浸泡荡涤，是他们书艺的起点，而有大成就时，往往又不再是常熟人了。还好，翁同龢例外，，其为书、为文，均称一流，至于为政，非我专攻，自不敢说三道四。翁氏在艺术上成就最大的，是书法。即做京官之时，他的书法便已享誉大江南北，人赞为“同、光两朝书法第一”。我常常纳闷，记得上世纪80年代，“板桥体”风行一时，邑中同道咸趋之，怎么就没人师从翁、杨、萧等呢？常熟既为“历史文化名城”，难道光几个墓碑、几个灵位就成？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出个专集呢？是不是可以再倡“乡学”呢？有朋自远方来，得进虞城，我为地主，何以面对？我就只能以空酒瓶待客么？

翁氏尤以楷行为神，大匠气宇。《清史稿·翁同龢传》称其书法“自成一家，为世所宗”，谭钟麟对翁书更是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这几句判语真正称我心意，“直突平原”意谓几乎可以超过颜真卿本人了。翁同龢早年习欧、楮、柳、赵，崇尚瘦劲，中年习颜体，重其浑厚，又习苏、米，渐有新意。我曾读过一封他削籍返家时寄于侄子的家书，信中说，拟小住半月，床不用棕垫，木板即可，每日饭菜，一素两小荤，座轿只用布幔，船需极小，切记切记……不知其中是否有官场险恶的意思在，翁氏闲居瓶隐庐，不出游，不接客，绝一切交游，潜心书法。翁同龢自言“我书虽不工，点画颇有余”（《赠吴儒卿时余将入都》），在他点画的些许自得里，我揣度翁氏书法艺术的旨趣所在：他几乎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他是为艺术而艺术，为书法而书法，他在瓶隐庐一住6年，直至去世，留下遗著遗墨无算，在他抬腕提肘、收伸滞流、泼墨挥毫之际，他一定什么都不在想，至少，他不会想自己的书法可以称霸书坛、可以垂范后世——你以为干吗？不就写写字么？

窃以为，翁同龢晚年的书法更有气度更有神韵，那里面更有一种超乎于水墨深浅浓淡粗细之外魂魄，那种魂魄不属于书法，只属于书法家本人。你可以临他的形貌，临到惟妙惟肖，但那魂魄却是你临他不到的。

萧蜕庵是以专业的面孔示范后世的，四体皆自成家数，造诣极高，点画蕴藉，气度儒雅，敦厚可敬，我见过他在旧线装书临习的《封龙山》端的工整，厚道，可为所有初学者、有一定造诣者揣摩仿效。高端的书法作品可以有两类，一类仅供欣赏、尊崇、膜拜，除极少数有天赋者，谁也学他不来；一类可为楷模，你有多大勤奋多高悟性，他就能提携你达到多高境界。萧氏当属后者，他的行、楷法度严谨，气韵流畅，纵一般初入门者，亦能圈能点。我年轻时亦曾临过萧字，后来因为自身特点，弃碑从帖，故未能一直走下去。

杨沂孙可算一个比较完全的常熟书法家，金榜题名后，官至安徽凤阳知府，但不久即丁忧归籍，此后深居简出，再未远行。一般认为他的小楷可属上乘，但更以篆书存世，我因未习篆书，所以，在书法方面对杨沂孙也说不上什么，唯其人生经历，颇令感喟不已。按理，官至知府，那可是个地市级书记的衔头，比之今日，纵只当他三五年的书记，这一辈子子女儿孙三亲七姑自然吃穿不愁，但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特点，父亲去世，儿子是必须回籍的，家境本来不错，遭遇长毛之乱，因之中落，家居常熟时，杨氏唯以书墨自给。显然，书法，至少对杨沂孙的后半世而言，不仅是艺术，也是生计。当然，古人的生计，与今不同，但够吃喝，便不再有奢求，尤不肯以书艺迎合世好邀宠谋利。

至于张旭，我想，捧出我们常熟书法史，带上一句“曾任县尉”足矣，毕竟，他与常熟的书法渊源至今未见切实可信的历史资料佐证，而其狂草，别说传人，就是偶尔习之者，亦鲜。常熟城里的醉尉街、洗砚池，距我东殿巷居处不过百余步，但我得说实话，从小到大，我没在那儿感受过翰墨书香。

