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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际关系网络需要“激活”才能动员其中的社会资本。本文研究求职者在社会资本的激活阶段，采取先锁定职位激活的策略（职位先定）和采取先锁定关系激活的策略（关系先定），在求职时间、入职单位性质、入职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 数据（JSNET，2014），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论文证实家庭和个体属性会导致求职者采取不同的激活策略，在排除这种选择性偏差后，不同激活策略依然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回报。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社会资本激活；社会网络；求职回报 一、引言 在中国，求职越来越难，求职时使用关系亦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求职者是如何找到这些关系的呢？根据求职者的行动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两种寻找关系的方式：一种是职位目标导向的，即先锁定职位，继而寻找相应的关系人获取信息或帮助引荐；另一种是关系主义导向的，即先找到关系人，继而根据其推荐寻找工作。为叙述方便，我们将第一种求职方式称为职位先定，将第二种求职方式称为关系先定。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关系激活方式皆属于微观层面的对社会资本的激活（activation）过程（Smith，2005）。需要求证的问题是，不同的激活方式是否会导致地位获得和收入回报上的差异，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社会资本对求职者劳动力市场回报的直接影响，如是否使用社会资本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张顺、郝雨霏，2013；Bian，Huang ＆ Zhang，2015）。但少有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过程进行系统的分析（O’Connor，2013）。现实中，求职者对社会资本的利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可能持续数月，涉及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激活是连接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社会结构的起始点，通过该过程，行动者将所拥有的或潜在的社会资本转变为所动员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开始发挥其工具性作用，为行动者带来收益。对社会资本激活的分析散见于相关研究中，但一直未见专门分析。例如，小世界试验中，信件传递起始于被试根据自身社会网络定位最可能提供帮助的关系人（Milgram，1967）。格兰诺维特在对弱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就观察到，年轻人很少主动寻找工作，他们往往是以父母和社区中的其他人作为中介而获取工作的（Granovetter，1973）。边燕杰观察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动用关系找工作的求职者首先确定的是对该工作最有决定权的最终帮助者，再通过关系链条步步连接而达到最终目的（Bian，1997）。 学界对社会资本作用的深入研究逐渐延伸出两个有所区别的视角：其一，社会资本的不平等，即不同群体在社会资本获取、回报等方面存在差异（林南，2005；吴愈晓, 2011；O’Connor，2013；程诚、边燕杰，2014；程诚、王奕轩、边燕杰，2015）；其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即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本对个体的作用存在差异，如张春泥、刘林平（2008）关于农民工内外网的研究，边燕杰等（2012）关于体制内外社会资本回报差异的研究。这些研究多从个体行动者的视角出发。这两个理论视角都有助于解答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前者从社会资本分层这一结构性的视角进行分析，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关系激活方式，回报差异本质上是由阶层差异所致；后者从社会资本类属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同激活方式获取的资本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本质上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引起的回报不同。如果将开始动用关系找工作视为一个事件，两种分析视角中一个是从事前进行因果解释，一个是从事后进行因果分析。 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上的可能解释，因此研究设计和方法要求我们能够有效地排除可能的竞争性理论，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得到较为干净的因果推断。