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翰林院供职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各员，通称翰林。清沿明制，一般文人要获取翰林的资格，都须经过会试，并参加复试、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在殿试揭晓后直接授给翰林院的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此外，殿试二甲的第一名和朝考第一名亦可入翰林院任职。其他二、三甲的进士，则按朝考成绩，结合殿试和复试的名次，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附设的庶常馆。经三年的学习，成绩优异的庶吉士可进一步升为翰林院检讨、编修等职，成为朝廷的栋梁、皇帝的近臣。明清翰林有“卿相摇篮、人文渊薮”之誉，是读书人的科举功名从童生、生员到举人、进士一路考试上去的顶端和终结，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本文主要以庶吉士为对象，对清代畿辅翰林的时空分布及其原因进行粗疏考探。专门记载清代庶吉士的名录文献，官方载录主要有《词林典故》《皇朝词林典故》（又称《续纂词林典故》），私家记载主要有沈廷芳编纂的《馆选录》、吴鼎雯编纂的 《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而清末民初朱汝珍编纂的《词林辑略》则是此类题名文献的集大成者。此书凡十一卷，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1999年前后，刘建业先生对其进行考订校核，更正原书的讹误，增加必要的文字，并以《清代翰林名录》之名依原版式重排刊印，使此书更为翔实宜用。因而，本文即以此书作为清代翰林人数统计的底本。据《清代翰林名录》的《重印说明》介绍，该书共收录清代全部翰林共计5874人，其中含特授改补馆职者155人，光绪、宣统两代京师大学堂及留洋人员中被授予翰林职务者115人。为统计更为精准，本文仅取经过皇帝殿试而授选者，故减除上两类人数，清代自顺治六年（1649）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实有翰林5604名。在这个翰林总数中，畿辅籍翰林共485人，合占8.65%，仅次于江苏、浙江两省，在全国排第三位，较排在第四位的江西省多出近100人。
根据每科录取的人数，清代畿辅翰林的时间分布如表1所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一）初兴期，即顺治朝。此朝殿试共开8科，先后选授畿辅籍翰林60人，平均每科7.5人，为清各朝代畿辅翰林单科取中率最高。尤其是顺治三年（1646）选授畿辅籍翰林17名，此科的榜眼吕缵祖、探花与会元李奭棠、传胪（二甲第一名）梁清宽，均为畿辅士子，如此盛况可谓空前绝后。顺治朝是清代畿辅科举的高峰期，此阶段共录取进士2914名，其中即有畿辅籍进士435名，合占全国当科总进士数的14.9%，这一比率在整个明清时期亦为最高。这样的态势与当时特殊的形势关联甚大，其时南方战火仍然未断，反清情绪正盛；满清统治者急于拉拢汉族士子，尤其是畿辅汉族士子加入到统治队伍中来，因此只在北方所统治的几个省设科取士，南方士子几乎没有参加。所以，无论进士还是翰林的录用数量，畿辅地区都占绝对优势。
（二）缓慢发展期，即康雍乾三朝。此一百三十余年间，共开殿试53科。擢选畿辅籍翰林康熙朝64人、雍正朝14人、乾隆朝71人，三朝合计擢选畿辅籍翰林共149人。虽然总数较高，但此期畿辅翰林单科授选率却比较低。具体来看，康熙朝共开殿试21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仅有3.05人被授选。其中，授选人数最多的一科在康熙十八年（1679），也仅有8人，内中包含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而被授选者5人；授选人数最少的两科在康熙三年（1664）和康熙六年（1667），无人被授选。雍正朝共开殿试5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被授选2.8人。其中，授选人数最多的两科在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五年（1727），均为4人；授选人数最少的一科在雍正十一年（1733），仅为1人。乾隆朝共开殿试27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被授选2.63人。其中，乾隆二年（1737）和乾隆十年（1745）授选人数最多，均为5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六十年（1795）五科授选人数最少，均仅1人。康雍乾三朝，清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已进入繁荣阶段，常被人称为康乾盛世。但此阶段的进士考取率却较低，如乾隆朝录取进士人数最多，为5384人，康熙朝4088人，排第三，仅比光绪朝少2人，而各科平均录取人数康熙朝为195人、乾隆朝为199人，均比清朝每科240人的平均录取率低不少。整个清朝，两个进士录取率极低点均在此阶段，一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的146人，一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的81人。