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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学主流的消解与艺术意识的多元，俄罗斯作家创构的后苏联文学天地呈现出一派纷杂迷乱的景象。而其中的一支，没有远离天下的苍生，没有摈弃宏大的庄严，没有追求俗文化的时尚，更没有诉诸于私情的宣泄与肉体的狂欢，始终洋溢着俄罗斯文学经典所固有的，挥之不去的一种“红色情调”。 这种“红色”情调并非指文学创作中苏维埃革命主题的重现，亦不是指英雄或楷模的形象塑造，更不是指作品中思想大于形象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指作家尊崇的古老而又朴素的文学理念——不忘历史，贴近现实，关注人心，体察人性，再造人格，是指文学作品对精神理想历久弥新的追求。 唤醒历史的记忆 １５年前，庞大的苏维埃联盟国家轰然解体，但它所抖落的尘埃在俄罗斯人，特别是在俄罗斯作家的心目中却久久不能散去，这便是《俄罗斯当代小说集》（２００６中国俄罗斯年文学交流项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们所生发的重大历史情结的契机，是他们要表达内心无法忘却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动因，是他们对历史与现实重新审视和评判的来由。作家们认定他们所追寻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精神崇高的审美理想没有错，但他们没有料到追寻理想的过程竟成了一段苦难的历史，更让他们哀怨与悲苦的是民族历史和精神理想在逐渐被人们淡漠和忘却，于是唤醒历史的记忆成为相当多作家们的“红色”共识。 出现在小说《纪念章》中的是对民族历史有着强烈情结的俄罗斯三代人形象：参加过二战并获得过无数奖章的老坦克兵彼得万与老兵盖拉西姆，对为祖国受过伤流过血的丈夫们充满关爱的妻子们，风风火火、兴奋激动地传送通知的女邮递员帕舒塔，对爷爷们获得的纪念章无比欣羡、喜爱听战斗故事的两名儿童。小说让读者在感慨生命的有限而又无限的同时，体悟到民族历史辉煌的过去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抹去。著名农村题材作家别洛夫的《材料》记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俄罗斯普通士兵拉甫卢辛一家人饱含血与泪的苦难命运，展示的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俄罗斯人对祖国、民族、亲人忠贞不渝的大爱，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走进天空》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其飞行员人生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思考，作者不仅把爱国主义的“红色”传统展现给当代读者，更将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物化状貌投射于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灵魂，足以令历史的过来者和后来人感叹、警醒。在这些战争题材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有记忆与惦念，还有追问与思考。公民的责任感、使命感及献身精神从小说中作为俄罗斯民族一员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和儿子的天性中流淌出来，是他们独特的人性与人格的展示。作家们试图表明，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并没有远离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只是由于社会形态的改变，他们一时从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中被排除出去。作家在张扬爱国主义与公民精神的同时，更呼唤真正的男性精神与女性魅力的回归。《入侵者》是战争题材作家阿列克谢耶夫对其文学创作历程的追忆。小说中具有明显自传特点的历史描述，不仅仅是战后苏联文学创作历史的再现，还是对包括斯大林、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众多真实的政治、文学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温情、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的留恋。 《在别列斯皮沙洲的孤独的夜晚》中的别列斯皮沙洲是一个远离喧嚣的僻静山乡，“被放逐者”作家的精神家园，是他得以与包括１１世纪基辅洞窟修道院院长尼孔、１９世纪的思想家阿克萨科夫等一千年来众多俄罗斯文化名人思想交流的圣地。作家对千年俄罗斯历史充满眷恋的回顾与思考，伴随着对苏联解体后的满目荒凉、物欲横流、信仰缺失、亲人离散、文化远去的当下俄罗斯现实的痛心裂肺的呼号，对民族精神魂魄的呼唤。利哈诺索夫在这篇清淡隽永的抒情美文中以奇思妙笔点化充满诗意的氛围，营造着内心的宁静与圣洁。散文式的清新润朗不仅能让人感受到高雅的文化品位，还能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对俄罗斯现实与未来的精神忧虑。