对研究问题的回答使我们能够从社会资本激活的角度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机制，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关系分层和关系异质性两个理论视角。此外，本文也是使用定量方法分析社会资本微观动员过程的一次尝试。 二、理论和假设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力市场日益完善，市场调节逐渐取代国家分配，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机制。对于求职者来说，行动目标在于获取令其满意的职位，同时受限于时间、成本和能力。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说，找工作本质上是一个雇主和雇员双方匹配的过程，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求职回报和人职匹配（Bian et al.，2015）。我们同时知道，动员社会资本的求职过程起始于求职者对其潜在社会资本的激活，而激活社会资本的时机及其对求职过程和后果的影响，是一个尚未充分研究的议题。 （一）社会资本的激活 从史密斯2005年的研究开始，逐渐有一些研究开始重视社会资本的激活问题（Smith，2005，2010；O’Connor，2013）。相关研究显示，社会资本的建立、维持、激活和利用是一系列有次序的过程，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单独事件。例如，边燕杰在分析中国餐饮网时，讲述了国人间关系构建的方式是通过攀谈和微小的资源交换进行的（Bian，2001；边燕杰、郭小弦，2015）。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动员指在找工作过程中，（求职者）使用社会交往者 及其所提供的资源（林南，2005）。 而这个过程中一个隐含的前提是求职者先要找到合适的关系人（Smith，2005），社会资本的工具性作用往往在此时才开始被激活。激活过程意味着社会资本从潜在状态变为动员状态，已有研究大多忽略了这一起始过程，直接分析关系人属性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在莫维（Mouw，2003）对社会资本内生性的研究中，其所使用的保留工资模型亦仅考虑了职位先定这一情况，而忽略了关系先定的激活策略。 史密斯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过程进行了深描（Smith，2005，2010）。通过深度访谈，她发现美国非裔低收入阶层的社会资本，由于其历史、信任等原因往往难以被激活，进而造成其社会资本的欠缺。她认为，可以从四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能否被有效激活，分别是个人层面的信誉和地位、双方的关系强度（信任）、网络的闭合性和社区的性质。拉美裔和非裔在社会资本激活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前者多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而后者多处于失业状态。社区网络性质和文化的差异造成非裔社区存在普遍信任缺失的问题，关系人的帮助门槛要比拉美裔求职者高得多（Smith，2010）。奥康纳（O’Connor，2013）则进一步将视角转向关系人和帮助者，基于在美国的问卷调查，他发现关系人性别、雇佣状态、教育背景等个人属性，以及与求职者的熟悉程度、资质评价等因素会影响关系人的帮助意愿和帮助能力。史密斯和奥康纳的研究将除求职者外的其他行动者引入分析之中，揭示出求职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在此激活过程中，起始节点是求职者能动地对社会资本的激活。麦克唐纳德区分了劳动力市场中两种社会资本激活过程：主动激活和被动激活，他发现采用后一种激活策略的求职者有着更高的入职收入，且主要体现在中高收入群体中（McDonald，2015）。 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说，强关系能被激活的原因在于关系人所负有的义务；弱关系能被激活的原因则在于关系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付出信息，以获得较高的名誉。通过对白领的深度访谈，莎朗发现美国的求职者在求职时会激活强、弱关系，甚至建立新的关系，而以色列的求职者往往是通过其他方式未果后才激活强关系（Sharone，2014）。两者的差异在于两国雇佣过程有所不同。 （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 从格兰诺维特对弱关系的研究开始，学者们实际上就不断地在对社会资本进行类别划分。这些研究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种类的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这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异质性。 一个经典且常用的分类标准是关系的强弱，关系强度由与关系人之间接触频繁程度、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等因素所决定（Granovetter，1973）。实践操作中也经常使用相识、朋友、亲属来区别关系的强弱。