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为东晋著名军事将领，唐宋两代都作为历史名将列入武庙祭祀。陶侃原籍鄱阳（治今江西波阳），吴平后徙居寻阳。一般人多谓此寻阳为今江西九江，其实陶侃之所以由鄱阳移居庐江郡寻阳，乃是因为晋平吴后，于太康元年（280）五月颁布一个法令，凡孙吴将吏移居江北者免除十年赋役。陶侃父亲陶丹为孙吴扬武将军，符合此项规定，故由江南的鄱阳迁移至江北的寻阳，而今江西九江在江南，并不符合此项规定。况且，直至晋惠帝永兴元年（304），以庐江郡寻阳县与武昌郡柴桑县立寻阳郡，郡治设在柴桑，江南九江始有寻阳之名，而此已在陶侃徙居之后。《晋书·陶侃传》谓陶侃“少时渔于雷泽”，雷泽又称雷池，正在长江以北今湖北黄梅至安徽望江一带，今黄梅龙感湖就是当年雷泽的一部分。《幽明录》谓陶侃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后来陶母去世，陶侃回家居丧，“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鹤门”或许就是雷泽中鹤鹳出没之地，可见陶侃是居住在江北寻阳境内的雷泽边。
陶侃自谓自己“少长孤寒”，所谓“少孤”，当谓其父早逝。《世说新语》载陶侃“少时作鱼梁吏”，陶侃生于259年，晋太康元年（280）移居寻阳，之后在寻阳作“鱼梁吏”，其时陶侃已二十出头，可见二十余岁也可称“少”。陶侃父亲坟墓在寻阳，即使移居不久父亲就去世，陶侃也已二十出头了。“寒”则是指门地寒微，西晋是门阀世族当政的时代，陶父在吴时任扬武将军，此为杂号将军，地位并不算高，更何况还是由吴入晋，而且移居一新地，自然会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但毕竟西晋对投降的吴国将领，还是承认他们相应的士族地位，即他们及其子女仍然有出仕的资格，只是只能从最基层的散吏起步。所谓散吏，即分派负责一些临时差遣的事务，陶侃最初从事的就是管理渔池的“鱼梁吏”。也就是在这期间，陶侃送了母亲一罐咸鱼，母亲将鱼退回，并去信责怪说：“你为公家管理鱼池却醃鱼送我，不光不能让我高兴，相反只会使我更加担心。”
就在这期间，陶侃结识了县功曹周访，周访父亲也是吴国旧军官，吴亡后徙居寻阳，二人年龄相近，身世相仿，志趣相投。功曹是县里负责人事的主要僚属，周访于是推荐陶侃担任主簿，负责日常文书工作。陶侃祖籍鄱阳，正好鄱阳孝廉范逵进京，路经寻阳，时天降大雪，乃找陶侃借宿。陶侃家本来贫寒，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让他们感到为难。但陶母为人贤惠，她剪掉自己的长发，卖给邻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又将新做的睡觉草垫剪碎供给马料，第二天，陶侃又远送客至百里之外。周到的招待让范逵一行十分感动，特意将陶侃推荐给庐江太守张夔，张夔于是召陶侃为郡督邮，领枞阳令，后来又举为孝廉，使陶侃得以来到京城洛阳，为人生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陶侃在京城结识的有司空张华、中书郎顾荣等人。张华为司空是元康六年（296)，永康元年（300）被杀，顾荣为中书郎是永宁元年（301），即陶侃来到洛阳大致是公元300年前后。如果陶侃是太康元年（280）移居寻阳，那他在庐江和寻阳生活了近二十年。陶侃在庐江任职期间太守一直都是张夔，而晋代太守任职期限最多是六年，也就是说，陶侃在寻阳生活的时间有十五年左右。后来母亲去世，又辞官回家居丧。晋朝制度，官员为父母服丧一般为三年，则陶侃在寻阳居住的时间已近二十年。而且直到陶侃去世前，他父母的坟墓都在寻阳。他在世时的家乡，就是寻阳，寻阳虽然是他的迁居地，但也成为了他的故乡，他和迁居地之间，形成了浓郁的地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和认同感。永兴二年（305），他担任江夏太守后，特派仪仗队，将母亲迎接至官舍居住，“乡里荣之”。也就是说，自太康元年（280）移居寻阳，经过二十余年，陶侃及自己的家族，都已成为了寻阳人。陶侃为官后隆重地迎接母亲入住官舍，除了感念母亲的教养为母尽孝外，尤其是对出身寒微的他来说，也未始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耀在里面。实际上，不光是他自己，别人也把他看成庐江寻阳人。陈敏之乱时，有人就因为他与陈敏同为庐江人，“有乡里之旧”，而挑拨荆州都督刘弘对他的信任。隋代以前编撰的地方史志《寻阳录》中，也收录有陶侃事迹，可见当时是把陶侃作为寻阳人的。
现在留存下来三部清代《黄梅县志》中，都记载在黄梅上新有一座陶公庙，亦称陶王庙，祭祀的庙主为东晋八州都督陶侃。庙建于何时不见于记载，当地流传陶公已在此庙食百世。至于为何立庙祭祀，或说是因黄梅为荆州所辖，陶侃巡视至此，有德于民，故祀之；或说以黄梅地处荆州与扬州交界之处，当时战乱相继而陶侃能维护一方平安，加之千年以来，百姓每遭水旱疾病等灾害，无不有求必应，故百姓代代立庙祭祀。甚至一直至现在，上新仍建有陶公庙。上新属今下新镇，正在当年雷泽周边，虽不知是否就是陶侃当初徙居寻阳的居住地，但千百年来，历代该有多少惠泽于民的清官，未何独独祭祀陶侃？早期的记忆虽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我们拨开千年的迷雾，陶侃与寻阳，也即今日黄梅的关联，是否能更清晰的显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