作家焦格捷夫在《往日的温馨》中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中，而是通过莫斯科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怀旧”表达了对一种返回童真、原始、自然、坦诚无蔽的乡村文化的渴望，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关系的向往。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寻根”意识。 重新张扬人道主义 “红色情调”的营造者们不屑做那种只顾沉湎于个人情感悲欢，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文学贵族或是热衷于审美实验的文字玩家，他们无不将自己的创作与俄罗斯当下的现实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揭露、鞭笞并不美好的现实与人生，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同情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重新张扬作为俄罗斯作家创作生命与原动力的人道主义成为这本小说集“红色情调”的另一个鲜明的体现。 拉斯普京在《下葬》中以他一贯的创作精神——淳朴、率直、嫉恶如仇——讲述了一个乡村老妪在城里死无葬身之地的严酷现实。小说横亘着愤懑之气，有一种罕见的批判锋芒，一股强烈的对新时期的苦难者，都市穷人的深深的悲悯。《一件邮包》讲述了一位退休老妇人艰难的晚年生活，这个不屈的俄罗斯妇女，列宁格勒围困的幸存者，在得到国际服务中心赠送给她的一个大邮包后非但没有感到任何快乐与兴奋，倒是酸楚与羞愧涌上了心头，因为她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压抑的，乞讨的生活”，感受到的是民族自尊的伤害。《过客》描写的是俄罗斯普通乡村人民对历尽劫难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反省与思考。如果说《金色的链条》描写的是孤苦伶仃的奥莉娅极度穷困、人格尊严俱毁的人生悲剧，那么《混沌之乡》的作者，著名的哲理小说家克拉斯诺夫则以简约的叙事和隐喻的手段展现了一个缺少光明，令人绝望的现实世界——“混沌之乡”。这种绝望，这种不可救药，读者还可以在小说《额发》所揭示的荒唐的极致中得到证实。作品中荒唐的极至并不在于男主人公在街上被强行抓去完成一次性交易的故事本身，而在于当今俄国政坛上的无耻和无所不用其极，伦理道德在政治干预下的彻底沦丧。这些作品的巨大感染力首先在于创作者充沛昂扬的激情，作家无法容忍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７４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人民依然陷在贫穷、苦难的深谷，仍然与幸福美好无缘，而社会的精神道德似乎跌到了无法挽救的颓丧的边缘。市场经济时代的利益原则并没能影响作家们挺身而出，率意而为，他们依然凭借心灵的正直，直陈也许并不被市场看好的“旧话”，关注并不美丽的人生，批判悖逆正义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营造“红色”情调的作家们确实是俄罗斯普通大众的代言人。 呼唤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回归 随着俄国社会市场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剧，俄罗斯当代人对物质的追求日益显露，民族的精神信念在这强大的物化大潮中也受到强烈的冲击，有鉴于此，小说集的作者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难道市场、商品、金钱就是俄罗斯社会的理想家园？难道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就在物欲化的生命存在？”作家们并非抵制现代文明，而是带着对现实生活的怀疑，高声呼唤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回归——如同作家萨姆舒林在小说《贱如草芥》中所说，“轻视精神就是轻视生命”。 《妖魔》是被称为魔幻作家的马姆列耶夫关于俄罗斯民族如何得救的寓言。俄罗斯汉子伊凡努什卡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足以承载他生命与信仰的地方，几经苦难、折磨，几度漂移、寻觅，终于在圣母的感召下求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回归。主人公的漫游与漂泊乃是俄罗斯民族生存困境与精神无寓的隐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中，俄罗斯民族应该不怕任何恫吓与威胁，应该拒绝一切诱惑与欺骗，他不仅需要捍卫精神家园与坚守价值理想，更需要对生活本身的透彻体悟，爱和信仰才是民族存活和兴旺的希望。小说《贱如草芥》再现的是一个欲望化与市场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充斥着“被凄苦和平庸的生活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人”。“恶行无所顾忌地上演着”，“民众迷失了自我” ，“人们无一例外地被孤独所包围，好像深陷泥沼，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不让自己沉沦下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家感叹道，为教堂“翻新、上漆、涂金，这种事我们想做就能做到，可灵魂重生却未必见得”。老诗人库尼亚耶夫在《美好世界的形象》中塑造的是一个受到俄罗斯百姓爱戴，却不为当权者看重的诗人鲁布佐夫的形象，张扬的是浓缩在这一文学肖像中的一种民族自尊，对当代物化社会诱惑的拒斥，一种伟大的心灵的宁静与圣洁。