背后隐含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类型关系传递的资源性质不同。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弱关系具有信息桥的作用，而强关系则多传递着人情（Bian，1997；Bian et al.，2015）。 除关系强度外，还有一些其他属性决定了关系资源的性质和含量。如边燕杰等以体制内外为边界，认为体制内外的社会资本在资源含量上存在差异，而拥有跨体制资本的人则能够获得更优的回报（边燕杰、李路路、李煜等, 2006；边燕杰、王文彬、张磊等, 2012）。 翟学伟则更强调关系的本质在于信任，他将关系分为内群体关系和外群体关系。关系分内外的作用在于信任差别，进而导致行动者在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和帮助者在帮助程度上存在差异（翟学伟，2003）。张春泥和刘林平对农民工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关键论点在于，求职过程中人和人使用的网络是存在差异的。以目标组织为界限，求职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内网络和外网络，内网络对求职成功有着更大作用（张春泥、刘林平，2008）。这种内网络实际上反映的是关系人和目标单位的同质性。 基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所具有的不同作用，理性的行动者会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资本。张顺和郝雨霏分析了不同求职环境对求职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不同的求职环境下（求职竞争程度、资质需求），求职者会使用不同类型的关系资源，而关系带来的收入效应也有所不同（张顺、郝雨霏, 2013）。雇主亦会选择性地利用关系，其会同时使用强弱关系和广告等市场手段进行招聘，但招聘对象是有差异的。为保证招聘到值得信任的高层管理人员，雇主往往通过强关系的引荐来获取候选人，而基层职员则主要通过市场手段招聘（廖文伟、王丽云，2005）。 既然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同，不同的激活过程是否会导致求职者找到的关系有所不同呢？ （三）关系的基本激活方式：关系先定与职位先定 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激活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小世界实验（Milgram，1967；Watts ＆ Strogatz，1998），传递信件的过程与职位先定的激活方式非常类似，传递者和求职者都有明确目标，进而根据目标去激活相应的关系。但两个情景的主要差异在于传递信件仅需要通过关系获取信息。而求职者既需要信息，也可能需要通过关系获取人情。 克莱茵菲尔德对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进行了再考察，指出随机选取的96人中只有18人发出的邮件最后到达了目标人手中。在米尔格拉姆寄送信件至堪萨斯城的实验中，60封信中仅有3封到达了目标人手中（Kleinfield，2002）。瓦茨在回顾这个研究时认为，网络中的搜索方式有两类：广播搜索和 直接搜索（瓦茨，2011）。广播搜索指行动者需要的信息所有一步之内（one path length）的联系人都知道，他们会将信息再散布给他们的联系人。直接搜索指每次仅通过一个关系人去传递信息。小世界网络中，广播搜索可以找到最终的目标关系人，但该过程充满了冗余信息，成本过高，现实中不易实现。 两种基本关系激活方式如图1所示。关系先定的激活策略中，求职者首先确定关系人，根据其介绍或推荐去寻找工作。职位先定的激活策略中，求职者先确定一个或几个目标职位，进而据此去搜索相应的关系人。  考察职位先定和关系先定两类激活过程，会发现两者在搜索范围上存在明显差异。无疑，关系先定属于直接搜索。职位先定过程中，求职者确定职位后需要寻找直接或间接关系以获取帮助，这意味着其需要在局部网视角下，找到最能帮助其进行求职的关系人，这无疑是一个较为费时费力的过程，往往需要类似广播搜索一样的“撒大网”方式，以从众多潜在的关系人中找到切实的帮助者，还难以寻找到最优解。相反，关系先定则第一步就确定了关系人，继而通过其直接关系开始寻找职业，比如经引荐进入面试环节。在求职一开始，求职者就能够得到帮助，而不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花费较高成本寻找关系。 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1：相比采用职位先定，采用关系先定求职者的求职时间较短。 社会资本激活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回报的影响机制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以下分别进行阐释。 一个视角是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社会资本不平等视角，即不同阶层的求职者会使用不同的社会关系。这将个体所能找到的机会限定在同阶层网络中，即波茨（Portes，1998）所说的社会网络的局限性，属于社会网络的负面效果（dark side）之一。其基本逻辑在于：因为交往同质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的阶层，日常生活交往的多是同样处在该阶层的关系人，这导致社会资本的分层，反映的是关系所蕴含的资源在群体间分布的不平等（McDonald et al.