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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2013年末，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国博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展厅数量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2012年游客接待量达到537万人次，2013年达到745万人次（当年全球第三），是全世界最受游客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展厅介绍 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陈列》展出文物2026件，包括一级文物521件。陈列以王朝更替为脉络，以珍贵文物为核心，展现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陈列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八个部分。 各部分介绍与重要展品如下： 远古时期 观众可以看到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物与复制品。打制石器、猎物残骸、用火痕迹、骨针、兽牙贝壳装饰品反映当时的生产生活内容与审美情趣。从八千年前的稻谷到六千年前的母系氏族村落模型则表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农耕技术的提高催生了手工业、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社会开始发生分化。 夏商西周 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铭文与甲骨文表明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西周统治者推行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 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秦汉时期 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琅琊刻石、阳陵铜虎符、秦兵马俑等文物表明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汉兵马俑、绿釉陶楼、五铢钱纹铜鼓、扶风纸等则展示了西汉的强盛、东汉豪强势力的扩张、各民族联系的加强、中外交流的空前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辉煌成就。 三国两晋 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陶文武官俑、陶牛车、陶骆驼表现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青瓷与黑瓷反映了中国瓷器的新成就。社会的变革、中外文化的交融则通过《职贡图》卷、邓县画像砖等文物体现出来。 隋唐五代 中国历史进入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隋唐前期的鼎盛局面，还是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当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内陆和周边民族关系更加密切，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国许多科技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辽宋夏金元 中国从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走向统一。宋元名窑瓷器反映了手工业的重大发展，纸钞的应用表明商品经济愈加活跃。城市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 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最后阶段，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京城规划图、景德镇官窑瓷器等文物反映出超越前代的繁荣。但是，中国这一农业文明古国正与后起的工业文明大国悄然拉大差距，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专题陈列 国博典藏《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 展期：专题展示（常设） 地点：南6展厅 票价：5元，展厅入口处购买 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 《乾隆南巡图》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十二卷，纵六十八·六厘米，总长一五四一七厘米，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 乾隆十六年，为了奉年届六旬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仿效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例，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銮。全程五千八百余里，历时一百一十二天。乾隆皇帝共写了五百二十余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十二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扬依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省方问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庙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 展期：专题陈列（常设） 地点：南12展厅 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 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在人类艺术的宝库中，中国汉字书法艺术是一门独步世界的艺术奇葩，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代表。