《秋日》以雄健、深沉、凝重的思想和哲理韵味启悟读者。叙事人秋日里在叶尼塞河畔的狩猎成为向读者展示俄罗斯自然风光及其人文传统的绝好媒介。作者用抒情的笔调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努力守护住优秀的传统”应该成为“为俄罗斯服务”的前提，应该成为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普希金传人的神圣使命。 “红色情调”稀释了苏联文学曾有的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充满着浓郁的人性思考。苏维埃及后苏联年代“红色精神”的激荡被小说家置换为对一种超阶级、超时代的爱与信仰，人格与精神的追求。小说中的恶从制度被收拢到特定的人心、人性与人格中，对贫乏精神与残缺人格的深恶痛绝，呼唤爱与信仰、美好人格与精神文化的回归，成为作家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意识形态追求，成为“红色情调”不可动摇、无法改变的根底与精义。 《军官日志》是直接涉及苏联时代信仰话题的作品，是一篇表现信仰力量的小说。一位军校毕业的中校，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党员成了上帝的信奉者，而一位负责监督军人思想行为的特工人员居然也在他的感染下，领略了宗教带给他的快乐与神圣。小说中人物的宗教情怀并没有导致他们成为虔诚的宗教徒，却显示出他们对禁锢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批判，对人性以及精神价值的追求。小说的叙事背景地是东西伯利亚边陲共和国布里亚特，一个基督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并存并相互影响的地区，神奇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使这里成为天然生长宗教大树的地方。作家有意识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让人们以一种敬畏、肃穆、虔诚的态度去重新思考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 《红手机》的作者波里亚科夫，用一种调侃、戏谑、幽默、讽刺的笔调彰显了后苏联“当代英雄”——一对俄罗斯新贵夫妇可憎的面目：对金钱财富的追逐和欲望的放纵，显示出人性本来贪婪残酷的底子。《给妻子的礼物》是一篇涉及到包括民族生存未来等多种问题的幽默诙谐的小说。从车臣战场归来的农村青年，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父亲，为了摆脱一家人的生活窘境给妻子买来避孕套作礼物。当他意识到俄罗斯人口在减少，俄罗斯民族可能面临没有男儿保家卫国的未来时，明白事理的乡下人扔弃了给妻子准备的礼物，决定就是受穷受累，也要为民族的生存、繁衍和振兴作出男人的贡献。严酷的生活环境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与人格：有文化的俄罗斯新贵的人性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地沦丧和劣化，文化不高的普通农民的人格却在生活的磨砺下越来越美好鲜亮。这不啻是在提示读者，人格问题显然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人的主体，在于人性的相异。 《杀父》是作家对涉及民族普遍命运的一种思考。普罗哈诺夫的这篇战争题材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车臣战争的故事。俄罗斯特警部队以杀死一个善良无辜、而又充满爱心的车臣老人为代价，最终达到引诱并杀害了他的儿子、车臣武装人员首领曼苏尔的目的。大尉叶里扎罗夫虽然完成了武装“剿匪”的任务，但他的心似乎已死，因为他觉得，“曼苏尔的生命仿佛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主人公的心态表明，兄弟民族在相互仇杀的争斗中不会有任何胜利者可言，俄罗斯，乃至人类的悲剧恰恰在于民族间相互理解与爱的缺失，一旦失去了这种理解与爱，“新的战争会像群山一样，一场接一场地向他逼近”。作家穆斯塔芬在《小马驹与两种命运》中讲述一个善良而乐于助人的男人沙乌特卡，因酗酒损害了自己身体，还连累了一家。自从养了一匹小马驹，他不仅戒了酒，还懂得了珍视生活，珍视生命，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根由是被小马驹激活的他心中的爱与善。 “红色情调”崇尚一种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民族道德与精神魂魄。作品通过不显山不露水的日常生活事件的描写，表达作者对真诚人生、纯真爱情、人与自然和谐的赞美，将维系俄罗斯人生命存在的美好品格、崇高道德与人文精神重新发掘与张扬出来，显示出一种完美的道德理想主义。 小说《礼物》中，一个在新时期当上州长的孝子要给一生都住在土坯房的老母亲盖一座新房子作为礼物，但因人言可畏，儿子不得不将已经建好的新房拆去。老母亲对儿子说，她其实并不需要为她盖的漂亮的新房子，她希望恢复祖先曾留下过的一个小教堂，她宁可建造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因为“我们都会死……但梨树能活下来，一年四季都在，一茬接一茬地开花”。风烛残年的塔伊萨大娘“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圣洁”，重要的是不能忘却俄罗斯民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天性，不能丢弃自古以来就有的宗教情怀，这样在暗夜中就能看到明灯。