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文化中的例外主义：基于对美印的比较研究 作者：Manasi Pritam，印度外交部顾问，负责跟踪观察南亚、东南亚、中亚、联合国以及与核有关的事务 编译：胡可怡（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来源：Manasi Pritam (2021)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20:3, 295-321  导读 在国际关系中，例外主义是一种认定某个国家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例外”特质的信念，往往与“优越感”相伴而生。本文认为，例外主义思想是一国国家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刻影响着该国的外交选择。在作者看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需要像现实主义所倡导的那样揭示国家的真实意图与利益之所在；还应对外交辞令表述给予关注，探究国家的政策偏好。基于以上逻辑，本文选择美国与印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两国例外主义的各自特点及其催生的不同外交风格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结论：美国的例外主义来源于“历史的缺乏”，由此体现出相信本国政治价值观的普世性、相信本国负有天赐的使命、惯于进行他者化（otherizing）的特点；印度的例外主义深受该国理想化的文明历史影响，热衷于宣扬基于印度传统价值观的“替代性”道德。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个国家外交思维模式深处的选择偏好，同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分析路径。 摘要 指引着美国国家安全关切的例外主义在过去一直受到安全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美国并非唯一在外交政策表述中体现例外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印度的外交主张也尤其强调印度独特的文明特质，且认为这些特质赋予了印度追求“和平”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暴力”现代性）的条件。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分析例外主义思想如何影响美印两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国际关系的情境中，美印例外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例外主义如何转化为超级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国家安全文化？两国的国家安全文化是由恐惧还是希望、信任还是不信任、灵活还是僵化的战略所驱动的？ 编译 导言 每个民族国家都相信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例外特质，并利用本国的宗教、历史、物质能力、语言、文化和地理条件进行“想象”，在将自己与他国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与世界进行关联。这种例外主义的表达通常以演讲、官方声明、白皮书和媒体话语的形式展示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之中。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和安全研究倾向于轻视这些与价值相关的外交表述，将其视为修辞的伪装。然而，这些宏大叙事虽然没有揭示国家的直接意图，但体现了对本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自我认知。由此，分析例外主义的政策表述，能够启迪我们将研究重点从国家“利益”转向“偏好”，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行为连续性，更好地串联过去、现在与未来。 美国的例外主义源于其从未经历过民族、宗教和领土战争的历史。多年以来，该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是试图将世界改造为一个符合其构想的世界，改造的方式是诉诸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树立“榜样”（example）并进行“接触”（engagement）。美国将自身独特性归功于民主精神，将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观的传播视为建立与维护霸权体系的必要条件。由此，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评估通常依赖对“他者”的建构，并且这一“他者”一般是意识形态上的“他者”，这也使美国非常容易陷入“我们”对抗“他们”的叙事陷阱之中，导致该国总是倾向于介入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即使许多介入是不必要、无休止的。 相比之下，印度的例外主义根植于该国作为一个具有殖民记忆的古老文明的历史，其国家安全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本国传统价值观为基础，实现成为世界领导大国的“天定命运”。因此，影响印度宏大战略的主导力量不是对威胁的“确证”，而是对本国文化价值观永恒性、优越性的坚定信念。所以即使在条件堪忧和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印度的外交政策仍显现出理想主义色彩。印度相信其独特的历史文明特质能够使其追求一种能够包容所有文化的、和平的、道德的现代性，这一定程度上也使该国偏离了权力政治，并常在外交政策表述中表现出一种自恋倾向，但是有时候也能帮助该国获得超越自身实力的影响力。“热爱说教”亦成为了印度外交的标签。 