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国书法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离开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书法则无从谈起。古人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人们书写汉字，作为记录的手段时，具有文化交流、传播的实用价值，而在书写过程中对汉字进行艺术创作时，具有极其鲜明的艺术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与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古代书法门类涵盖甲骨、金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碑拓、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达3万余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迹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应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大美木艺——中国明清家具珍品 展期：专题陈列 地点：北9展厅 家具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的日常起居活动密不可分；家具更是文化艺术的结晶，从远古到今天，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家具经历了由低型向高型的嬗变过程。汉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家具以矮型的席、案、床、榻等为主，明代中期以后，高型家具进入成熟阶段，除髹漆家具外，还出现了更为精美的硬木家具。明、清家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代家具的最高工艺水平。 展览所遴选的近百件家具珍品，均为中国明清时期的髹漆家具和硬木家具的精华，也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历程中巅峰时期的代表。除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外，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香港研木得益、嘉木堂等著名收藏机构也奉献了部分珍品。 馆藏精品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 葬具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此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西周 炊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 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语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与大盂鼎铭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此器铭文中用字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 高26厘米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 葬具 1980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9]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商后期商末周初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 子龙鼎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而且铸造精细，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礼器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11]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商 打击乐器 1950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12]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这件虎纹石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 良渚文化 礼器 1987年浙江省余杭县瑶山7号墓出土 高4.4厘米 《周礼》上说：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宗教用具。学者认为，玉琮的功能远远超出了祭祀土地。玉琮通过很小的体积，把中国上古时期的世界观包括在其中。琮的内圆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即天梯。在绝大部分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玉琮是中国古代世界观和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7号墓的主人拥有精美的玉琮，说明他是具有巫师职能的人。
新石器良渚文化 1957年浙江余杭钟介出土 高3.4厘米、长5.7厘米、厚0.4厘米
新石器石家河文化 宽2.6厘米、高1.8厘米
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 红山文化 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 高7.2厘米、宽5.2厘米
新石器 1985年吉林农安左家山出土 高4.4厘米、宽3.8厘米
新石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 高5.9、宽4.8厘米
