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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平凡的冬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则仍坚持其反共、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加紧与日寇妥协。 从该年6月份开始，日寇就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进侵入关内。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寇侵略军头子梅津美治郎秘密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1月，日寇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又指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冀察两省眼看就要成为变相的伪“满洲国”了。华北之大，已不能平静地放下一张书桌了! 该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党的领导下，同年12月9日爆发了震动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首先由北平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同学们在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中，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当局则指使军警用警棍、皮鞭、大刀、水龙头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们。 一二九学生运动将全国的革命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镇压。一部分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同学们，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青岛和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为响应一二九运动而爆发的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是由李声簧(党员)、陈延熙(党员)、王广义(党员)、顾德欢(党员)、熊德邵等倡议发起的，他们首先遭到反动的学校当局的开除。为了支援他们，反对学校当局开除爱国同学，廷荣懋(廷懋)、吴綪和沙霞英等同学站出来当代表，结果又有13位同学被开除，青岛市政当局还将他们拘留到公安局，激于义愤，胡家珍、黄天华等6位女同学站出来说：“爱国无罪，要拘留就把我们一起拘留吧!”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将吴綪等同学释放。 我原先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的。那时我找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并光荣地参加了组织。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富裕，团组织决定我继续报考大学，利用学校这块基地，继续搞学生运动。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破坏，白区的党团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据上海团组织学委负责人周南华告诉我，青岛从1934年—1935年期间，党、团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以来，出现了一片空白。就这样，决定让我报考山东大学，到青岛去重新建立组织。 1936年8月下旬，我乘船赴青岛。经过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当轮船一清早进入胶州湾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青岛啊，青岛！我终于看到你了，码头上早已有几位同学在那里迎接了。 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一切救亡活动陷于停滞状态。那时反动气焰非常嚣张，公开打出学生救国会的旗号是不允许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地下活动。那时一些热心救亡活动的同学包括老生和新生，只有十来个人，首先得把这些同学组织起来。我们就借用一位同学家里的空房子召开了一个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以后，还记得秘密召开了一个青岛各界学生救国会的筹备会。 我从上海带来了一些秘密刊物，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有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是个油印小册子，封面的标题是《从午夜十二点到两点钟》，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以及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等。这些刊物暗中在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中间传阅，同学们都非常珍贵这些报刊，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我们还和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取得了联系，我们能够及时地得到了民先队的队刊《队的生活》，通过《队的生活》，我们可以及时获悉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并得到工作上的指导。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听到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临潼活捉蒋介石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同学们兴奋地大放鞭炮，通宵不眠，往后又得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说服了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放蒋回宁时，大家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而欢欣鼓舞。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召开三中全会。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们为了敦促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约见了沈鸿烈，代表同学们强烈要求他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1937年春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在救亡同学会的基础上，在青岛的海滨公园成立了民先队的山大队部，选举了吴綪担任队长。参加这次会的有20余人。 校外活动也有所开展，和我们有过接触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人外，还有市女中的朱良玉和一位姓秦的女同志。 有许多同学虽然没有参加民先队，但我们经常向他们介绍进步书刊，和他们交换政治观点，吸引他们参加救亡歌曲合唱团、世界语学习班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广泛联系了群众，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 8月份，正值暑假，留校同学很少。加之平津沦陷，华北危急，许多已回家的同学，对时局还要看一看，所以返校的也寥寥可数，没有多少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件是开展对青岛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临时拼凑了一个话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当时这出戏对动员人们起来抗战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二件是配合接待过经青岛的平津流亡同学。当时有一位东北大学的同学邹鲁风负责此事。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们曾请路过青岛的知名进步教授刘清扬和我们一起座谈形势。为了准备迎接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曾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给我们讲授游击战术。 第三件是利用青岛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为掩护，在青岛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发展民先，向市民和农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第四件是和由平津的流亡同学组成的山东民先队省队部保持密切联系。我到济南向他们汇报了青岛救亡活动情况，从他们那里取得指示，并带回了一些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战术方面的材料。为打通青岛与毗邻地区的关系，曾一度和武衡一起到潍坊一带进行活动。 第五件是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战。 第六件是慰问当时驻进青岛担负保卫青岛任务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共中央华北局还发出了“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我们在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一方面到毕家村去同中共青岛毕家村支部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一方面遵照工委的安排组成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到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开展工作。 1938年1月间，日寇在青岛登陆，并打通胶济线，高密游击队转移到诸城。2月间，高密游击队内部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驱逐我们而挑衅，对我第四中队发动突然袭击，我们108人被迫撤出该部，沿台潍路转移到当时中日双方会战中心的徐州。 在我们从诸城到徐州数百里的长途进军中，大家阔步前进丝毫没有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感到气馁。我们中间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十五、六岁的小孩；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有学生也有教员。大家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大家有一个共同信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是无敌的。当时我们的工委书记伍志钢(抗战中牺牲)为大家谱写了一首进行曲，歌中写道：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 他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 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 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 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 我们心胸好象蓝天的彩云， 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 山大一部分内迁的或当时不在青岛的同学，由于受到党的影响，有的上了延安，有的在各个地方参加了革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作者：李欣 原题目《严冬过尽绽春蕾——忆七七事变前后青岛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浏览：9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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