不仅常熟，就算全国，今能狂草者鲜，草而能神者绝。因何鲜绝？时世使然。传统中国文化，故多有禁锢人性之弊端，但于文人士大夫而言，这些禁锢其实可有可无，可多可少。两晋以降，文人只要保持与政治的一定距离，只要不卷入特定的利益集团之纠纷，他们为人为文为艺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张旭不会因为“醉驾”而受处分，不会因为迟到而受批评，张旭之癫是真癫，张旭之痴是真痴，其癫其痴皆为书艺而起，做官不过兼差，喝酒才是正道——如果那酒能喝到痴傻癫狂以至泼墨挥毫可以无所顾忌的话。

显而易见的，如果书协主席的交椅很有吸引力，如果书展画展的销路值得期待，如果市委市府的拨款赞助必须争取，那么，如张旭般似癫似痴的作品就必然无处存续。

补充一点，这不是对今人的调侃，也不是对邑人的揶揄，而只是客观描述。其实，常熟人本来就与张旭的性情格格不入。以上四位大家中，窃以为杨沂孙最一副常熟人的面孔，官也做了，不算很大，也不算小，却并无做更大的急切，生活过得也不算富裕，也不算穷，纵有意外，笔墨亦能自给；交往未必名门望族，但必贤人雅士，也因此他的书法写出了他的人性，规矩而不乏灵性，高雅而不脱地气。若翁同龢者，高贵尊荣，出离于布衣匹夫的空谷禅音，非寻常人能及；若张旭者，乃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之物，近乎于非人类的杰作，可观不可亵，可敬不可习。

世移事易，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复既往，现代人急功近利，徒陷张扬、矫情、作秀之境，尽现华丽、空泛、虚妄之态。近来更有一种现象可气可恨，主席台上人，热衷于大展大赛，观众席上，年少学子千千万万，一个个仰着头颈看上头，掌声，鲜花，奖状，头衔，却忘了埋头伏案，苦心临习。看什么呢看？主席台上有翁杨真迹，有张萧笔墨？唉，不说也罢，张、翁、杨、萧之风不传，情理中事也。

四、能具体谈谈您的书画生涯吗？

我19岁下乡，幸遇冯敬耀。当时，他专注于书法已久，其造诣已是我望尘莫及，心里佩服得紧，便暗忖要赶上他。景耀带我拜访唐洮，唐洮的画室让我大开眼界，他的勤勉与成就，更令我自愧。先此，总以为自己颇有天赋，颇有悟性，只稍稍用心便得不少赞许，心下难免得意，待见真正门内行家，那失落，非言语所能表。我一度打算放弃，无奈，我太爱写爱画了，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能比书画更能抚慰我的心灵呢？我急着想追赶同道，却使不上劲，只怪自己太笨。其实，不是笨，而是看的多，学的杂，无所适从。中国艺术，其门派演绎，固有其扬身立名方面的现实考量，但更重要的，还是宗旨技法的传承创新。于是，在朋友引荐下，拜访曹大铁先生，向他诉说我的彷徨。这段时间，我常去菱花馆，而先生也常常赞许我的字，这给我鼓励不小，他在仔细品味过我的习作后，嘱我临文征明的字，我临文征明也算勤勉。我意字画并举，这不仅仅是喜欢，毕竟，画更能有益于我的物质生活，遂欲拜先生为师。先生不许，“我缧绁在身，会害你一辈子的，我介绍一位老师给你，'此公山水，五百年来未有’”——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先生的可爱之处，先生从不啬于对他人的赞许，纵是工艺美术厂画工的作品，他也会赞许有加，于是，先生代修拜师帖，我正式拜在钱持云老师门下。老师嘱遵课图稿打基础，愚生性笨拙，唯以勤补拙一法，遂日夜临写，拣得意者捧上，老师甚喜，出钱维乔柯罗版画册，吩咐临摹，稍后，又出王石谷《江山万里图卷》，我废寝忘食，日夜临摹，临毕呈老师，钱师大喜，曰，“有天分，好好画，日后必常熟高手。”

这是我艺术进步的黄金时代，若嗷嗷待哺之稚儿，竟有不尽乳液滚滚而来。假以足够时日，我于书画艺术之成就，或真能合于钱师期待，然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性格，风狂雨骤，雷电来袭，我身陷囹圄，获刑五年，又“留场”五年，待1979年平反归籍，我已由青年开始步入中年。