就畿辅地区而言，康雍两朝的进士录取率仍较高，这两朝共开科26次，取进士5586名，其中畿辅籍658名，占11.8%。而在乾隆朝，则出现明显下滑，全部27科共取进士5379名，畿辅籍484名，仅占9%；每科平均录取只18名，为整个清朝畿辅单科录取人数最少的时期。因而，较低的进士录取率和不断下滑的趋势，是造成这个阶段畿辅翰林数量增长缓慢的直接原因。（三）持续增长期，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此一百一十余年间，共开殿试51科，除咸丰朝平均授选数略低外，其余均较高。其中，各朝授选畿辅籍翰林嘉庆朝为65人、道光朝为73人、咸丰朝为19人、同治朝为37人、光绪朝为82人，五朝合计授选畿辅籍翰林共276人。此总数不仅较康雍乾三朝畿辅翰林的总数高出许多，而且每朝的畿辅翰林授选率也高出不少。嘉庆朝共开殿试12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5.42人被授选。其中，嘉庆七年（1802）授选人数最多，为9人；嘉庆元年（1796）授选人数最少，为1人。道光朝共开殿试15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4.87人被授选。其中，道光九年（1829）、二十年（1840）授选人数最多，均为8人；道光二年（1822）、道光六年（1826）授选人数最少，均为2人。咸丰朝共开殿试5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3.8人被授选。其中，咸丰六年（1856）授选人数最多，为6人；咸丰九年（1859）授选人数最少，为2人。同治朝共开殿试6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6.17人被授选。其中，同治四年（1865）、同治七年（1868）、同治十三年（1874）授选人数最多，均为7人；同治元年（1862）、同治二年（1863）授选人数最少，均为5人。光绪朝共开殿试13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6.31人被授选。其中，光绪九年（1883）授选人数最多，为8人；光绪元年（1875）、三年（1877）、二十年（1894）、三十年（1904）授选人数最少，均为5人，其余有7科授选7人、两科授选6人。可以说，光绪朝畿辅翰林，无论是总数还是单科授选平均数都是最高的。
嘉庆以降，畿辅进士的单科录取率持续下滑。嘉庆年间全国共取进士2821名，其中畿辅籍进士276名，仅占9 .8%。道光年间共取进士3269名，其中畿辅籍进士309名，仅占9.5%。从咸丰朝到光绪末年科举废除，畿辅地区的科举状况并未有所回升。晚清最后三朝共取进士6764名，其中畿辅504名，仅占7.5%，这是科举史上最后的五十多年，也是畿辅进士考录的低谷期。咸丰年间共取进士1096名，畿辅94名，占8.6%；同治年间共取进士1589名，畿辅为136名，占8.6%，与咸丰朝持平。而到光绪朝取进士4079名，畿辅274名，只占6 .7%。在畿辅进士单科录取率如此下滑的背景下，为什么畿辅翰林的总数与单科授选平均数却仍保持持续增长？这除去与畿辅士子多方面才艺的增长有关，还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进士开始按省份来选拔庶吉士的政策相关。按省份来引荐选拔新进士，更便于顾及各省在翰林院的人数，此虽使畿辅进士数受到缩减，却使进士水平相对提高，从而促使畿辅翰林的相对数量有所增长。清代的畿辅地区，即指清代直隶省所辖区域，主要含12府7直隶州127县和部分散州等。在如此大的区域之内，清代畿辅翰林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见表2、表3），具体情况如下：顺天府，共251人。其中大兴、宛平两县人数最多，分别为116人和76人。其后，依次分别是通州14人、宝坻14人、涿州5人、宁河5人、昌平4人、武清3人、霸州3人、大城3人、文安3人、永清2人、固安2人、蓟州1人。其余东安县、平谷县、密云县、良乡县、房山县、顺义县、怀柔县、三河县、香河县人数为0。天津府，共66人。其中，天津县最多，为34人。其后，依次分别是沧州10人、静海9人、南皮9人、盐山4人。其余青县、庆云县人数为0。保定府，共36人。其中，清苑县最多，为9人。其后，依次分别是安州6人、高阳县5人、定兴县4人、新安县3人、新城县2人、蠡县2人、祁州1人、完县1人、安肃1人、束鹿县1人，不明州县1人。其余望都县、满城县、容城县、博野县、唐县人数为0。河间府，共33人。其中，任邱县、献县为最多，均为8人。其后，依次分别是河间县4人、吴桥县4人、景州3人、肃宁县2人、宁津县2人、交河县1人、故城县1人。其余阜城县、东光县人数为0。
永平府，共24人。其中临榆县最多，为5人。其后依次分别是迁安县4人、滦州3人、乐亭县3人、卢龙县3人、永平县2人、抚宁县2人、昌黎县2人。广平府，共13人。其中永年县最多，为9人，此外成安县1人、磁州1人、曲周县1人、清河县1人。其余威县、鸡泽县、广平县、邯郸县、肥乡县人数为0。正定府，共11人。其中正定县最多，为4人。其后依次分别是灵寿县2人、柏乡县2人、获鹿县1人、赞皇县1人、藁城县1人。其余行唐县、新乐县、无极县、阜平县、井陉县、栾城县、平山县、元氏县、晋州人数为0。承德府，共8人。其中承德7人、丰宁县1人。其余滦平县、隆化县、平泉州为人数0。宣化府，共7人。其中，蔚州3人、宣化县2人、涿鹿县1人、保安州1人。其余万全县、怀安县、怀来县、龙门县、赤城县、延庆州、围场厅人数为0。大名府，共5人。其中，大名县2人、濬县1人、开州1人、东明县1人。其余元城县、长垣县、清丰县、南乐县人数为0。顺德府，共2人。其中，巨鹿县1人、邢台县1人。其余沙河县、南和县、内丘县、任县、唐山县、广宗县、平乡县人数为0。遵化直隶州，共11人。其中，遵化4人、丰润县5人、玉田县2人。无其余州县人数为0。深州直隶州，共5人。其中，武强县3人、安平县2人、饶阳县人数为0。冀州直隶州，共5人。其中，南宫县3人、枣强县2人。其余新河县、衡水县、武邑县人数为0。易州直隶州，共3人。其中，易州3人，其余广昌县、涞水县人数为0。赵州直隶州，共3人。其中，赵州1人、宁晋1人、高邑1人。定州直隶州，共2人。其中，定州2人，其余曲阳县、深泽县人数为0。此外，朝阳府（今主要在辽宁省境内）、赤峰直隶州（今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张家口直隶厅、多伦诺尔直隶厅、独石口直隶厅等地未见载录。
