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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4月首次铨叙，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正式授予的陆军二级上将，大约为34人。 根据1935年3月30日颁布的《上将任官施行条例》，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名额限定在23人：1935年铨叙了21名二级上将，1936年又铨叙了2名，总名额刚好达到23人。 要想在这23人名单之外获晋二级上将，只能等有人或退役或被剥夺而出现名额空缺，个别军衔为中将加上将着才有机会递补晋升。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到底国民党有哪些二级上将，他们能够晋升的背景和理由又是什么。 1935年第一批次二级上将，各种平衡妥协的产物这一批次中，中央军嫡系有三名将领晋升，分别为刘峙、顾祝同、蒋鼎文，他们无不在军阀混战、“围剿”苏区时替蒋氏卖命并出了大力。  蒋鼎文 出任过省主席的何成浚、朱绍良等所谓中央军旁系，也都是蒋氏的铁杆支持分子； 西北军出身又在中原大战后陆续倒向蒋氏的宋哲元、韩复榘、彼时分别为29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第三路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都算是地方实力派。 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主席刘湘，“追剿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主席何健，以及桂系首领之一白崇禧，即是地方实力派，又是蒋氏所倚重的“追剿”军事力量。 原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一方面曾倒戈冯玉祥向蒋氏效力，另一方面又受蒋氏“首席智囊”杨永泰力荐就任安徽省主席，率部参与进攻江西苏区，因此也被蒋氏授予二级上将。 东北军系的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原热河省主席万福麟，陕军系的陕西省主席杨虎城，都是蒋氏稳定西北、华北的重要依托，能晋升为二级上将也就不难理解了。 晋绥军出身的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都出任过省主席，尤其是前两者，都最早脱离阎锡山倒向了蒋氏，蒋氏自然也会通过授予二级上将笼络一下。  徐永昌 原孙传芳旧部陈调元，原张宗昌旧部徐源泉，也都在北伐后期转投蒋氏。前者授二级上将时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后者则率部卖力地替蒋氏在湘鄂川一带“围剿”。 至于第二路军司令官兼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是蒋氏当时必须笼络的地方实力对象。 这21位国民党二级上将的授衔，不但是蒋氏或奖赏、或安抚、或拉拢的结果，更是蒋氏维持政治平衡的必然产物。 1936年第二批次二级上将，可能都系因事升衔这一年，只有两人获晋二级上将，他们就是程潜和李烈钧。 程潜的授衔，我怀疑可能和他当时转任参谋本部总长有很大关系，毕竟“总长”一级若非正牌上将担任，就显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程潜将军 事实上，从此前的1935年朱培德以“总长”之职晋为一级上将，以及解放战区期间陈诚就任“总长”后马上由二级上将晋为一级上将来看，国民党“总长”的下限就是二级上将，顾祝同的情况也正符合这一规律。 至于李烈钧于1936年12月晋为二级上将，我估计很可能与他要负责对张将军的军法会审有关：张将军为一级上将，负责会审的李烈钧至少也要为二级上将，这才是上将会审上将，否则就闹了笑话。 这两件事，我都没有确凿史料证据，纯属个人推测，不过都貌似有一定的合理性。 递补晋升二级上将的国民党将领们1939年5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陈诚，分别顶了被枪决的韩复榘和病故的刘湘之缺，实晋为二级上将。 1939年9月，随着晋升为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授予二级上将。1943年5月随着他的投日，二级上将资格又被剥夺。 1943年2月，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递补顶替了杨虎城所被剥夺之二级上将。 1944年2月，薛岳晋为二级上将，顶替的可能是陈调元于1943年12月去世后所空出来的名额。  薛岳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分别出任广州、西北行营主任的张发奎、张治中晋升为二级上将； 1946年万福麟、何成浚、徐源泉等三位二级上将退役后，余汉谋、熊式辉、陈仪等陆续递补晋为二级上将。 1947年2月，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由中将加上将晋为二级上将。 程潜、白崇禧、陈诚分别于1939年5月（顶缺去世之一级上将朱培德）、1945年10月（顶缺被羁押之一级上将张将军）、1947年2月（顶缺退役之一级上将冯玉祥）被授予一级上将，他们的空出了三个二级上将名额，亦被补缺。 以上，仅就国民党大陆时期34名二级上将名单以及他们授衔之原由做了一个大致梳理，不足和遗漏之处，有劳各位斧正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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