新石器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200年） 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 长2厘米、宽1.5厘米、厚0.3厘米
二里头文化（夏代） 饮酒器 1984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 通长14.5厘米、高13.5厘米、重0.75千克 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为商周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器流、尾较长，无柱，束腰，平底，镂空鋬，三足呈细锥状。经测，其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此青铜爵器壁较薄，器表粗糙，无纹饰，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特征；但其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工艺复杂，在中国古代铸造工艺史上是一次飞跃，为此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 此外，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出现钺、鼎、斝、盉等青铜礼器，后经商、周时期的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 这件铜爵是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的青铜酒器。器壁单薄，纹饰简单，有着明显的早期铜器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
新石器齐家文化 传甘肃出土 直径14.6厘米，边厚0.15厘米，钮高0.5厘米 镜面中央微凸，桥形钮，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三道凸弦纹与两周锯齿纹。此面青铜镜属齐家文化，由合范铸造，已知时代较早的青铜镜之一，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镜的基本形制。 其镜身与镜钮形制为后世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及明清时期的青铜镜所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讲，齐家文化的这面青铜镜奠定了我国古代青铜镜的基本形制。
商蜀 祭器 1987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高85.4厘米、宽78厘米 长方形脸，长刀形粗眉，“臣”字形目，眼珠呈椭圆柱形突出眼眶，鼻部卷曲，阔口微张，露舌。戈形耳向两侧展开。额正中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抬使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
商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高37.5厘米，重0.6千克 青铜人神情严肃、诡秘，面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宽眉，目呈杏核状，眼角上挑，宽鼻，鼻翼上方似戴一面罩，阔口，两耳饰卷云纹，耳垂有穿。脑后梳一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商 牛骨 这片卜骨卜问旬日（十日）之内的凶吉，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诸多方面。刻辞书风雄健，气韵宏大，字大体端，笔画遒劲，是宾组二类甲骨的典范，也是商代晚期甲骨刻辞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商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12厘米、宽4.4厘米
商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5.8厘米（大像），高2.5厘米（小像）
商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直径5.9厘米、孔径2.3厘米、厚0.4厘米
商 长5.6厘米、宽2.5厘米
西周 直径12.5厘米、孔径5.1厘米、厚0.2厘米
商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食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12.5厘米、口径20.5厘米、壁厚1-1.6厘米
商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装饰品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长13.8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
商商前期 （前1600－前1300年） 炊器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证明其出土地郑州曾是商代都城。 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宽61厘米，重86.4千克 此鼎是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积最大。器立耳，口近正方形，折沿，腹部呈方斗形，壁微斜，平底，下承四柱足，中空。腹部四壁两侧缘与下缘饰乳丁纹，上腹部与四足上部饰带状饕餮纹。 1950年，在河南郑州发现面积达250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遗址中部有一处筑有内、外城的商代前期城址，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内城东北部有大型宫殿遗址，内、外城之间分布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此乳丁纹青铜方鼎即发现于这一地区。 商代早期的铜鼎，有圆鼎和方鼎，器壁较薄，圆鼎为锥足，方鼎为柱足，足中空，与腹腔相通。商代晚期，方鼎的鼎腹发展为长方形，耳有立耳和附耳，柱足。圆鼎的锥足变成圆柱形足，三足与两耳对称，器身多有富丽繁缛的纹饰。西周早期的方鼎基本沿袭商鼎形式，到西周中期以后被淘汰。西周的圆鼎，其柱足向蹄足演变，器体加宽，最大腹径由中部逐渐下移，并多见长篇记事铭文。