国家安全与国家伟大的理念 在主流分析视角下，国家安全指代的往往是包括物质军事实力的一系列狭隘的利益关切。这些年来，政治、社会、环境和人类安全因素开始逐渐渗透到安全分析的话语中，使得该定义更能包容有关人类福祉、非国家行为者、人权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关切。国家安全文化包含影响国家安全关切的一系列思想、价值观和规范，源于该国的历史经验、国家愿景和地缘政治环境。在冷战时期，这一概念被用于研究美苏在核紧张局势中的行动变化。今天，国家安全文化是解读一国外交政策的有力分析工具。 国家安全文化与外交政策之间不是单向作用的关系。国家通过自己的行动，以及他人对其行动的反馈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同时将定义身份所依据的思想、规范和价值观投射到与世界的交往当中，国际体系对这些投射的反馈又反作用于国家的身份。通过这一过程，国家认同得以建立，关于国家伟大的理念和对本国特殊性的信念亦在国民心理中根深蒂固。霍尔斯蒂（K. J. Holsti）指出，外交政策中的例外主义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第一，认为本国有义务“解放”其他国家；第二，有意愿奉行孤立主义，这种意愿来自对本国凌驾于影响“普通”国家关系的国际义务之上的笃信；第三，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并且倾向于将敌对国家的威胁“普遍化”；第四，需要树立外部威胁；第五，将自己的形象刻画为无辜的“受害者”以及“邪恶势力”或“无赖国家”的攻击目标。 美国的例外主义以历史终结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为特征——即认为自己已经在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中确立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民主理想的优越性，并能通过与世界分享这些价值观维持美国自身的权利。印度例外主义的基础是包容所有文化、鼓励议论性的社会思潮（民主）以及“世界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um）的精神思想。印度政客的话语中表现出一种信念，认为国际体系认识到印度观念的优越性并接受印度为世界领袖只是时间的问题。两国外交政策都以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最终目标，且都表现出霍尔斯蒂所述的“偏离全球规范”的特征。尽管美印存在实力差距，两国的例外主义论述都反映了对本国道德优越性的笃信。美国倾向于展示权力（军事和物质）优势；而印度则依靠宣扬和平与宽容的传统伦理以实现目标。美国以对其霸主地位的威胁为驱动，对外交事务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而印度则显得更为理想化，倾向于诉诸谈判和政治活动来表达意见。 国际政治中的“美国例外主义” 区别于欧洲，美国没有民族、宗教和阶级对立的历史包袱，其特殊天赋在于它相信自己有能力以资本主义、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共和主义、个人主义、企业家精神、勤奋工作和自由主义等价值观为指导塑造当下和未来。这种充满希望和机会承诺的信念如何转化为该国国家安全文化？本文认为美国的例外主义和战略文化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相信美国政治价值观的普世性；相信美国有天赐的使命，并应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外交；惯于进行他者化（otherizing）。 3.1 普世主义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文章《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中，将美国例外主义概念化为一种理念，即美国不必面对其他国家承受过的意识形态斗争，并将凭借特殊的政治价值体系崛起为一个“免于历史的考验”世界大国。他将由政治性主导的美国革命战争与社会性的法国大革命进行区别，概述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三个特质：“历史的缺乏”、政治在日常生活中不具有突出地位、致力于塑造人类之未来的方向感。 列昂·萨姆森（Leon Samson）将美国例外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在他看来，不同于法国人的法国，或者英国人的英国，“美国主义”（Americanism）对美国而言并非意味着一种传统或者一片领土，而是一种信条，就像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者的意义一样。由此，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一种以改善社会形态为宗旨的意识形态政策，而非一套以领土、文化和风俗的保存所定义的传统历史价值体系。其他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理查德·洛里（Richard Lowry）、拉梅什·庞努鲁（Ramesh Ponnuru）、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都对美国例外主义进行过探讨。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成美国践行例外主义，他们大多数都认为美国例外主义具有两个相互重叠的主题：以身作则领导世界，以及改革和维护世界安全的使命。这植根于一种相信美国的政治价值优于其他国家，世界他国可以从中受益的信念。基于此，传播美国的自由主义信条，就是在为世界建设美好未来。 3.2 神的旨意 美国的优越感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尽管例外主义的叙事对国家建设进程而言是很普遍的，但美国例外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该国的外交政策表述中展示了一个反复重复的基本主题——美国有一种高尚的、天赐的责任，这一责任指示美国成为人类的灯塔和救世主。 