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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高峰。“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①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求实集》，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呐喊》《彷徨》概述 《呐喊》收录1918—1922 年所写的14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初版时收入15篇，1930年1月第13次印刷时抽出《不周山》一篇)。 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指他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②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卷，第419页。 后来，鲁迅把这时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他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③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 《呐喊》中的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的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的特色。这些作品尖锐地揭露了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传统的弊害，通过对人民命运特别是农民命运的描写，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和现实运动应当关注的问题，深刻地刻画了一群“老中国的儿女”①茅盾：《鲁迅论》，《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11月)。——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彷徨》收1924— 1925年写的11篇（《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兄弟》《离婚》）小说。 鲁迅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他一面独立地同反动势力进行着坚韧的斗争，一面又由于还没有与当时正在走向高潮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暂时还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成了游勇，布不成阵”，因而精神上有“寂寞”、“彷徨”之感。鲁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由来。 《彷徨》在反封建的内容上与《呐喊》相承续，艺术上则更加成熟。作者的爱憎更深地埋藏在对现实的客观冷静的描写之中。这些作品在对旧制度旧传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揭露的同时，比较集中地描写了在历史变动中挣扎浮沉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软弱、动摇和孤独、颓唐的思想性格弱点。 二、《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 纵观《呐喊》和《彷徨》，它们无论在其思想性还是在其艺术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一）《狂人日记》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开端。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从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思想上，《狂人日记》可以被认为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一篇总序，它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封建的总体倾向。 1.《狂人日记》思想内涵 《狂人日记》通过对一个迫害妄想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揭露了从家族到社会的“吃人”现象，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现代人最初的觉醒意识。 《狂人日记》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揭露与批判是多层次展开的。作品首先揭示了狂人周围的环境，一个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接着，作品通过狂人的联想，把狂人所处的环境扩展到广大的社会。狂人从“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记述联想开去，引出了一个怵目惊心的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有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个发现又把历史和现实中具体的肉体上的吃人，上升到仁义道德等纲常名教“吃人”的更深的层次。 在此基础上，作品还通过狂人的自省，把封建纲常名教“吃人”的含义引向深广。“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也被纲常名教毒害而成了吃人者。尤其是狂人所说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显然不仅是狂人自身，而且也代指处于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之下的中国人。这无疑是说，封建纲常名教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作品由此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最深层次的揭露和批判。 《狂人日记》在揭露礼教“吃人”的同时，还表现了强烈的反思和叛逆的精神。狂人面对因循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思想，大胆地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这集中体现了大胆怀疑和否定一切的五四时代精神。狂人还向食人者发出了警告：“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渴望不再“吃人”的更高级的“真人”出现，这表现了一种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朦胧理想。最后，狂人期望未来，瞩目下一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更是一种向封建主义抗争的号召，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一条变革社会的途径。 2.《狂人日记》狂人形象 《狂人日记》成功地塑造出了丰富复杂、蕴藉深厚的狂人艺术形象。狂人艺术形象所具有的丰富的现实性意义，不仅在于这确实是一个写得真实传神的迫害妄想症患者，他之所以成为狂人，就是因为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吃人”本质的暴露，而且在于作品集中描写了狂人在精神刺激造成的“强迫观念”的支配下，所发出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警告，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喊，这呼喊以狂人病态思维为特征，表达了时代的反思与叛逆之声。 在传统势力支配下的社会里，那些首先说出了历史真理的先驱者，常常被视为反常，乃至被诬为狂人和疯子。狂人艺术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在于，狂人的言行中包涵着的真理和正义，有激发人们联想的暗示性。狂人对他所处的环境的认识，给人们一种神奇的暗示，引导着读者看到老中国几千年来宗法制度和礼教“吃人”的真相。 3.《狂人日记》艺术成就 在艺术表现上，《狂人日记》冲破了传统手法，大胆采用了全新的现代创作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看法。 