，2013; Bonoli ＆ Turtschi，2015）。 具体来说，社会资本不平等表现为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中，资本数量和资本回报存在较大差异（林南，2005；程诚、王奕轩、边燕杰，2015）。中外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在低收入、非专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多的人是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Holzer，1987；赵延东，2002；Aguilera ＆ Massey，2003），这间接 说明是否使用社会资本本身存在阶层分化。最近在不同国家开展的实证研究继续支持和拓展了这一论断。认为社会资本的作用亦存在阶层分化。例如，新加坡的低教育群体有更高的可能性通过关系寻找工作（Chua，2011）。社会资本对于美国黑人的职业回报不具有决定作用，但在亚裔和白人群体中却能够发挥作用，这属于社会资本在回报上的族群差异（Tegegne，2015）。基于社会资源理论和纵贯数据，费尔哈格等发现，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来说，不同阶层（工人阶层/服务阶层）的社会资本含量影响着其是否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Verhaeghe et al.，2015）。波诺里和塔特西在瑞士的调查发现，个体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地位和种族不同，其在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和使用上也会存在差异，他们认为这是社会资本对阶层不平等的放大效果（Bonoli ＆ Turtschi，2015）。这进而导致个体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率和结果上存在差异。阶层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社会资本所需的维持成本，异质性高和规模大的社会网络需要更多的投入，较低阶层的人难以支付这类成本（张文宏，2005）。 在中国，关系的使用本身就存在分层和群体分割现象。同时使用正式和关系求职渠道的人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仅使用关系的人则处于较低阶层（吴愈晓，2011）。进一步地，社会资本在不同阶层间的含量和可激活程度方面亦有差异。对比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两类群体，后者因为户籍和交往同质性而在社会资本存量上欠缺，进而导致职业机会受限（程诚、边燕杰，2014）。资本的结构性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求职者选择特定的激活方式。这意味着求职者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差异化更多来自阶层差异而不是来自社会资本本身的差异。使用不同关系激活方式的求职者可能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具体来说，采用职位先定的求职者往往属于较高阶层，或者其个人的教育、技能等条件能够满足雇主的要求，其获得高收入主要靠其家庭先赋因素或个体自致因素。采用关系先定的求职者属于较低阶层，他们凭借自身技能很难获取高收入工作，因此只能通过关系寻求工作，关系是其获取工作的唯一手段。此种情况下，通过关系先定找到的关系往往是较低质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又属于亲属或亲密朋友关系（张顺、郭小弦，2011），多来自家庭和亲密朋友，会存在信息冗余和资源限制（Tegegne，2015），难以给予求职者进入更高阶层的工作机会。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相比采用职位先定，采用关系先定的求职者入职收入更低。 另一个理论视角基于社会资本的差异化进行分析，即不同资本激活方式引导求职者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进而导致不同回报，具体来说，主要在所激活社会资本的目标专用性（goal specific）和关系资源上有所不同。 首先，目标专用性。克尔曼（Coleman，1988）在论述社会资本时提到，特定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特定行为具有价值，但可能对其他行为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即社会资本存在专用性，不同个体为不同目的而使用的社会资本是存在差异的，因为目标是差异化的，相同个体也会使用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本，相对于封闭网络，开放网络会使雇员对工作有更多的工具满意度（Flap ＆ Volker，2001）。在不同情境下，华人会启用不同性质的关系，对待不同的关系人也会采用不同的行为标准和处事法则（刘嘉庆等，2005）。在求职过程中，差异化使用社会资本的现象同样存在（张顺、郝雨霏，2013）。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具有目标专用性。