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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6日和5月7日，山西大学博士生导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院长王炜林先生，在渭南市博物馆渭南文博讲堂之“仰韶时代的考古与文化”系列讲座中做了“仰韶考古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考古与半坡文化”、“庙底沟遗址考古与庙底沟文化”、“杨官寨遗址考古与关中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四节讲座。 作为陕西省前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先生曾经主持了陕西省杨官寨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廓清了中华民族新石器时期的襁褓面目，可谓石破天惊，其居功甚伟，堪称资深专家、权威。 王炜林先生上古新石器遗址的考证、论证演讲，考证空间几乎囊括了全中国，考证时间由前8000年一直到石峁的前4000年，几乎详尽了每一个发掘的关键新石器遗址，然而遗憾的是，新石器时期仰韶遗址密密麻麻的、成千上万的灰坑是干什么的？王先生却语焉不详。 其实，中华民族的上古历史，中心就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要素组成，不仅仅是夹砂陶、彩陶和尖底瓶，应该还加上灰坑。而且要把灰坑排列在诸要素之首。 本人近年来发表了多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了上古灰坑就是上古原始爨灶。 关于上古灰坑就是上古原始爨灶，本文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本人在这里只是要明确： 1、 中华民族仰韶时期饮食分两类，一是肉食，一是素食。肉食的来源一是畋猎；一是对动物的驯化饲养。素食则是采摘和农耕。而肉食的作坊是火塘烧烤；素食作坊则是灰坑（爨灶）蒸焪。 2、 中华民族仰韶时期的动物肉是不好分割的，当然切碎更是困难，因为没有工具，石器石刀可以切割，但是费时费力，没有必要。若不信，任何人可以拿块猪肉或者整鱼，用石刀或者石斧切割一下试试。所以，所有上古遗址中必然的大型体动物的整体烧烤火塘必不可少。故上古仰韶文化遗址里的火塘不能理解为灶台。因为当时肯定没有该尺寸的锅。 3、 所有的新石器仰韶遗址，都有大量的陶残片，而残片中其最大量的是夹砂陶残片，为什么？ 4、 所有新石器仰韶遗址中，夹砂陶残片复原后，基本就是夹砂陶陶罐。而且所有遗址的器物复原，其必不可少的而且最多的必然是夹砂陶陶罐。为什么？   图片来源：微信号bjffrw 以上问题汇总，唯一的答案就是上古用灰坑用夹砂陶（图1、2）、红陶缶（图3、4）组合蒸焪做饭，所以其残片必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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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微信号bjffrw 所以余认为：考证中华民族新石器仰韶时期历史文化，没有破译灰坑，没有认识爨灶文化，必然是瘸腿走路。而且就有了必然的盲点。
王炜林先生关于白水下河遗址的介绍，是非常重要的（图5）。因为本人的关于灰坑是爨灶的考证文章发表后，不要说社会上的人们不理解，就是自己周围的民间学者亦很不屑。于是就发生了笔者和“丰镐金岷”老师的网络论争，其实对方“不理解”和不屑的理由有二：一是所有的仰韶遗址发掘报告中，都有做饭灶的实物。二是上古为什么不在室内挖坑做饭，非要到露天的室外挖灰坑做饭。为此，笔者和“丰镐金岷”老师都专程到半坡博物馆实地了解。 根据王炜林先生提供的白水下河遗址资料，现在这两个疑问应该说都解决了。一是所有的仰韶文化遗址里，都没有所谓的“灶台”，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锅，至于“灶台”实物，是为烧烤而建的。二一个问题呢就很明确了，灰坑也就是爨灶，有建在室内的，如果室外，则有棚。 看来原来所有的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里“灶台”的标识，都有误导社会之嫌。 当然，王炜林先生的“火塘”的新命名，也只对了一半。浅的灰坑，做烧烤用的应该名“火塘”，深的灰坑，蒸焪素食的应该名“爨灶”。 可惜的是，杨官寨890座灰坑，并没有做这一方面的考证，实属遗憾。 有必要就尖底瓶的作用商榷一下，因为笔者对其有多篇专门文章讨论，认为它是上古液态盐的储运工具。证据就是尖底瓶的泥盘条捏底。它起到了不容易摔坏的结实作用。其实王炜林先生是应该把尖底瓶的泥盘条捏底（图6、图7）也来说一个所以然的。   尖底瓶的作用无法深探，因为证据渺茫。但是尖底瓶做酒的考证，把新石器仰韶时期5000年整个关中全族群喝酒，似是对中华民族祖先的亵渎。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三大（本人增加了灰坑，认为四大要素）要素之一。 本来关于尖底瓶的讨论毋须如此执着，但是，尖底瓶是中华民族仰韶时期液态盐储运工具的结论，则直接找到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发轫地，这就是具有食盐资源的富平县卤泊滩。因为该地的食盐，中华民族便最早在这里繁衍生存，由于食物中间有了盐要素，渭北的上古先民便占据了身体康健的先机。《诗经》“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也便有了实物的支撑。 以上归纳，也就三个问题：1、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址中灰坑是原始爨灶。2、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址中尖底瓶是液态盐的储运工具。3、关中富平县、蒲城县境的卤泊滩是中华民族的发轫地。 谨以以上不成熟观点和王炜林先生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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