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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人。其生卒年代大致为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被称为亚圣，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介绍详见2017年9月14、11日的文章）。今天再读《孟子》，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中闪耀着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光辉的精彩论断以及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深刻的洞察和对权力的本质进行的思考。 孟子一直在努力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涵义，努力回答什么是人的真正价值。在孟子看来，人首先要有心，懂得思考，明白人作为人的道理，孜孜于道德修养，具备独立而有尊严的人格，这才配称为人，才能如“大人”一样立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失去思考的能力，被本能的诱惑所支配，满足于物欲的追求，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他的精神生命便已经提前终结，只剩下行尸走肉留在人间，这样的人，孟子称之为“小人”。所以，在孟子观念中的“大人”和“小人”，或者说君子和小人，不再与社会地位相关，而更多地是与人格信仰和道德境界相关。孟子强调士人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强调士人的人格尊严，认为士人追求并掌握真理和大道，从而拥有了与傲慢的权力平等对视的资格。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去读《孟子》，依然会不由自主地被孟子的浩然正气所感染：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为了论证人性本善，孟子在《公孙丑上》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说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物伤其类的感觉。为了论证人的这种同情心、同理心是否来自人的本性，孟子设计了一幕现实情景：当一个人目睹幼童落入水井时会不由自主地心痛，这种感受没有出自任何利害关系的考量，而是一种本能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人目睹这样的情景无动于衷，就一定会受到普遍的谴责。孟子使用不忍之心论证人性本善：当一个人有能力、有条件也有理由残害别人的时候，人性中的良知就会发挥作用，让人能够克制冲动，避免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但是，现实中总会有人狠下心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来，孟子同样给出了解释：是后天的生活经历掩蔽和消磨了人性的善，从而让一个人变得暴戾和残忍。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局面？我们就需要追问背后的社会原因。孟子认为，社会的道德生态环境以及相应的制度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良好的道德环境和优良的制度，使人心向善；而恶劣的道德环境和糟糕的制度，人欲橫流，是各种丑恶滋生的最好土壤。在孟子看来，如果为政者满脑子都是利，用现实利益号召和引导民众，致使整个社会疯狂逐利，欲望和贪婪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失去了更高的价值追求，这样的社会不会有长远的未来。孟子从来不曾否认利的存在，也不曾贬斥利的意义。孟子反复强调的是，不可以拿利来塑造社会的价值观。 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喊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家由百姓、象征国体的社稷之神和君王组成。这三者之中，百姓居于最重要、最本质的地位。一个国家，君主可以另立他人，社稷之神可以变更，唯有百姓永远是国家的主体。“民为贵”是孟子所追求的理想，今天看来，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理想主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由“民为贵”的思想出发，孟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和政治主张：第一、君主必须以养民、保民和教民作为行政的主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第二、君主有责任和义务让百姓有比较充足的物质生活保障，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允许老百姓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安心从事生产，维持正常的生活；第三、在让老百姓享有生活富足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和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第四、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这样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保证社会体系有序地运转；第五、权力的本性是贪婪和任性的，君主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用沉重的税赋使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会造成巨大的贫富悬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致于民不聊生，这必将导致百姓的怨恨和反抗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此应当减轻或免除各种赋税，对为政者进行节制；第六、提倡仁政，反对霸道，反对以暴力取天下，反对战争。王道和霸道从孟子那个时代开始成为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过程的两种政治主张。作为王道，如果一个社会治理得非常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那么别的国家老百姓就会移民到这个国家去；而作为霸道，以武力去兼并别的国家，一定会遭到别的国家的反抗，而且是持续的反抗，所以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富去维持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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