所激活的社会资本与工具性目标契合程度越高，即专用性越强，资本发挥的作用越大。例如，关系人能够给予更充分的职位相关信息，帮助申请人更好地准备申请。此种情况下，关系人的帮助意愿和帮助能力最高，潜在的社会资本最容易被激活。 张春泥和刘林平采用分层网络的视角，从内外网的角度研究了农民工求职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其核心论点在于网络是否有用取决于个人网与组织内网络重合程度的高低（张春泥、刘林平，2008）。这种重合程度实际上指的是求职者的网络是否对求职结果具有目标专用性。关系先定的专用性更强，因为其关系的目标是唯一的，即获取可选工作中的最优职位，关系人给予的帮助一定是为了获得职位和适应职位。通过关系人，求职者也能更好地熟悉和适应单位。而职位先定激活到的关系则难以有较强的目标专有性，多为辅助性质的关系。 其次，关系资源。即指通过关系获取的资源类型。采用职位先定的求职者因为搜索范围、视野和时间的限制，难以找到完全匹配职业目标的关系人，因此其通过关系获取的更多是信息资源。相对来说，采用关系先定的求职者首先确定的是强关系和亲密关系，该类型的关系能够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人情资源或混合资源。人情资源能为求职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ian et al.，2015）。此外，采用关系先定的求职者寻找的关系人更可能与其有着较强的互信关系，信任会影响其帮助意愿（Bian，1997），帮助意愿则对求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Smith，2005; O’Connor，2013）。更愿意帮助的关系人会带来更多的关系资源。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b：相比采用职位先定，采用关系先定的求职者入职收入更高。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性质的组织：体制内和体制外。前者一般指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职位，后者指体制外的其他职位。体制内工作往往代表着“高稳定、高声望和高福利”（边燕杰、王文彬等，2012）。体制内的工作在招聘程序上会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蔡（Chua，2011）发现，招聘程序越正式，求职者越少动用社会网络。即使用关系也要经过一些特定的程序，这种严格的程序上的要求会提升帮助者的帮助成本。体制内工作也对关系人与求职者之间的信任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Bian，1997）。其所需要的正式程序和较高资质要求使得关系先定策略较难发挥作用，对帮助人的帮助能力和帮助意愿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相对来说，先确定职业目标，再寻找关系人更符合现实生活中进入体制内的求职者的情况。 所以，我们又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相比采用关系先定，采用职位先定的求职者更多地进入体制内工作。 因为关系激活策略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存在两个可能的理论解释，在研究设计上需要排除一种，以得到干净的因果效应。下一节将详述本研究设计过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模型设定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JSNET，2014），数据中有询问被访者激活方式的相关问题。最终进入回归模型的样本都是通过关系成功找到工作的求职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渐脱离双轨制的影响，工作搜寻方式逐渐多样化起来，因此我们将求职时间限定在1992年至2014年。数据中总样本数为3804人。本文选取的与求职相关的变量描述的都是被访者寻求现职时的状态。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本研究关注点在于关系激活方式，而这之前至少存在两次可能的选择性偏差：找到工作和没找到工作的人、动用关系和没有动用关系的人。本研究的样本限定在动用关系且找到工作的求职者，前面两次的选择与我们的理论关注点距离较远，关于第二次选择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梁玉成（2010）、陈云松和沃克尔（Chen ＆ Volker，2016）的分析。 求职效率模型（假设1）采用序次logit回归 。关于收入和地位获得模型（假设2和假设3），在理论上，我们无法避免使用不同方式激活关系的人是随机的，数据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此种情况下，采用OLS估计难以取得有效的因果推断（郭申阳、弗雷泽，2012；Chen ＆ Volker，2016）。因为求职者选择职位先定或关系先定是由其他变量导致的，激活方式是一个内生变量，会导致回归估计的有偏和不一致，从而无法排除其他个人或家庭属性变量导致收入或地位上的差异（关系分层的理论解释），亦无法排除激活方式所获取的差异化社会资本（资本异质性的理论解释）导致回报差异的因果推断。回归结果可能是两种机制共同导致的，无法抽取出干净的因果效应。 