商 礼器 长25厘米、宽17厘米 在殷墟遗址中出土的铜钺大约有10余件，分为大、小两种。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2件大型钺，形状如斧，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两侧有对称的血槽6对，因器身较大，不应是实用器。另外还出土了几件小型钺，这些器身较小的钺，一般为实用武器。而这件兽面钺虽然体型较小，制作却异常精美，束腰、弧刃，上嵌绿松石组成的兽面纹饰。
商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蒸食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宽27厘米，甑高26.2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5厘米、重138.2千克 该甗由并列的三个大圆甑和一长方形承甑器组成。甑为圆形敞口，敛腹，腹两侧有牛首半圆形耳。腹底内凹，有三扇形孔。口沿下以雷纹为地，饰由二夔纹相对组成的纹带，以扉棱相间隔，夔身上下饰以涡纹。 承甑器上有三个高起的喇叭形圈口，腹内中空，平底，下有六条扁矮足。圈口周壁饰三角纹和云纹带。器面绕圈口饰蟠龙纹三组，四角分饰牛头纹。四壁饰夔纹间以圆形涡纹，下饰大三角纹，均以云雷纹为地。承甑器中央圈口内壁、各甑内壁和两耳下外壁均铸铭文“妇好”两字。此器形制特殊，为商代青铜器中仅见。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是商朝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 此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用以盛物，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箅以通蒸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甗，商代早期出现了铜甗，但数量很少，到商代晚期有所增加。商甗多为甑鬲合铸，连为一体，甑上多立耳，甑体较深。这种甗不仅见于中原，边远地区也有发现。还有上下两体分铸可以分合的甗，一般为一甑一鬲。晚商出现了一鬲三甑甗，3件甗联为一体，故名“三联甗”。这件三联甗，鬲身长如方案，面上有3个高出平面的圈口，体腔中空，平底下有六足。甑敞口收腹，底有3孔以为箅。全器花纹精美，上有夔纹、三角纹、云雷纹等。此器出土时案面有丝织物残痕，腹、足有烟炱痕迹，可见为实用器。这样的甗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为后代的一灶数眼炊具的制造打下了基础。
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整体作站立鸮形，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商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60厘米、口长88.2厘米、口宽17.5厘米、重71千克 彝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形制通常为纵短横长，有屋顶形盖，方腹或曲壁鼓腹，腹下为圈足。该方彝器型特异，形似两件方彝的联体，故名。口、腹、足、盖截面皆呈长方形，方唇，折肩，鼓腹，腹壁近直，腹两侧有对称的附耳。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微外张，圈足四面中间各有一缺口。器体四面中部、四隅和圈足的相应部位均有突起的扉棱，长边两侧各有七个方形槽和七个尖形槽。口下两面正中各有一个突起的牺首，牺首两侧饰小鸟纹。两长边腹中部各饰一个大兽面纹，以扉棱为鼻，圆眼突出，小耳弯角，阔口。口两侧饰龙、鸟各一，两端又分饰头向上的卷尾夔纹。短边两面附耳上各铸一浮雕象头，象头两侧各有一鸱鸮纹。象头之下饰一大兽面纹。 盖似四阿式屋顶，两端有对称的柱钮。盖面中脊、四隅和四面中部均有突起的扉棱。长边各有七个方形盖和七个尖形盖，与器身槽口相合，盖下短边两端各有一条长条形子口可与器口相合。盖面长边中部各有一突起的鸱鸮面纹，鸮面两侧各饰一站立的钩喙卷尾鸟纹。短边两面各饰两条倒置的夔纹。柱钮饰三角纹和人字形纹。圈足两长边的中部饰相背的两条蟠虺纹，长边及短边两端均饰兽面纹，以扉棱为鼻，T形角，“臣”字形目，阔口，卷尾。底内中部有铭文“妇好”两字，为器主名。 这件大型商代容酒器，是殷墟青铜礼器中的精品之作，庄严典重，盖合之后，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屋顶，排列规整的7个方槽，宛如屋椽，应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
商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36厘米、长46.5厘米、宽12.5厘米、重8.5千克 铜觥最早见于商代，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形制可以分为四足兽形觥、圈足觥、方觥等。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内底中部与器盖内均铸铭文“后母辛”，“后母辛”是妇好的庙号。整器为扁长体，前窄后宽，为一站立状四足兽。首似马，上有一对卷角，“臣”字状目，前两足为兽类奇蹄，长于后足，后两足状如鸟爪，有四趾，尾部作兽首鋬。器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一龙，身尾较长。前胸两侧与腹前端两侧各饰一夔龙，夔首向下，身尾上竖。前足外侧饰夔龙纹，腹后端饰有并拢的双翅与下垂的短尾，后足饰羽翎纹，两者应为一整体，以示禽属。此器造型奇特，寓意神秘。 以上几件皆出自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墓，造型皆前所未见，华美瑰丽。
商代淮夷 盛酒器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重26.2千克 纹饰繁缛华美，集线雕、浮雕技法于一身，反映了商文化对淮夷部落的影响。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龙虎纹青铜尊腹部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此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后母戊”青铜方鼎耳外侧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类似的虎食人像。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上也见虎食人像。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记有虎噬鬼魅之说。此种虎食人像或许是取于此意，借以震慑邪祟。 今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商代 可能是三苗部落受商文化影响的产物，羊首造型独树一格，分铸技艺复杂，蜚声海内外。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西周 长7.2、宽1.9、厚0.2厘米
