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兰芳  苏州是“鱼米之乡”，得天独厚的太湖资源，滋养了冠绝天下的苏州大米。早在6000多年前，吴地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 比起赫赫有名的水稻，苏州的小麦似乎有点默默无闻。其实，苏州小麦快要比肩水稻，面积也要接近一百万亩了。小麦是旱生作物，喜干厌湿。苏州是水做的江南，地势低洼，雨润烟浓，种稻养鱼、栽桑养蚕是合适的，并不适合于小麦的生长。 小麦得以大规模种植，这其中一定有它的原因。 小麦是外来物种，栽培历史已超一万年。据考古学称，大约四千年前，小麦由西亚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通过移民商贸，最早传入新疆的楼兰，后又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汉代以后才逐渐向南推广。 江南地区本无麦，最早出现面食记载是在三国时期。《诸葛恪别传》记载：孙权宴请蜀汉使臣费祎，以麦饼招待之，席间，费祎与诸葛恪相讥，费祎作《麦赋》，诸葛恪则作《磨赋》以应之。磨是用来将米、麦、豆等粮食加工成粉浆的一种装置，可见二人针锋相对。 小麦在江南的繁荣昌盛，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移有关。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胡人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发生“永嘉之乱”，大批难民纷纷南下，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将菽麦带到了江南。据《晋书·郭文传》记载：无数的南迁者中，有位叫郭文的隐士，隐居在江南道教名山大辟山，在穷谷无人之地，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这是江南麦作比较早的记载。 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南京称帝，下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这是国家政权第一次明令在江南推广种麦。但此时的麦作在苏州发展并不快，据《晋书·五行志上》记载:“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元帝诏书一下，没有这么神速就即刻大规模种麦，也是符合情理的。迟至唐宋时期，小麦才在苏州一带大规模种植，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又使得大量人口从长安迁至江南，进一步推动了麦作的发展。苏州刺史白居易的《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去年到郡日，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表明唐代苏州种小麦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了。 白大诗人在杭州、苏州都做过刺史，虽然他一会儿“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会儿又“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到底是杭州还是苏州最江南？让后人迷糊不已。但诗人刺史对苏州的贡献很大，修建山塘街，消除水患，延古至今，可与西湖媲美，已然成为白发苏州重要的符号之一。真心为民办实事的官员，自然会得到百姓的爱戴。白老先生的好友、后来也做过苏州刺史的刘禹锡，在一首诗里记述白刺史离别苏州时的行状，简短十字，足见百姓深情：姑苏十万户，皆作婴儿啼。 入宋以后，尤其是宋室南迁，让江南的麦作发展到了高潮。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公元1126年-1134年），金兵九度南下，一路烧杀抢掠，掳走徽、钦二帝，致使北宋灭亡，留下了至今让人愤懑不已的“靖康之耻”；也让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从商丘流离辗转于扬州、南京、绍兴、杭州等地，甚至一度还在海上呆了几个月，坐实了“逃跑皇帝”的诨名。 每一次人口大迁徙，都是人类的苦难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大量“饭面”的北方人的到来，首当其冲改变的是一日三餐，于是面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便有了类似“无锡包子苏州面”的说法。面粉需求量大，而市场供给又不足，短期内的供需失衡，带来了价格的暴涨，促进了小麦的迅猛发展。 对此，南宋庄季裕《鸡肋编》记载：“建炎(公元1127年-1130年)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所谓春稼，就是春天收获的冬小麦。佃户租种地主的稻田种植冬小麦，不用交租，收成全归自己所有。南宋政府实行的这种激励政策，和今天的强农惠农政策有些类似，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种植积极性，于是家家户户始种小麦。 这种盛况，在古诗词中还能寻到踪迹。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公元1077年-1148年）是苏州人，他写了一首叫《满庭芳·麦陇如云》的词。麦陇如云，意思是麦地的田埂如天上的云一样密集。还有南宋诗人杨万里（公元1127年-1206年），曾多次经过苏州市的交通重镇平望，留下了《过平望》三部曲，其中之一写道：“小麦田田种，垂杨岸岸栽。风从平望住，雨傍下塘来。”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苏州小麦面积之多。 两宋之交，江南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促进了农耕制度的演变，从一年一熟的单作制发展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一年两熟，一地双收，稻麦共赢，可以增加土地产出率，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专家学者称，这是我国农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重大转折，意义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 此时的稻麦两熟制，早、晚稻和麦轮作的都有，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公元1084年）说：“吴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割麦后种稻，一年两熟，稻有早晚。”南宋《陈旉农书》（公元1149年）记载：“早田割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这是早稻收割后种麦的。叶梦得的《石林奏议》（第十一卷）收录：“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今已将毕，约于六月终周遍”，这是晚稻收割后种麦，已经与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了。 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延续了千年，时至今日，苏州仍然采用。虽有突破创新，不仅稻同麦轮作，还同油菜、蚕豆、蔬菜等进行轮作，也冬季休耕、深耕晒垡，但以水稻为主体、冬季轮种其他作物的制度一直保持不变。苏州对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正如对姑苏古城的保护一样，非常执拗，可见一斑。苏州精神的灵魂，在这些“变”与“不变”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到如今，小麦种植面积的增加，也有现实的需求。 苏州人看似温柔似水，实则骨子里有股狠劲，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不仅做到了全国工业第一，而且也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作为世界三大主粮之一的小麦自然不能放。于是，不断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推陈出新，不仅增加了小麦面积，也富裕了种粮农民。 但苏州种好小麦挑战诸多，其中之一就是赤霉病。苏州河湖众多、潮湿多雨的气候，非常适合小麦赤霉病的流行发生，加之稻秸秆不能焚烧、全量还田，更是加重了它的危害。虽然清明前后，家家户户两次防控，但仍然年年发生，几年大发生，而且态势越来越严峻。这种开始是红色、红到极致便成灰色的病害，使农民费钱又费力、小麦减产又降质，让人十分懊恼。 5月，又到了小麦成熟的季节。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这在农田为数不多的苏州，俨然已成为姑苏城外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道美丽风景。 （2022年5月19日新华日报·人文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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