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援引温斯洛普的《山巅之城》，强调美国的独特性源于其在全世界捍卫自由的决心。多年来，在描述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时，“山巅之城”一词被美国历届总统多次援引。这种对神的旨意和传教使命的信念源于清教徒的宗教伦理，即认为在世界各地传播福祉和推进改革是上帝赋予美国的责任。早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观点就开始产生影响。美国的例外主义并不源于对传统价值体系的维护乃至承认，也并非建立在物质指标之上。在取得军事和政治优势之前，美国的优越性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很难说清楚，美国的例外主义摆脱了“血缘和土壤身份”的历史定义，所依靠的是鲁杰（John Ruggie）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 3.3 道德与他者 雷普戈德（Joseph Lepgold）和麦基翁（Timothy McKeown）指出，在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基于优越感的“僵化”和“非情境”的特点。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国例外主义的政治文化使美国外交具有独特的道德性，从而也往往使事情复杂化。”利普塞特称，例外主义的信仰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颂扬美国的独特性，同时也将美国置于比其他国家更高的道德水平之上” 。希尔德·雷斯塔德（Hilde Restad）总结了美国例外主义叙事的三个主要内容：较之世界其他地区的优越感；相信美国霸权永远不会垮台；以及以传播本国价值观为使命的、具有道德倾向的外交政策。这种道德责任感并非建立在特殊信条、种族、阶级等历史先例的基础上，而是由“他者”或“威胁”所支撑的，因此更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 印度文明例外主义 当1992年乔治·坦纳姆（George K.Tanham）提出印度缺乏战略思维文化的观点时，西杜（W.P.S.Sidhu）就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坦纳姆忽视了口述历史和沟通在印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被忽视的东西揭示了印度具有以现实主义和实践哲学为特征且可追溯至考提利亚（Kautilya）时代的持续战略文化。尼赫鲁的著作和演讲全面体现了印度在考察本国地位时所持的文明例外主义视角，这种视角广泛体现在印度的外交政策立场中（例如“战略自主”、对核扩散的道德要求，以及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和推广民主的模糊立场）。即使莫迪政府希望以新的叙事和“更现实的现实主义”挑战尼赫鲁的遗产，但在其外交政策话语中对印度辉煌的文明历史的引喻仍然存在，且比往届政府都更强烈。 印度的文明例外主义如何转化为外交政策？通过与美国的比较，我们能获得怎样的发现？本文认为，印度的例外主义深受该国理想化的文化历史影响，倾向于将自身视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宣扬一种“替代性”道德。在国际领域的“他者化”和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印度依靠的是非歧视逻辑，而不是对威胁的评估。在以上三个方面，印度的例外主义与美国有明显不同，同时也描绘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图景。 4.1 古代文明的历史例外论 印度例外主义思想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本国古老辉煌的历史，以及经典的宗教和文学史诗（例如《摩诃婆罗多》、《阿尔萨斯特拉》、《吠陀经》和《奥义书》等）的自豪。这些历史文献中的教诲代代相传，在哲学、宇宙观和伦理学方面为印度教徒提供了遵循，也为印度的外交选择提供了正当性来源。 影响印度外交政策话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的后殖民身份——被殖民者征服和压迫的历史。虽然现代化对印度的进步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印度领导人对欧洲式的现代化路线充满怀疑。这种影响体现在历任印度领导人的话语中，例如，尼赫鲁曾谈到印度的外交宗旨是“消除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帝国主义，促进自由国家的合作”。曼莫汉·辛格政府则认为印度具有理解和容纳多样性的独特能力，因此可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发挥作用。而根据瓦杰帕伊和英迪拉·甘地的说法，印度具有克制和富有责任感的文明特质，这使得印度在处理核能和军备问题方面非常可靠。同样，莫迪在为印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的立场辩护时说，“印度对和平的承诺根植于印度社会的基因中，这种承诺的价值远高于国际条约的约束作用。” 印度的例外主义叙事将印度描述为一个模范文明，一个在历史上提倡和平、宽容、多元统一和克制的高尚文明，是文化间的桥梁。虽然印度的外交政策表述确实与其他标榜自己是“例外”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宣传自己的特殊世界观。但在就身份的建构方式及例外主义思想对国家安全文化的影响方面而言，印度与西方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对美国来说，其外交政策是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体——认为无论各国文化、历史和传统存在多少差异，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都可以在所有国家实现。另一方面，印度依靠其历史，将自身描绘为一个在例外主义语境下能够包容所有文化的模范文明。