通过以上的数据统计，首先可以看出清代畿辅翰林空间分布的差异很大。整个清代的485名畿辅籍翰林，主要集中在顺天和天津两府，两者合计达317人，占全部总数的65.36%。其中又以顺天府居多，占清代畿辅翰林总数的51.75%，占顺天、天津两府清代翰林总数的79.18%。而辖1州13县的正定府11人，辖1州6县的大名府5人、辖9县的顺德府2人，三府合计只18人，仅占清代畿辅翰林总数的3.71%。其次，各府内州县畿辅翰林数分布亦不均衡，全省整体分布由顺天大兴呈波浪状向外起伏延展。顺天府虽然翰林数居多，但主要集中在大兴、宛平两县，尤其是大兴一县数额就占清代畿辅翰林总数的23.92%，比正定、大名、顺德三府的总数还高6倍多。顺天府除去大兴、宛平、通州、宝坻这些翰林较多的州县，其余也多为2至3人，更有东安、平谷等九县翰林数为0，相互落差很大。越过顺天府这些翰林数较低的区域，向外则是天津、保定、河间三府。此三府的翰林数达135名，将清代畿辅翰林的区域分布数又推向一个小高峰。再向更外区域延展，正定、大名、顺德三府虽然将清代畿辅翰林数滑向低谷，而更为僻远的永平、广平、宣化、承德、遵化等府州则在翰林数上有所回升。再次，部分州县的翰林分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如顺天府大兴县自顺治朝至道光朝，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人数，而至咸丰朝突然急转直下，由道光朝的20人下落到3人，随后的同治、光绪两朝也仍仅有4人、5人；而与之相对，天津府天津县在顺、康两朝的翰林数仅为0，至雍、乾、嘉、道四朝则连续有翰林登科，尤其是在光绪朝一下子涌现20名翰林，大大超过包括大兴、宛平在内的畿辅所有州县而遥遥领先。其它又如宝坻县在道光至光绪四朝，连续每朝出现2名以上的翰林；保定府清苑县在乾隆至同治五朝，连续出现共8名翰林；天津府南皮县在嘉庆至同治四朝，连续共出现9名翰林等，均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清代畿辅翰林时空分布的形成，除去上文已述同相应的进士录取率等有着必然的联系，还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既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与特定的区域文化环境和深厚的家族传习紧密相连。作为畿辅之地，清代王朝在入关建立政权之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自然大幅度增加这里举人与进士的名额，相对也就提高了翰林的选授人数；而至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固，这样的态势就会发生转变。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颁下谕旨：“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数额，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份，故取中人数甚属不均，……自今以后，考取进士数额，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著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一并查明，预行奏闻。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数额”。这种进士中额的分配方法，以直省为单位，既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兼顾到省份大小和士子多寡，可说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制度。但此制度在不增加进士中额的前提下，对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士子较有利，对畿辅地区的士子却形成很大限制，从而造成其进士中额比例及翰林选授数的下降。在晚清，天下动荡，太平天国北伐时的主要战场在畿辅南部的广平府、河间府、深州等地；随后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等动荡，使得畿辅全境都处在战火之中，进士与翰林中额的下降在所难免。