二三十年代较多的评论者认为该小说是现实主义中，建国后一般沿用这一看法，但也有人主张“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手法是它的基调”； 新时期以后，则有一些学者认为《狂人日记》是象征主义的作品中，甚至有人指认《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 此后有学者提出的《狂人日记》是采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观点，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作品把反对肉体上“吃人”提升到揭露礼教“吃人”，是通过象征主义来实现的。作者巧妙地在狂人的疯话里，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一语双关地寄寓了战斗的深意；作品巧妙地在狂人的环境氛围、人物关系中融入了极精彩的象征性描画，从而使之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使人对深刻丰富的象外之意产生联想。 《狂人日记》中并用着两种创作方法：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作品的思想性主要是通过象征主义方法来体现的。 （二）《阿Q正传》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又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上的中国现代小说。这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当小说以笔名“巴人”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时候，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此后七十多年，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正传》也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国内外研究、评论文章众多。 1.阿Q的形象 自《阿Q正传》发表之日起，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读解它，其结论也不尽相同，这正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 对阿Q形象的基本特征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长期的论争。有人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有人认为阿Q“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有人认为，阿Q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是某些具有种种消极性格的人的“共名”；还有的人认为，阿Q是一个革命农民的典型，是一个一步步走向革命觉醒的农民形象。目前学术界趋向于认为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阿Q首先是一个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 作品对阿Q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描写。鲁迅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但同时，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思想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不敢正视现实，常以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他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合未庄生活习惯的地方便鄙薄城里人；他身上有“看客”式的无聊和冷酷，如向人们夸耀自己看到过杀革命党，并口口声声“杀头好看”；他更有不少符合圣经贤传的思想；他有着守旧的心态，如对钱大少爷的剪辫子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他身上有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利，在受了强者凌辱后不敢反抗，却转而欺侮更弱小者。阿Q的这些小生产者的弱点和深刻的传统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阿Q的不觉悟，更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在对于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方面的不觉醒）。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阿Q最初“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又已波及未庄时，在他朴素的阶级直感中，还是产生了“要投降革命党”的愿望。但是，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十分幼稚、糊涂、错误。作品第七章写他在听说革命党进城的当天晚上，躺在土谷祠里朦胧中想象革命党到未庄的情形。这段想象表明，阿Q是带着传统观念来理解眼前的革命的。 阿Q神往革命，不是为了推翻豪绅阶级的统治，而只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阿Q抱着狭隘的原始复仇主义，认为革命后“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阿Q还幻想着自己革命后可以奴役曾与他一样生活在底层的小D、王胡们。 总之，阿Q这种革命观，是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狭隘保守意识合成的产物。 阿Q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精神胜利法。 他能用夸耀过去来解脱现实的苦恼，他能用虚无的未来宽解眼前的窘迫。他连老婆也没有，却还如此夸口：“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能用自轻自贱来掩盖自己所处的失败者的地位，并且立即从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中获取心理满足；他能用健忘来淡化所受的欺侮和屈辱，将屈辱抛到脑后。 总之，阿Q在生活中常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精神上却永远优胜，总能得意而满足，所凭借的就是这种可悲的精神胜利法。 2.《阿Q正传》的思想内涵 在《阿Q正传》中，作者把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即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处境、地位）和考察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阿Q的遭遇和阿Q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历史教训。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太爷、钱太爷们和阿Q开始出现不同的动向。小说一方面写了赵太爷、钱太爷们从害怕革命、投机革命到垄断革命和镇压阿Q，由此揭示出辛亥革命的悲剧：革命的对象不仅仍然执掌着政权，而且“骤然大阔”，发了“革命财”，而本应在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民众却依旧是任人宰割的奴隶。 另一方面还着重揭示和批判了阿Q式的革命，触目惊心地写出了阿Q至死不觉悟和他可悲的“大团圆”下场，由此暗示了辛亥革命更深层次的悲剧：革命没有真正唤醒民众，并未觉醒的民众糊里糊涂地参加革命，又糊里糊涂地被杀;而且可以想象，阿Q即使参加革命并掌握政权，他那样落后的革命意识又将导致革命成为什么性质！《阿Q正传》要告诉人们的是：阿Q式的革命和杀害阿Q式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一天“沉入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要使真革命获得胜利，首先需要有真的革命者和觉醒了的人民！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正传》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他在谈到创作该作品的动机时明确说过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 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它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以为鲁迅在骂他。 