春秋 长5、宽3厘米
春秋楚国 器身上的龙形怪兽饰物是中国最早的失蜡法实例之一，在长篇铭文中使用鸟篆体也十分罕见，因此被誉为楚式鼎之冠。
春秋吴国 器主为一代名主吴王夫差，因在山西出土，是研究吴晋关系的重要资料。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通高78厘米——48.2厘米跣宽33.9——23.2厘米
战国（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墓M015出土 通长62.2厘米宽5厘米 剑体较长，脊呈直线，斜从，前锷收狭，格中部略上凸，圆茎，上铸两周箍，圆首。器保存完好，出土时与漆鞘均装在木椟中，青铜本色，金光灿灿，刃部锋利异常。剑格以绿松石嵌作饕餮纹，茎部所缠丝绳保存完整，剑首端作喇叭状，排列细密同心圈。
战国 直径7.5、孔径5.8、厚0.8厘米
战国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 长7.7、宽3.3、厚0.4厘米
战国 长6.2、宽3.8、厚0.4厘米
秦代 秦始皇曾东巡留下刻石七处，现仅存两处，琅琊刻石为其一，是秦皇统一功绩的珍贵例证，石上小篆文相传为李斯所书。
汉西汉 盛酒器 高14.6厘米、口径19.7厘米、底径19.3厘米 这件铜尊呈筩形，熊形足，盖上有环和三飞鸟，器底嵌银铭文，四身鎏金，虽磨落很多，却仍显示了汉代铜器制作中发达的鎏金工艺。鎏金是古代金属器物的镀金方法。起始于战国时期，西汉时更加兴盛。金不易氧化，且具有良好的防腐作用，因此被用于金属器物表面加工。 在汉代，酒一般贮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在尊里，再用勺酌于耳杯中饮用。当时的酒尊分盆形和筩形两大类。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盆形尊自铭“酒尊”，筩形尊自铭“温酒尊”。在汉代，“温酒”即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它用连续投料法酿造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是酒液清淳、酒味酽冽的美酒。所以汉代盛醖酒的筩形尊制作精美，在汉画像石中也多被置于案上，其地位远高于被置于地上的盛普通酒的盆形尊。
汉西汉 酒器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 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在北方迅速减少，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 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汉西汉 生活用品 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长70厘米、宽13厘米、高36.4厘米 器形似马鞍，左右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体态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枕面平滑，在铜枕一侧浮雕立牛三头，间隙处饰有蛇纹及姿态各异的虎纹。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 在滇文化中牛与人关系密切，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财富的象征。牛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当作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汉西汉 压席用具 1957年河南省陕县后川出土 高9.8厘米
汉西汉 殓服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 长182厘米 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玉衣被禁用。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三国吴 明器 1967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 长54厘米、宽48厘米 如实表现了厅堂、正房、厢房、前后门、门楼、角屋等建筑，有可能是孙吴宗室特有的随葬品。这件陶院落前有厅堂，后有正房，两侧有厢房；围墙有前后门，前门正上方筑有门楼，门楼上有“孙将军门楼也”6个划刻文字；围墙四角各有1座角屋，门楼和角屋是用来守护院落的。陶院落虽是随葬冥器，但应是摹仿当时的建筑形式制作的。这座墓的主人可能是三国时期东吴武昌都督、平荆州事孙述。这种形式的院落模型多出土于孙吴的宗室墓中，因此有专家认为这种院落模型是孙吴宗室特有的随葬物。
三国魏 出土于曹植墓，墓内随葬品多为陶器，反映了这位历史名人的凄凉晚景。
三国吴 瓷羊形体雍容，釉色匀净，色泽淡雅，是早期瓷塑精品。
唐 传河南省郑州市出土 直径36.2厘米 唐代铜镜的铸制手法有许多创新，出现了被称为“特种工艺镜”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贴金贴银镜等。金银平脱镜是将金银饰片用胶漆贴在镜背，其上再髹漆数重，晾干后细加研磨，使金银片组成各种纹饰既与漆面平齐，又各自显露出来。中国的金银平脱技术生产较早，但用于铜镜则始于唐代。金银平脱镜纹饰以花鸟居多，因金银具有鲜明的色泽，整个铜镜的纹饰银光闪闪，金光熠熠。
唐 长15.5厘米，宽12.3厘米，高5厘米
13世纪 高30.5厘米 此像为螺发，面部泥金，身披袈裟。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的莲瓣大而圆润，具有明显的西藏西部 造像风格。 1 3至1 5世纪，西藏西部造像一扫以往的稚拙之风，身体比例匀称，身躯舒展，手脚极富写实性。
宋 长5.8、宽2.7厘米 唐代飞天一般身体扭转，胸以上部位做正面造型。宋代以后飞天多俯身，面向前飞行。这件飞天是典型的宋代风格，身体平展而略有起伏，通过宽窄不同的阴刻线刻划的衣纹及镂空飘带将云中飞行的动感表现地自然流畅。
宋辽金时期 长8.3、宽7.6厘米