西山归，与师友重聚，不胜戚戚，八年（先两年在唐市“交群众监督执行”）隔世，邑中画坛，早已高手林立，我与同辈已稍拉近的距离，复又增大。于是，我决定弃画从书。

多方奔走，得入市工艺美术厂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市书画院成立之前，工艺美术厂是常孰书画艺术事实上的沙龙，其中成员既是同道，又是同事，还是朋友，大家朝夕相处，相竞相进，相辅相成。偶有心得，必同道中切磋共享，某有良师，必聚而同堂求教，有名画真迹珍品佳藏，亦必分享之。

如今想来，对我书法艺术真正耳提面命的，是来自苏州的评弹大师黄昇庵老先生。黄先生以“说西厢”行世，他的“西厢”决不以色情、淫秽、暧昧、挑逗来勾引听者的兴趣，而是从现代人的人性、人道和追求独立自由幸福的角度来阐述，他的“西厢”是文艺的西厢，文学的西厢，有极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否坊间乐俗恶搞的西厢。师友间传，他曾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被总理赞为“江南才子”。但他自己却谦称，玩诗、书、画，票友而已。

这位票友比当今许多功成名就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专业得多。

他是位真正的大师。

黄先生每年春秋两季来常小住，他与常熟书画界人士，遍有深交。来则呼朋唤友，杯酒茶盏，同道们日夜相随，许多趣闻轶事、艺苑掌故以及诗、书、画方面的重要信息遂得于在小小虞城广为传播。黄先生于我，可谓忘年交，隔代师，他纠我偏误，正吾笔法，出珍藏印刻，谈北碑，说诗韵，改我习作，更以《随园诗话》、《诚斋诗抄》等名作来讲吟诗赋词写字作画乃至为人做事的道理。

我得特别强调，也许我天性里有旧文人习性，但让它真正成为我的性格成分并铸就我行事模式的，应该就是黄老先生对我的影响。我生于1946年，中小学接受的都是新中国的新式教育，其内容、形式可谓与旧文化格格不入，故我在传统文化方面并无系统扎实的功底，但我至今仍一孤独怪僻文人相，曹大铁、黄昇庵等功莫大焉。

这一时期，同辈中过从甚密者，有冯景耀、姜戈平、包卫东、毕盛、朱唏等，而王震铎、唐洮、李达、曹烨等，则在绘画方面给我手、眼、心方面留下深刻烙印。我至今珍藏老友王震铎所赠印刀一支，虽然，我在篆刻方面一无所成。

五、书法在你生活中是个怎样的地位，你又为什么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幻庐”？

我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幻庐”，可谓反复斟酌几经变易。自孩提至中年，常作梦，怪异荒诞的梦，我的日记记下了不少这样的梦，有的梦美妙若童话，有的梦则凶险吓人。待经历了数番人数大坎坷之后，忽读苏东坡两句诗，“人若秋鸿未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于是自制一朱文石印曰“梦庐”。

在佛教界朋友的影响下，特别是师友妙生和尚的指点下，我也时常读经诵经。《金刚经》末句“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真触我心境也，人生如此，作书之道亦如此。梦乃幻，幻如梦，遂自撰室铭，“游池戏海碑帖其薮执册奉简稻粮之谋”，并改斋名为“幻庐”。这个室铭既是我个人心灵的表白，也是我日常生活的写照。

“乐我事，善吾身，出华饰，谢浮名”，人，应该本真地活着，才不枉来人世一遭。眩目的物质世界，虚幻不实，切不能沉迷其间。有朋自国外回，向吾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回他，“里面的世界也很精彩，不过，无论里面，外面，都很无奈。”

然而，物质世界也不可不管不顾，毕竟，须有肉身活着，心灵才有所依附。我之所以最终未能投身沙门，害妙生一场空欢喜，也是深知自己尘根未尽的缘故。

我习书法，执以为业，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利方面的考量。书法之于我，在真正的心灵之外，也是一种无奈，我别无长物可凭，我要生存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砚池碑帖便成了我的唯一选择，当然，这也是我的独立王国。

书法乃小道。我从来持此观点。说它小道，当然是从社会角色这一角来说的，它无关乎国计民生、社会进步，但它确又是大道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爱它，赞赏它，弘扬它，是我辈的天然责任。