因此，在收入获得模型中，我们选择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处理这一问题干预效应模型中，干预条件为求职者采取职位先定（wi=1）还是关系先定 （wi=0）。通过转换回归同时对选择方程和回归方程建模。在选择方程中，需要使用排除限定变量（陈云松、沃克尔、弗莱普, 2013），我们使用请人就餐频率这一变量。中国人建立和激活关系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场合（Li et al., 2019）。基于此，边燕杰等设计出一系列用以测量中国人关系的题器，包括拜年网（Bian et al.，2005）和餐饮网（边燕杰、郭小弦，2015）。已有研究表明，饮食社交频率与个体的关系导向高度相关（陈云松、边燕杰，2015）。请人就餐越频繁的人，越会有更高的关系导向，关系资源越多，越可能会使用关系先定。另一方面，就餐频率这一变量与找工作结果并不直接相关，适合作为排除限定条件。分析表明选择方程残差与主方程残差相关，符合模型适用条件。 在职位获得模型中，我们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方式为最近邻居一对一匹配。在匹配之前，职位先定、关系先定的样本在个人特性和家庭特性等诸多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卡方检验证明消除了绝大部分选择变量上存在的差异。倾向值是求职者选择关系先定的预测概率 （接受干预，w=1），该值通过logistic回归得到（Rosenbaum ＆ Rubin，1983）。匹配后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共同支持域足够大，表明匹配后样本不会剧烈减少。通过倾向值匹配，我们得以处理求职者在两组间的非随机分配问题。 两种方法的关键步骤都是设定选择方程，即决定关系先定还是职位先定的协变量非常重要。我们根据之前的理论和郭申阳等建议的逐步回归方法建立选择方程（郭申阳、弗雷泽, 2012），初始方程包括可能会导致关系分层的性别（O’Connor, 2013）；户籍（程诚、边燕杰，2014）；年龄（McDonald ＆ Mair，2010）；家庭地位（Bonoli ＆ Turtschi，2015），具体包括父代户籍、工作单位、受教育程度（van Oorschot ＆ Finsveen，2009）和政治身份。 （二）变量 对应于假设1、假设2、假设3的因变量分别为求职时间、入职收入和进入单位的类型。我们基于国家统计局历年CPI指数对收入进行加权，以消除通货膨胀可能的影响。自变量为关系激活方式（职位先定=0，关系先定=1）。在调查中，访问员首先询问被访者是“先锁定职位再找人帮忙”（类型1~6），还是“直接找人帮忙介绍工作”（类型7~10），如“根据您前面的介绍，您这次找工作时，是先联系了一个单位，并有一个人提供了一些帮助？”，然后再关注具体的子类型，并根据回答进行编码。我们将类型1~6界定为职位先定的关系激活方式，类型7~10界定为关系先定的关系激活方式。 控制变量具体为求职时年龄、求职年代、性别、户籍、教育背景、政治身份、所处城市、父代受教育程度、父代户籍所在地、父代单位类型、父代政治身份。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只有激活方式的描述性变量放入了没有用关系的类别进行对比，但这类样本并不进入回归模型。其他变量都描述的是使用了关系的群体。收入给出的是加权前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讨论 （一）基准模型 表2给出了OLS回归（模型2）和序次逻辑回归（模型1、模型3）结果。可以看到，采取关系限定的求职者的求职时间更短，这验证了假设1。模型2和模型3显示，关系先定的求职者收入更低，也更难以进入体制内。这一统计结果支持了假设2a和假设3，即关系分层机制起作用。但因为激活方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无法排除关系分类机制的解释。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二）入职收入的干预效应模型 表3给出了入职收入的干预效应模型。Wald检验显著，表明选择方程和主效应方程的残差相关，符合干预效应模型的前提条件。表中结果与OLS回归有差异，关系先定的系数发生了改变，是正向显著的（b=0.633，p=0）。这表示在排除了个体属性和家庭背景对激活方式的影响后，关系先定对入职收入有正向作用，验证了假设2b。  此外，选择模型中，关系激活方式为因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为自变量，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什么因素影响着求职者采用特定的关系激活方式获得工作。结果显示，求职者受教育程度若为本科以上、父系户籍若是城市户口、入职时年龄越小，越可能通过职位先定的方式获取工作。受教育程度和父系户籍对激活方式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关系不平等的理论机制，这两个变量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而使求职者有足够的竞争力，进而通过公开竞聘找到工作。而年龄对激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一个可能解释在于高年龄的求职者拥有更大规模的网络，因此更可能选择关系先定的方式；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年轻人找工作的年代更近，劳动力市场更为规范，需要先确定特定的职业目标。 （三）倾向值匹配后单位进入模型 表4给出的是对数据进行倾向值匹配后假设3的检验结果，采取logit回归。