清代畿辅地区虽然共同靠近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但不同区域的文化环境与氛围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这也造成清代畿辅翰林时空分布的不均衡。顺天府的大兴、宛平两县紧靠京城，这里不仅毗邻全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和文化场所或管理机构，还有很多名公巨卿世代生活于此，且常有全国各地的才子俊士在这里或附近区域风云际会，因而使此两县的文化氛围浓厚，翰林总数远远超出其它州县。清代天津府的翰林总数，仅低于顺天府排在第二位；天津县的翰林总数仅低于大兴、宛平两县，排在第三位。这样的位次同光绪朝天津县激增的20名翰林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又根源于天津这座城市在晚清的迅速崛起。鸦片战争后，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1870年以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每年开河后迁至天津办公。如此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促进这里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此期及以后，居住于津的大富商与企业家日益增多，他们多注重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部分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政治上失意之后，也转至天津栖居。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使天津的文化环境大为改观，并促成了其在光绪朝翰林数的暴涨。我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为肃宁人，肃宁属于河间府，而河间也是清代出翰林较多的地方。此地就其位置来讲，与京城相隔很远，经济也不算十分发达；但此区域文化底蕴深厚，骚人墨客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乾嘉时期，曾有任邱的刘炳中、李中简、边继祖，献县的戈懋伦、纪昀等著名文士出现，他们均善诗能文，而且多相交游，形成一个较大的士人圈层，这对他们最终步入翰林也有很大的积极影响。此外，清代承德、宣化、遵化等地区的翰林也有显著增多，这是同畿辅政治、文化中心向北、向东的拓展密切相关。清代畿辅翰林有不少是兄弟、父子或家族关系较密切的人同时出现，表现出家族传习的重要影响。如顺治十二年（1656）、顺治十八年（1661），宛平刘芳躅、刘芳喆兄弟先后中选翰林；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四十五年（1706），静海宫梦仁、宫鸿历兄弟先后中选翰林；乾隆十三年（1706）、乾隆十九年（1754），大兴朱珪、朱筠兄弟先后中选翰林；嘉庆十年（1805），大兴徐鉴、徐铨兄弟同科共同中选翰林；道光二年（1822）、道光三年（1823），宝坻李菡、李莼先后中选翰林；道光二年（1822）、道光十五年（1835），永清刘源灏、刘源濬先后中选翰林，他们是此县整个清朝仅有的两名翰林；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二十七年（1847），献县刘书年、刘其年兄弟先后中翰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五十一年（1712），大兴薄有德、薄海父子先后中选翰林，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五十一年（1712），献县戈英、戈懋伦父子先后中选翰林；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五十二年（1787），大兴翁方纲、翁树培父子先后中选翰林等。还有静海励氏家族，励廷仪、励宗万、励守谦祖孙三代，先后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六十年（1721）、乾隆十年（1745）共同中选翰林，更被世代传为佳话。一州县数十年出一翰林尚且不易，一个家族竟有同年或多年有若干人共中，若非有非常好的家族传习，肯定难以做到。在畿辅，天津府南皮县的张氏家族也是一个著名的科举世家，在清末张之洞曾于同治二年（1863）以探花及第，被授翰林院编修；而此前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堂兄张之万又曾以状元及第，被授翰林院修撰，从而使南皮张氏家族极显赫于当世。如此影响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家族自明初至清未一直相延不替的祖训：“积善读书，乃吾家本领”。
相对来说，清代畿辅翰林是一个较难讨论的问题。本文虽以刘建业考校的《清代翰林名录》作为统计底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考探；但畿辅地区人员流动较大，尤其是很多旗人子弟虽长期生活学习于此区域，却只题署旗籍，而不题署所居地。如乾隆四十九年庶吉士蒋攸铦、同治二年（1863）庶吉士边宝泉一为顺天府宝坻人、一为顺天府霸州人，当地方志均有记载，然《清代翰林名录》却分别记为镶蓝旗汉军人、镶红旗汉军人，从而使他们不能进入到考探的范围之内。类似的情况应有不少，值得方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文首刊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京畿学研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