鲁迅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的痼疾进行概括，是要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要吁请改革者们来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阿Q正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作品所揭示的阿Q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病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它将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从中窥测到这种精神的病容而时时警戒。《阿Q正传》所写的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但它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却不会随时代变迁而丧失。 中国是一个被封建政权、封建思想和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封建意识不可能一下子从人们脑中完全清除，用鲁迅的话说，是积习太深，以至于产生了巨大的惰性。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尚不十分彻底。因此，当年存在于阿Q身上的落后意识和精神病态也不可能从今天或明天的人们身上消除得无影无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前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许多人身上，阿Q精神虽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却依然还可能时时见到其影子。 近年来，《阿Q正传》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掘，深入的探讨还会继续下去。 3.《阿Q正传》的艺术风格 《阿Q正传》的风格特征之一是外冷内热。作者将思想启蒙者的高度热情，在小说中转化为对阿Q的痛苦生活、愚昧无知和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转化为对辛亥革命中途夭折的无比痛惜；转化为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憎恶、鄙视。他把一颗火热的心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以犀利的解剖刀冷峻地解剖着一切。这种冷，是“不见火焰的白热”，是“热到发冷的热情”。 特征之二是以讽抒情。鲁迅善用讽刺手法，在《阿Q正传》中，他以讽刺手法批判了阿Q的落后、麻木和精神胜利法，鞭挞了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凶残、卑劣，谴责了知县大老爷、把总、“民政帮办”的反动实质。这种讽刺，贵在旨微而语婉，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时在讽刺背后处处隐含着作者改革社会重铸国魂的革命热情。 特征之三是形喜实悲。作品展示了一出出喜剧：阿Q种种可笑的行径，未庄人的种种可笑可鄙等等。但在这种喜剧性场面后面却都隐藏着深刻的悲剧，我们在被那些喜剧场面引得发笑的同时，又总是有一股无情的力量，把我们的笑变成一种含泪的笑：我们在笑阿Q精神胜利法时，又不能不为中国国民的变态心理而感到悲痛；我们在阿Q可笑地厉行“男女大防”和“排斥异端”的行径中看到的是封建思想对人民思想的扭曲；在阿Q滑稽的求爱场面里感到作者对三十多岁孤苦伶仃的阿Q的同情，看到了阿Q极度困窘的物质生活悲剧和极度空虚贫乏的精神生活悲剧；我们更在阿Q可笑的革命中，看到了中国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剧.....作品这种形喜实悲的悲喜剧色彩，正是其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反封建思路，在《呐喊》、《彷徨》其他篇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侧面在延伸着、扩展着。《孔乙己》《白光》通过孔乙己和陈士诚的悲剧命运，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吃人”；《明天》《祝福》通过对中国农村妇女命运的揭示，深入而具体地写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药》《阿Q正传》等作品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封建思想意识和封建愚民政策的“吃人”；《示众》等作品写出了看客的“吃人”；即如《高老夫子》《肥皂》等作品，又何尝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陈腐虚伪同样在“吃人”。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吃人”的总主题，几乎贯穿在他的《呐喊》《彷徨》的每篇小说中。 （三）农民题材 在《呐喊》《彷徨》中，农民题材的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深切同情的，他看到农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当然也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在创作中，鲁迅一方面把中国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心理和意识结构等）中加以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革命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鲁迅着力塑造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在这方面，《阿Q正传》堪称代表，其他如《药》、《风波》、《故乡》等也是如此。 《药》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的故事，真实地显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由于这场革命没有真正唤起民众，因而缺少群众基础，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华老栓们的无知、迷信，既是落后、愚昧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 《风波》的背景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期江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小说通过发生在乡场上的一场因“皇帝又要坐龙庭”而引起的复辟与剪辫风波，揭露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停滞、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愚昧与精神麻木。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夜，华老栓父子对夏瑜的鲜血的亵渎，是出于愚昧而对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冷漠无知，也是革命本身脱离群众这一一致命弱点的暴露，那么，许多年之后，七斤一家在赵七爷的“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威慑下所流露的惶恐、昏乱与茫然，则是从更深刻的历史层次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实际结果：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基础并没被摧毁，由这个旧基础培育出来并维护这个旧基础的封建意识形态和落后愚昧的精神并没有被消灭。 《故乡》中，辛亥革命后的农村，愈益萧条，淳朴的农民们仍然生活在困苦之中。作品最震动人心的还不仅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一声“老爷”中所显示的精神的麻木，以及在无出路之中把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烛台的迷信和愚昧。 