匹配后，系数的正负与表1模型中的系数相比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但统计不显著。因此，采用何种关系激活策略对进入何种单位没有影响，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统计结果没有支持假设3。 可能的原因在于通过倾向值匹配，我们控制了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等群体间差异因素，所以回归模型实际上比较的是相同群体内部的求职者，而在招聘程序比较严格的体制内单位，求职者仅凭激活策略的差异无法有更高概率进入，关系资源质量（如达高性）和与高质量关系人的关系强度才是更关键的因素。 原因亦有可能在于在不同年代，激活策略对不同类型工作单位的影响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我们有一半多的样本求职的时间是在2008年之后。我们分别以2008年和2002年为节点进行了分组回归，但结果未有不同，激活策略对入职单位类型的影响依然不显著。  （四）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一些后续分析。 （1）目标工作优劣分析。为了排除职位先定确定的职位就是比较好的职位这一可能性，在匹配后，我们以入职前期望收入作为职位好坏的代理变量进行t检验 。结果表明，采用不同激活策略的两组求职者在收入上并无显著不同（p=0.601）。 （2）网络资源分析。进一步地，我们希望知道，在统计上，不同的激活方式是否会导致异质性的社会资本。假设部分我们提出了目标专有性、关系资源两方面的不同，但问卷中仅有关系资源的问题。我们以此为自变量，考察激活方式对关系资源获取的影响。依据之前研究，关系资源分为信息、人情和混合资源（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结果如表5所示，关系先定的激活方式能够获取更多的人情和混合资源，与我们的论述相一致。  五、结论 研究发现，不同的关系激活方式在成本和回报上都存在差异。采用关系先定的求职者工作搜寻时间更短、收入回报更高。选择方程告诉我们，年龄、教育背景和父系户籍会影响求职者通过不同的关系激活方式获取工作，在排除可能的选择性偏差后，不同激活方式的收入回报差异依然存在，但方向与OLS回归模型相反，这表明不同激活方式找到的关系性质确实存在差异。关系分层和社会资本异质性的理论视角皆是具有因果效应的解释机 制。 一方面，激活方式的差异来自关系分层，不同群体求职者在激活策略的选择上确实存在不同的倾向；另一方面，当排除这种群体差异时，激活方式的差异会使求职者获取不同性质的关系，进一步导致收入回报上的差异。 本研究将社会资本领域的研究焦点转向求职过程中的社会资本激活阶段，引入了关系激活方式这一变量，因为这一新的调查题项，我们可以初步打开从潜在的社会资本到动员的社会资本这一黑箱。该研究是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对工作搜寻模型的拓展，研究问题关注点从寻找工作信息变为寻找关系人。传统的工作搜寻（求职）模型有两种：顺序搜寻模型和扩展搜寻模型。顺序搜寻模型假设求职者依次寻找单个工作，并根据工资进行选择（Devine ＆ Kiefer，1991）。扩展搜寻模型则认为求职者可以同时得到许多工作机会，他们根据工资在这些机会中进行选择（Stigler，1961）。我们的研究则证实了求职者对关系和职位选择的先后亦会影响入职收入。 信息搜寻问题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问题（王水雄、杨颖琳，2006），弱关系理论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关系的激活是通过特定激活策略获取特定关系信息进而加以利用的。本研究发现职位先定者更多获取信息资源，而关系先定者则更多获取了人情和混合资源。而关系强弱、人情和信息资源的差异是不同激活方式下的结果，是求职者刻意行动的结果。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实际搜寻的信息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市场信息和关系信息。结论告诉我们，对关系信息的激活亦会影响求职结果。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研究假设部分，我们提出了关系激活方式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但只有关系资源方面的差异得到了验证。希望未来的调查可以进一步搜集相应数据，证实是否存在目标关系专有性方面的差异。其次，本研究因数据有限（问题询问的是已找到工作的 人的求职过程），无法分辨求职者是否会同时采取职位先定和关系先定两种方式来求职，这本质上是一种反事实的设计，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完善这一点。此外，希望未来研究能进一步考察通过不同的关系激活方式是否会发现具有不同帮助意愿和帮助能力的关系人，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着求职者对激活策略的选择。最后，本研究样本限定在1992年至2014年我国部分城镇居民，外部效度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编辑：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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