从个体看，书法代表着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也是我们积极乐观地处世的一种游戏方式。因此，书法虽非大学问，于我们却是种妙不可言的心灵体验。上世纪90年代，曾有人主张设书法大学，窃以为谬矣，2000年来，前人的总结已足够我们“游戏”的了，一点一划，蕴变化无穷，一撇一捺，藏玄机万千。

因此，书法之于我，既作“稻粮之谋”，亦为立身之本。

我之见，瑞章在艺术上的最爱可能还是绘画，这感觉从我们一向的相处中获得，同时，瑞章自己也有较正式的表达（见汪瑞章《幻庐随笔·五》）。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常住城里。我的老邻居老朋友洪子麟介绍我认识了前辈曹大铁先生。大铁是张大千大风堂的入室弟子，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是位诗人、画家、书画鉴赏家，他的文史学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一流高度，他又是位土木工程师，他当时是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住水北门外，菱塘河边，自家一所西式老宅——菱花馆。文革中，夺权正酣，各派尚无暇顾及我们这批“阶级敌人”，乘这空档，常熟一大批文人墨客纷纷成了菱花馆座上宾。我的老同学支禾是曹师亲戚，于是我和支禾也就常去菱花馆了。我们听大铁师讲述艺坛趣事轶闻，从中，我们获得许多文史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掌故。我和支禾想师从大铁师，他却直摇头，“使不得，我是个被监视的反革命，这对你们大不利。我介绍你们去钱持云那儿学画”。大铁师去说，一说就成。当时我的拜师礼是两斤螃蟹两包烟。

钱老师教画，自己不出稿，而是让我们在旁边看，再出所藏名画让我们临。我很用功，常常临至深夜，钱老师看了临本常夸我，“很好，很聪明，你有灵气，日后必有大发展。”

可惜，好景不常……1979年年末，我从西山苦役场平反回常，安排到工艺美术厂时，看见，一大批人在拼命挥笔画画，其中如王震铎等，卓然已为邑中著名青年山水画家。我知道，我得迎头赶上去，我失去的时间必须追回来。但我也知道在绘画方面要赶上去有很大难度，于是作出了弃画从书的决定。

阴差阳错，半生有余的生命，犹如恶梦一样，我再没有成为一位专业的画家。

……

曹大铁先生的家，菱花馆，在文革中后期被查封、拆除，赶到了一处破旧的陋室，文革后落实政策，政府造还他一处居室，在菱塘南村一僻静处，以后的十多年中，大铁师又成了常熟书画界的中心人物，他的住处也就是城里当然的艺术沙龙。我与钱老（钱持云）的师生关系虽说在回常熟进工艺厂后，依然保持着名分，但我弃画从书的决定，使我未能再求教于他，而这时候钱老师的学生也已门可罗雀。这时候，大铁师鼓励我继续学画，并说，“从一位上海名师吧，徐子鹤，怎么样？他可是安徽书画院的院长，我老朋友了。由我去说，准成。”我一时定不下来，因为家贫，往返安徽，追随一位师长，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后来又有一朋友劝我师从上海陈青野，说陈老师是吴湖帆的学生，又是常熟人，方便多了。于是我决定师从陈青野，陈老师也答应了。我们开始了一段时间不长的师生关系。1984年5月，我独游黄山，在山下巧遇陈师，他正带一批学生如伏文彦、陆一飞等写生，陈师遂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我们的师生关系之所以短暂，是因为大铁师要我师从徐子鹤的关系，大铁师与陈师闹意见，我夹其中，稍有风波，陈师大生其气，将我“逐出师门”。数年后，陈师回常小住，差人将我叫过去，对我道，“从前的事不说了，你还是我的学生，我回常，你见我还须执弟礼。”我答“当然”。不过，这些都成空话，此后陈师再未回常住过，我与他未曾再发生过人事上艺事上的过从。

回顾我这大半生与绘画的关系，真有点曲折离奇，我与绘画一直若即若离、若断若续，看来还是“缘未具足”的天定之数。如今我将步入老年，张眼望去，后生可畏，你看这遍地的学院派国幅，怎不叫你感慨万分？余生我也只能是聊以自慰、孤芳自赏地动动笔而已。

但愿女儿能圆我此生未竟之梦。

写汪师瑞章兄传略，最让我惴惴不安的，即是笔者在书画方面的无知，但以上一节文字，得自行家里手，得自瑞章本人，也得在于笔者自己的真实感悟，庶几可描画瑞章书画人生之一二。亟望方家捉漏补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