鲁迅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农村现状和农民的生活图景，在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联系中探索农民问题；这里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思想认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影响。 在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的一组反映农村妇女命运的作品，如《明天》、《祝福》、《离婚》等。 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在感受着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的精神苦痛，把批判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思想的同时，更集中地对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清醒的批判。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重要的是她周围一般人对于受苦人的冷漠以及她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得不承受的精神上的孤独和空虚。 《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批判了造成其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编织成的严密的网；另一方面，作品也把谴责的笔指向了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他们和祥林嫂同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又正是他们维护着“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贵备、折磨着祥林嫂，不仅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促成了她的悲剧。 《离婚》写出了爱姑外表的刚强泼辣，敢于反抗，但同时却也从泼辣刚强的外壳下挖掘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在小说结尾，爱姑终于屈服。 鲁迅正是通过对农民，包括广大农村妇女灵魂深处的病态与弱点的开掘，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四）知识分子题材 鲁迅《呐喊》、《彷徨》中还有大量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鲁迅所写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有各种类型： 其中有以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孔乙已》和《白光》； 有以封建卫道士为讽刺对象的《高老夫子》和《肥皂》， 着力描写的，还是那些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寻找道路，彷徨、苦闷与求索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具有一定现代意识，首先觉醒，然而又从前进道路上败退下来，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人物，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对于这一类知识分子，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方面也着重揭示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在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敢于议论改革，到城隍庙去拔神像的胡子。可是十多年后却形容大改，锐气尽消，变得迁缓而颓唐，他“敷敷行衍，模模糊糊”地靠教“子曰诗云”混日子，心安理得地干着为早夭的小弟迁葬和给一个船家女儿送剪绒花等无聊的事情。残酷的现实生活已将他的灵魂挤扁了，他无力继续为自己过去的理想而奋斗，只能凄苦地自嘲像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销磨着生命”。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一位“独战多数”的英雄，是一个使人害怕的“新党”，即使在五四高潮之后，也还敢于发表一些“无所顾忌的议论”，他在世人的侮辱、诽谤中顽强地活着。然而他只是孤独地挣扎着，终而失去了理想，最后采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向社会进行着盲目的报复，甚至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起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社会过于黑暗，在封建势力汪洋大海的包围下(思想、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结成的“神圣同盟”)，在广大的社会群众实现广泛的思想启蒙和广泛的社会解放之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要单独地实现他们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但作品对其主观原因的揭示同样是深刻的：这对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由于他们把争取恋爱自由看做是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缺乏更高远的社会理想来支撑他们的新生活，因而他们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结果，子君只好又回到顽固的父亲身边，最后凄惨地死去，而消生则怀着矛盾、悔恨的心情，去寻找“新的生活”。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与道路的主题，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三、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 鲁迅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与他所接受的中外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分不开的。 鲁迅小说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中国古典笔记与小说，后来更是全面地接触和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他辑录了《古小说钩沉》，著述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鲁迅曾高度评价《世说新语》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成就，认为作品使“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鲁迅对唐传奇的“文采与意想”“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等特点极为赞赏，称之为“唐代特绝之作”；鲁迅对《儒林外史》的“指谪时弊”、“抨击习俗”、“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不饰一一辞而“情伪毕露”等优长也给以较高赞誉；鲁迅更从《红楼梦》中看到了它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示范作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鲁迅的小说创作与上述中国古典小说有着明显的艺术渊源的关系。我们从鲁迅小说敢于如实描写、敢于抨击时弊和洞察深渊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中，从处处体现出的平民意识和对下层人民及妇女儿童的人道主义关怀中，从描写的凝炼、白描手法的运用、结构形式上的兼有首尾与波澜、对人物形象的传神勾勒、富于抒情性和长于讽刺性等方面，都可以体察到它们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承传和择取，是形成鲁迅小说民族性特点的重要原因。 在重视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承传和择取的同时，鲁迅以更大的热情，积极从事“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的工作。 