宋北宋 长5.5厘米、宽5.4厘米、高5.7厘米 远方铜印为禁军官印之一。北宋初年，宋太祖抽调地方精锐士兵补充禁军，长年驻守京城及附近地区，使地方军队实力大为削弱，无法与中央抗衡。为加强对禁军的直接控制，不设最高军职，殿前司由都指挥使主管，侍卫司分别由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主管，三个都指挥使均由皇帝任命，号称“三衙”。“拱圣”为侍卫司马军所辖部队之一，宋太宗时建立，拥有21个指挥（每一指挥编制为500人），驻守京城。都虞侯是这支部队的副长官。
宋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 明仿宋铸制 通高213厘米 北宋不断发现针灸新穴位，多由不同医生发现，难以交流验证。为防止混乱，医官王惟一于大圣四年（公元1026年）铸造了两个空心铜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559个穴位，其中107个是一名二穴，故全身共有666个针灸点。铜人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与考试的工具。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穿上衣服，体内灌水；学生根据命题以针刺穴，针入水出，方为合格。两具铜人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金灭北宋，相国寺的铜人毁于战火，仅剩医官院内的铜人。元灭金后，将此铜人运至大都（今北京市）。因长期使用磨损，不堪再用。于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奉命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明灭元后，这个铜人仍然继续使用。但到明英宗时，又因磨损而无法再用，于是再仿铸一个，此即现存者。此仿铸铜人忠实于宋代原物，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
五代 造型生动，色彩艳丽，形式罕见。原物有一对武士，各肩负一青龙和凤鸟，早年被盗出国，后追回凤鸟件，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得知后将所藏青龙件捐赠国博。
辽代 带有明显唐代金银器特征，又保留契丹民族的造型特色，是存世仅见的银质鸡冠壶。
南宋 传为刘松年作，所绘人物比例准确，姿态自然，是南宋肖像画中的杰作。 绢本，设色，纵26厘米、横90.4厘米 相传此图为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画院待诏刘松年绘。金朝为逼迫南宋王朝投降，多次举兵南下，受到南宋将领的坚决抵御。这些将领中有一位叫韩世忠，他率兵8000在镇江拦截金军20万；并将其围困在黄天荡长达48天；另一位将领岳飞,率领“岳家军”多次重创金军主力。南宋史学家将宋高宗赵构重建宋王朝及南宋初年宋军抵御金军入侵这段历史称为一次'中兴”。《中兴四将图》描绘的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4人；均为这一时期的著名抗金将领。
宋北宋 （960－1127年） 高5.2厘米、口径16.7厘米、底径13.1厘米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宝丰，为北宋宫廷烧制瓷器，历年不久，即遭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南宋周辉已有汝器“近尤难得”之叹。汝窑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品种，流传至今不足百件，主要有盘、碗、洗、盏托之类，器体一般较小，所见器物有两种铭文：一为“奉华”，奉华堂是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奉华”铭器是奉华堂的专用品；另一种刻铭“蔡”，物主可能为徽宗时权臣蔡京或其子驸马蔡鞗，应为蔡氏父子受宫廷赏赐所得。 汝窑瓷胎多数如香灰，透过釉层，其色调与官窑器有些近似。汝窑瓷器的釉色不同于同时期其他的青瓷，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浓淡不一，色调稳定，变化较少，具有独特的风格。 汝窑器以精美名贵著称，受皇室珍爱直至南宋。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一份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赵构宠臣张俊向高宗进奉礼物的清单，其中供奉的汝窑器有10种，共16件。
元 高19.8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8.5厘米 盖为山形小钮，斜平顶，直壁，子口。罐为子母口，矮颈，双环系，鼓腹，圈足。釉色月白，釉面光亮，匀净细润，呈现不规则玫瑰紫色窑变。内外壁皆施釉，足底无釉，垫烧。 此盖罐釉色匀净光亮，积釉肥厚，窑变瑰丽，是元代钧窑中的佳品。
元 钵高11.8厘米、钵口径29.8厘米、碗口径25厘米 匣钵是重要的制瓷工具，种类很多。利用匣钵，可使瓷受热均匀，不因烟熏而变色，又可增大炉窑容量。
元 高25.8厘米、口径7.2厘米、足径7.4厘米
元 长8.2、宽7厘米
西夏 古建筑正脊两段的构件，釉面光亮，造型威猛，是西夏皇陵出土的最大最完整的建筑构件。
明代 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平安铸造的铜钟，是郑和一生壮举的见证。 开荒执照：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云南地方政府颁发给丽江府鲁甸人沙立目的土地凭证，附有民国四年（1915年）云南财政厅颁发的验契，证明这块由沙家开垦的土地一百多年间一直在沙家名下。
明 高7.3、口径40.7、底径26.3厘米 1981年章立凡先生 捐赠 折沿，圆腹，圈足。盘心及内外壁皆绘缠枝花卉，内口沿饰海水浪花纹；底面无釉，手感滑润，呈火石红。青花用苏尼勃青料，色彩不匀，有结晶斑，釉面肥润光洁有桔皮纹，为明代永乐所产精品。
明宣德 陈设品 高18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7.8厘米
明 高19.7厘米，口径4.8厘米，足径6.5厘米
明 高58厘米、口径6.4厘米、足轻19.2厘米
明 通高10.8厘米口长8.8厘米口宽4.5厘米 青玉，局部有黄褐色沁。形制仿古代青铜爵，上部像元宝形，口呈长椭圆形，口边沿中部凹入，口部正中有两个蘑菇头形短柱，蘑菇头上刻花形纹。外口沿阴刻一周斜细方格地波浪纹，下侧减地隐起两两相对的四条夔龙纹。中部为鼓形腹，其上减地隐起三个饕餮纹面，额头刻菱形纹，上刻细密方格纹。大眼，卷云形鼻，鼻下雕刻三长足，足外撇，上刻椭圆形饰，像口吐长舌状。爵杯里壁掏空，内壁光素无纹。 玉爵为仿古代青铜爵式样。古代青铜爵可作为饮酒器和礼器。仿古玉在宋代就已出现，明清时期，仿古玉盛行，曾大量仿制三代青铜器造型。爵玉质光亮，抛光精细，造型秀美，纹饰精良。配有紫檀三角形托，上刻勾云纹、花卉纹，小巧精致。两者相配，更显古朴端庄，典雅秀美。