因此，尽管印度自诩为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它对推广民主以及海外干预的态度一直很谨慎。 4.2 替代性的道德 印度《不结盟2.0》报告中提到：“所有印度的伟大领导人——甘地、泰戈尔、尼赫鲁、安贝德卡尔——都有一个愿望：印度应该成为一种替代性普世道德的来源，并有能力作为人类终极普世价值的代表。”这反映出印度例外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方面：相信印度有能力通过“独特”的道德特质，不依靠强制力便能在国际上发挥影响，以实现一种“友谊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将区别于以对他者的不信任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模式。凯特·沙利文（Kate Sullivan）将印度外交中的规范性话语分为三个部分：“甘地以印度领土空间为基础的融合包容精神；尼赫鲁对根植于光荣历史的现代世俗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解；以及将印度国族认同与印度教画等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她进一步补充道：“这三种理解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相信印度将为世界历史做出重要精神贡献。” 尼赫鲁经常表达对以“恐惧”为驱动力的世界政治模式的蔑视。在其著作中，尼赫鲁批判欧洲的均势政策播下了恐惧与不信任的种子，“这种恐惧导致了侵略以及痛苦的阴谋。”由此，他希望发挥印度作为道德性现代化榜样的力量，克服恐惧和不信任，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尼赫鲁看来，具有包容性并且注重相互依存的印度民族主义要优于以排斥与孤立为特征的欧洲民族主义。甘地的思想加强了这种例外主义观点，他将西方现代性视为“不道德”的象征。对甘地来说，道德观是国家建设观的精髓，即印度民族应该通过自我约束、拒斥物质财富和非暴力方式以“提升道德存在”。虽然尼赫鲁对甘地的这一观点不甚赞同，但甘地所主张的道德与权力的结合深刻影响了他的理念。此外，印度教民族主义也为当代印度提供了另外一种道德修辞。例如戈瓦卡尔（M.S.Golwalkar）在其1939年的著作《我们或我们特定的民族性》中提出，印度教具有“慷慨、宽容、求真、奉献和博爱”的特质，这种独特性使印度教成为唯一能够在精神上领导世界的宗教。 总而言之，印度例外主义叙事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印度拥有一种独特而优越的替代性道德，以这套道德体系为基础，能够建立一个基于信任、共存、和平与友谊的新秩序，以取代失信、无序和充满敌意的旧秩序。而过多的“道德说教”也导致印度外交常被调侃为过于“自以为是”。 4.3 以非歧视为原则的积极（activist）外交政策 印度外交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闻名。在尼赫鲁时期，印度积极领导第三世界争取非殖民化、种族平等、发展援助和联合国改革，致力于为亚非拉在全球舞台上谋求更重要的地位。这种使命感源于该国的文明例外主义，以及由之而来的道德优越感。 凯特·沙利文（Kate Sullivan）和拉杰什·巴斯鲁尔（Rajesh Basrur）认为，印度积极外交政策中蕴含的规范性冲动既遵守也偏离了现行的系统性规范来源。例如在反对核不扩散制度的过程中，印度最终偏离了国际政治的主导准则。但这两位学者也指出，在宣扬不结盟和挑战联合国秩序方面，印度的积极态度不是对常规的偏离，而为了树立本国的规范性地位而进行的“创新性遵守”。从长远来看，这种一系列寻求地位的活动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它能使有用的信息流入，扩大集体行动的范围，并通过加强与其他积极国家的团结以增强自身力量。 伊恩·霍尔（Ian Hall）、拉贾·莫汉（Raja Mohan）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指出，随着印度开始接受自由国际秩序，印度参与全球事务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其角色定位已经从“规范制定者”转变成为了“规范接受者”。迪帕·奥拉帕利（Deepa Ollapaly）则认为，印度的外交话语是由规范驱动的，在国际关系中曾体现两种角色定位——1947年至1991年，印度是一个强调独立自主的国家；1991年以后，印度是一个“桥梁国家”。 结论 美国的国家安全文化是以他者的威胁为基础的，其叙事往往带有“我们”与“他们”对立的色彩。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美国例外主义没有“历史的包袱”，以至于该国只关心如何维持本国当前和未来的地位，而不甚关注本国及其想要以价值观进行改造的其他国家的过去。美国对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与经济军事能力非常有信心，并以此为基础采取锐意进取的外交政策。但同时，美国的外交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盲目的现实主义”，因为它还带有超验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色彩。这也反映在一种独特的“他者化”形式之中，即以拯救遭受威胁的受害国为目标。 印度的国家安全文化关注的不是当下最紧迫的事宜，而是寻求在道德而非胁迫的基础上巩固本国的权力。这是因为印度的例外主义来源于对本国文化特殊性的认知。对道德现代化的追求，对传统价值体系智慧的信仰，以及吸取西方“错误”教训的意识，在印度对全球规范的理解和实践中根深蒂固。从宏观角度来讲，虽然例外主义思想导致印度总是低估威胁，且总是从大局出发而忽略本国内部能力的建设，但这不妨碍印度对例外主义的坚持。 词汇积累 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胜利主义、必胜心态 triumphalism 天意 divine providence 审校 | 胡瑞琨 杨紫茵 排版 | 王佳怡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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