他认为，“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呐喊》、《彷徨》之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山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鲁迅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从现实出发，从外来文化与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优秀的艺术营养。 鲁迅小说创作所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有俄罗斯文学、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与日本文学。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对小人物、灰色人物的病态心理的现实主义刻画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给鲁迅以深刻启悟。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思想风格、俄罗斯作家安德列夫的“阴冷”、阿尔志跋绥夫的心理刻画、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幽默讽刺的“轻妙笔致”，被鲁迅融化进小说创作中。鲁迅欣赏陀思妥也夫斯基对病态心理的挖掘，“显示着灵魂的深”，是“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鲁迅还接受过有岛武郎的“爱幼者”进化观念与爱罗先珂式的博爱思想。他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建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上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课程的教科书。 鲁迅以“拿来主义”态度融合了这些外来文学的艺术优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 鲁迅的《呐喊》、《彷徨》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成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凭他为数不多的小说，牢牢地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崇高的历史地位。鲁迅一反视小说为茶后饭余消遣娱乐的“闲书”的传统认识，更新了小说观念，确立了“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的创作目的。鲁迅的小说与五四文学革命取同一步调，彻底地面向现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在小说的取材上，努力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孔乙己》《明天》《阿Q正传》《祝福》《离婚》等作品显示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狂人日记》《长明灯》则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之作；《肥皂》《兄弟》《白光》等对人物潜意识的描摹，表明在某些局部带有心理剖析的色彩；在鲁迅的小说中，还“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并非来自两个不同的对立着的人物，竟是包含在作品的基调或总体倾向之中”，这使鲁迅的许多小说“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乃至“成为复调小说”。 《呐喊》《彷徨》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多方面的创造。 在艺术风格上，《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显示出了多样化的特点：鲁迅作品在整体上注重白描，但也有出色的抒情小说（如《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和杰出的讽刺小说（如《高老夫子》《肥皂》等），以及荡漾着乡情和乡风的乡土小说（如《故乡》、《风波》、《社戏》等）。 在格式上，鲁迅更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狂人日记》所采用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独语自白(日记体)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上显然是一个首创；《孔乙己》通过截取人物生平片断来概括人的一生；《药》从事件中途起笔；《离婚》则主要写了船上和尉老爷家这两个场面。这些写法，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单线叙述的格式。 在表现手法上，《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也堪称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在情节的提炼和设置方面，鲁迅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并不追求情节的离奇与曲折，而是注意情节的深刻蕴涵。他严格依据表达的主题和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来设置和提炼情节，使之具有严谨、凝炼、蕴藉深厚的特点。 在塑造人物方面，鲁迅注重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办法，对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充分的艺术集中和概括，使人物形象具有较为广泛的典型性。例如，阿Q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所谓箭垛，好些人的事情都有堆积在他身上”，正因为如此，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使阿Q形象能在读者心目中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 鲁迅强调写出人物的灵魂，要“显示灵魂的深”，因此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是以“画眼睛”的方式，通过眼睛这一心灵的窗户来“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例如《祝福》中前后几次对祥林嫂眼神的描画，非常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为了写出人物的灵魂，鲁迅有时还采用直接揭示人物心灵秘密的手法，例如《阿Q正传》第七章，写了阿Q的“革命狂想曲”，借人物的幻想，直接揭示了阿Q的病态心理和褊狭的革命目的。鲁迅在写人物时，还注重以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即使“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鲁迅小说在塑造人物时，还特别注重将人物摆在一定的环境中来加以表现，这种环境大到时代背景，小到人物具体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氛围，从而使作品对人物性格的揭示和对人物性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揭示都得到了强化。 鲁迅正是以其短篇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显示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成熟。鲁迅的小说在艺术上一方面大胆借鉴了西洋小说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又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长处，从而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鲁迅的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以至整个新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上.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 第63-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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