清代 景德镇御窑专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即为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安放处，1860年惨遭英法联军焚毁，海晏河清尊因此愈显珍贵。
清 高5.3厘米，长16厘米，宽5厘米
清 长24.5厘米宽13.5厘米 青玉，镜托为长方形，上端有一伞状突，饰叶纹。下端为椭圆形凸把，镜托背正中刻柳枝纹，嵌金、嵌椭圆形宝石。镜托四周为凹形花边，上嵌一周金丝和椭圆形宝石，共40颗。镜托正面中心为玻璃镜，镜托四周也为凹形花边，上嵌一周金丝和椭圆形宝石，也为40颗。 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别致，富有异域特色，高贵华丽，有很强的装饰效果，金、玉、红色宝石相互搭配，更显富丽堂皇，别具特色。此器原为清宫旧藏。
清 印面15.2×14.8厘米、通高13厘米 清朝皇帝之印称为“御宝”。清前期皇帝篆刻和使用御宝较为随意，造成混乱，经乾隆皇帝对前代御宝重新考证排次，选定25方御宝，规定用途、次序。乾隆皇帝还选定“盛京十宝”，送至清朝入关前的都城盛京（今沈阳）收藏。这枚“大清受命之宝”为“盛京十宝”之一，作“以章皇序”之用，印文为分列左右的满文本字和汉文篆书“大清受命之宝”，印纽为尊龙，附系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别用满文、汉文刻“大清受命之宝匮”。
清 陈设品 洗高3.6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7.5厘米 印盒高3.5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3.6厘米 太白尊高8.7厘米口径3.5厘米足径12.6厘米 菊瓣瓶高20.9厘米口径5.2厘米足径4.9厘米 洗口内敛，口与足相若，扁圆腹，圈足。 印盒扁圆形，器盖、器身有子母口相合，卧足。 太白尊小口微撇，圆唇，短颈，半球状腹，圈足。腹部线刻三团螭纹。器因形似唐代诗人酒仙李太白饮酒的酒坛，故称为“太白尊”。又因形似罩鸡之笼，又俗称“鸡罩尊”。 菊瓣瓶撇口，细长颈，长圆腹，圈足。腹下饰浮雕状菊瓣纹。 器均施豇豆红釉，外底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胎质洁白坚细，釉面莹润光亮，釉色淡雅，为康熙豇豆红瓷的典型器。 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高温红釉瓷品种之一，它以金属铜为着色剂，红釉中因部分氧化而产生绿色斑点，“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因釉似豇豆之色故名，又因其色浅红娇艳，似孩儿粉颊，似桃花初绽，似美人初醉，故得多个美名，如称为“孩儿脸”、“桃花片”、“美人醉”，被誉为“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的美丽色釉。豇豆红釉之所以名贵，是因为它比郎窑红烧成难度更大。康熙官窑有少量生产，供皇帝内廷赏用。康熙豇豆红釉器多为文房用具或摆设等小件器物，制作工艺精湛，著名的“八大码”有菊瓣瓶、柳叶瓶、莱菔尊、蟠龙瓶、洗、太白尊、苹果尊、印盒。 康熙豇豆红器传世品稀少。康熙以后，豇豆红釉烧制技艺失传，至清末光绪民国年间出现仿康熙的制品，器型规格与真品相比，非大即小，胎质粗松，纹饰过于呆板生硬。
清康熙 高6.9厘米口径15.6厘米足径7.3厘米 碗敞口，弧壁，深腹，圈足。器内外以豆青釉为地，内心、外壁以青花红彩绘旭日东升图，青花绘海水礁石纹；红彩绘祥云红日纹。山石矗立于波涛翻滚的海水中，一轮红日跃于海面喷薄而出，与彩云连成一体，呈现出日出东海的壮丽景象。《小雅·天保》有“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之语，寓有国泰民安，祥瑞和平之意。此图又称为“海天浴日”图，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豆青地青花是青花瓷品种之一，创始于清代康熙时期，乾隆时期较为流行，其制作工艺是以钴料在坯胎上作画，施豆青釉高温还原而成，呈色雅洁清丽，风格独特。此碗绘制精致细腻，纹饰吉祥，构图严谨，色彩艳丽。
清代 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第一次南巡江浙的历史画卷，共12卷，分为纸本和绢本。绢本已散佚，纸本全12卷皆藏国博。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众多，在此就一些典型精品做介绍，其余藏品欢迎大家实物参观或参考其官方博物馆网站内容， 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www./ 官网实用性和方便性都非常好，功能齐全，信息丰富，可以关注。
参观须知 开放时间：9:00—17:00 （15:30止票，16:00停止入馆，16:30清场，17:00闭馆） 周一闭馆（含国家法定节假日） 专题展览（含青铜器、佛造像、钱币、玉器、古代绘画）：9:15、14:00、14:30在三层大厅《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厅南侧入口处集合，每场约2小时。 地址交通 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 公交： 天安门东站：途经公交车：1、10、120、126、2、20、203、205、210、37、52、59、728、82、90内、90外、99、专1、专2 天安门广场东站：途经公交车：120、126、2、20、203、210、22、5、专1、专2 前门站：途径公交车：120、127、17、20、203、22、301、48、5、59、626、646、66、67、69、690、692、71、723、729、8、快速公交1线、特11、特7、特4、专1、专2 前门西站：途径公交车：212、301、337、44内、44外、608、67、673、9、901快、特2、特4、特7 前门东站：途径公交车：201、209、44内、44外、673、729、8、9、特2 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2号线：前门站 自驾车：国博地下停车场尚未对外开放，建议观众乘坐公共交通前来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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