超越凡俗而走向神圣，超越卑微而达到崇高，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传统的选择中，作家似乎更看重后者对人生命存在的重要。瓦尔拉莫夫的《冬钓沃热湖》中，已在莫斯科安居的“我”倾心于冬钓、乡间木屋……都市生活繁华热闹，却因它的嘈杂、无序，骨子里充满虚假荒漠，而大自然外表荒蛮内里却真实充盈，是主人公寻找的赖以安身立命的灵魂之屋。 《初雪》是对青春觉醒的咏叹，更是对纯洁道德的赞美。白雪初落的乡间景色与１６岁少男初恋的清纯情愫和谐一致，奠定了故事真切而又浪漫的情思意绪。腼腆少年的青春之火，尚有几分懵懂的幼小心灵对美丽异性朦胧的倾慕，别离的难言心态，没有终结的思念，还有更为严谨的道德理念，全都蕴蓄在主人公恬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情境的叙说中。洁白的初雪、纯洁的初恋令人心醉，但更令人心醉的是俄罗斯少年那颗未经尘世浸染的美丽、真诚的心灵。《瓦尔代湖》以清新、质朴、明丽，富有乐观主义和充满爱的精神而感染读者，女作家对大自然与俄罗斯历史的向往，对爱的理解、憧憬，都洋溢着一股忠诚而热烈的道德情趣。而作家奥诺普里延科讲述了爱如何经历《雪的洗礼》，突破时间的牢笼而绵延流转，成就了新生命的诞生……这组小说赞美的纯真爱情似乎没有经历任何世俗功利的污染，清纯得像一泓甘泉，显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强大的忠实：对美好情感的忠实，对美与爱的理想的忠实，对民族传统道德的忠实。 无法否认，当代俄罗斯作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现实的发展和变化超出了他们的虚构与想像，曾经被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实呈现出万千令他们震惊的景观。面对这种陌生化了的现实，他们中的一些人确有些手足无措。历史事件与个人经验的重合或背离，使他们有时游走于清醒与迷乱之间，表露出自我矛盾和无法消解的焦虑，再加上一些作家年龄上的原因，使得他们中的有些人想逃离现实，远离时代，退回书斋走进历史，驻足在对苏维埃以往的苦恋中，也有人用幻想与冥思走进个人心灵的“避难所”，成为“游离者”，作家鲍罗金的小说标题——“走进天空”——多少代表了这种“遁世”的心态。 小说集附录中有一篇邦达连科以饱满的激情写下的《热情似火的叛逆者》。著名评论家对“爱国派”作家的思想倾向与创作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与认识俄罗斯当代文学“红色情调”全景的绝好视角，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作家群体对时代环境变化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刚强，道德上的坚守，情感的镇定与豪迈；当然，也有情绪上的不安与焦虑。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天地 《俄罗斯当代小说集》中４２位作家的作品都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精神不同但宝贵的侧面。他们谁都不代表俄罗斯文学“红色情调”的终极，但谁都是这种文学自我的终极。每个作家都有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每个天地中都隐藏着一个饱满的灵魂。尽管每个作家的关注面不同，但最终都走向灵魂的抚慰。小说集融汇着精湛的现实细节和善、恶思辨的艺术天地，传递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厚的历史感与生动形象的道德寓言，承载着当今俄罗斯人的民族理想，这种理想的核心是造就一种思想高尚、道德纯洁、文化深厚的民族精神，造就俄罗斯的民族精英。作家、评论家邦达连科说：“作家的使命，整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使命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来永远是：通过塑造形象和性格，通过神奇的声音和尖锐的情节，发展社会的民族意识，从而造就民族和国家的精英。” 还应该指出的是，小说集的作家们在冲击传统现实主义传统理念的努力中，力图用现代笔触、视角、思想的深重感，超越单纯政治、社会、道德与历史的评价，从社会思索转为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转变。小说的美学与叙事方式或抒情，或幽默，或讽刺，或荒唐，或怪诞，情节总能令人吟味出质朴沉郁、深邃厚重的艺术情感。小说或是隐喻式的童话故事，或是自传体的人生经历，或是精致隽永的抒情散文，或是妙趣横生的通俗笑话，吸收并借鉴尽可能丰富的艺术表现方法，促进先锋意识与人文精神的融会，已经成为这一创作群体的艺术追求。而艺术的简约主义，即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筑，情境的营造，情感的渲染方面的简洁，使得作品在相对简短的篇幅中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与较高的艺术品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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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阿年282 > 《俄苏卫国战争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