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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余未人完成了《滴血青春》、《回望皈依》、《穿越文明》和《走近鼓楼》等作品的写作。在这里，我所用的“写作”一词，不仅指习惯称谓的“文学创作”，还指非文学类的写作。这是因为上述文体中，前三种是小说，而《走近鼓楼》则是一部纯粹的文化研究著作。不言而喻，余未人的写作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已从文学创作领域跨向文化研究领域。对此，作者解释道，“八十年代以来，从傩戏开始，我注意到贵州独特的民间文化，因为我主要是从事虚构文学作品创作的，便只是在小说中有所反映。1993年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接触了一大批老中青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文化研究的朋友和师长，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执著让我感动，他们的研究内容也使我对这个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我也就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投身到这个行当中来了。”这个转变是从虚构向“纪实”的转变。但不管是哪一种写作方式，我认为都是作者对人的生存真实的逼近，殊途而同归，前者是以虚拟的形式抵达内在真实，后者则是直接从外在的真实抵达内在的真相。有位作家说，“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哪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文学追求真实，民族文化研究亦不例外。如果说《滴血青春》彰显的是人在荒诞的历史境遇中的命运，那么后三个文本考察的则是人在“文化”中的处境。在这个变化之中不变的是，作者人文主义的情怀，以及对人的生存——具体地说，是对“边缘群体”生存的关注与思考。这种精神向度构成了余未人九十年代写作的基本立场。我在此之所以将上述作品并列评述，正是鉴于作品这样的内在关联。我所说的“边缘群体”，指的是这几部作品描述的人物对象大都是处于自然地理和主流社会的边缘。《滴血青春》叙述的是贵州的大山中“大三线”人对理想的执著以及理想遭到嘲弄而破灭；《回望皈依》和《穿越文明》描述的是发生在乌蒙山苗彝地区的文化冲突与交融；而《走近鼓楼》则是考察、记录和评价黔桂湘交界的侗族南部社区文化。 这些作品所观照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二十多年前、一百年前，或者更久远的时间。或许是旁观者的视角造就了作品“客观”、“理性”的作风和极强的“真实感”。在小说叙事中，作者竭力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隐匿。尽管写的是激烈的事件，作者很少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抒情，很少使用形容词。但这并不等于说创作主体的精神缺席——所谓“情感零度”的写作，当然亦不属于“宏大叙事”，作者所坚持的应该说是风格冷峻的那一种现实主义。作品冷静的语气与作者智性的思考相得益彰，并且与作者深挚内敛的感情及所写的激烈的内容形成反差从而使文本获得张力；而对于写作《走近鼓楼》，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理性”无疑是必须的，实际上作者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即是，主动选取口述史的方式，针对性地记录各个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不同的评述，让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诸多评述中自动“呈现”。 在当下商业语境中阅读《滴血青春》，让人有一种隔世的感觉，尽管作品写的是二十几年前的事。可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时代，无疑与当前物欲的、自利的社会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大三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语词，一个已经进入历史辞典的语词。它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指的是为预防所谓的的爆发、为防备想象中的敌人的轰炸而在西部地区建立的羊拉屎似的、村落化的军工厂。在贵州，这样的军工厂都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滴血青春》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军工厂从兴建、研制飞机到大规模拆迁的过程。作品中，辛源、刘小婕、华进等一大批经过政审合格的大学生离开大都市来到“大三线”。他们的选择是自愿的，对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来说，个体的幸福、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集体主义的行为中，具体地说，体现在对国家意志的响应。他们竭力调整、压抑、甚至消灭自己的个性，以求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使得国家意志最终成为个人意志。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奉献、牺牲、“公而忘私”，显然与当下的索取、自利、“私而忘公”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出一些人好走极端的性情）。当然前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成长于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中的辛源一代可以说是以保尔·柯察金为人生样板的。他们开始从事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J—7飞机的研制时，尽管困难重重，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其动力在于他们感到自身的社会价值正在逐步实现。然而，中央某位首长一句戏言颠覆了他们的理想——要他们转产即使试制成功也是废品的J—6飞机，他们竭力反对这个荒唐的指令。他们陷入了荒诞的境地而又无从反抗。其中，黄一洪采取了游戏社会的方式在可能的现实条件下撷取个人的欢乐；华进为了逃避荒唐的审判而逃到了异域，最终逃出了荒诞之境；而辛源的痛苦在于其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不肯放弃他的理想。以至当工厂大举迁移时，他成了最后的留守者。同时，他的不幸还在于阴差阳错使得他与一直深爱着的刘小婕最终形同路人。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一场轻率的“实验”使得一大批年轻人的青春、才能付诸流水，理想遭到愚弄，辛苦被证明为徒劳。作品的结局，昔日单纯的敏兰回到北京后已变得十分的“务实”，放弃了与辛源的婚姻。华进“衣锦还乡”；为迁厂进行的暗箱操作，黄一洪、部长等的“以职谋私”，这些细节透露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人心开始变迁的信息——一些人仿佛“大梦初醒”，开始变得犹疑、冷漠，注重实利。 在这篇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工厂职工和村民在傩堂的冲突。作者借故事人物的目光对傩戏的进行详细的描写，包括傩堂的陈设、供奉的神灵、村民的虔诚以及跳傩的过程。这个细节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它让我感到作者对傩戏的兴趣和熟悉。如果说，作者在《滴血青春》中对“民俗”、“文化”只是一笔带过的话，那么，在后来的两篇中篇小说《回望皈依》和《穿越文明》中，则是大书特书，当成了作品的主题。并且，作者这个兴趣不断持续增长，直到专门从事起民族文化的研究。《滴血青春》中“傩堂冲突”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的冲突，而在上述两个中篇里则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汇。 南非女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说过这样的话，文化的冲突与融和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的确，20世纪是西方进行世界性的殖民扩张，不仅是军事、经济及政治的扩张，同时亦是文化的扩张。这样的扩张无疑激起了被入侵者自觉与不自觉的对抗。对抗的结果则是有效的拒绝，或者对异质文化不同程度的接纳，致使异质文化由相互排斥走向不同程度的融和，事实上出现更多的是后一种情形。在上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余未人连续创作了两篇小说《回望皈依》和《穿越文明》，所表达的，我认为正是这样的主题，尽管这个主题并不能涵盖作品全部的内蕴。二者题材、人物、语言风格基本相同，可视作“姊妹篇”。 彝族和苗族聚居的定西乌蒙山区，僻远而贫瘠，是“难以涉足的化外之地”。而一个来自发达的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大为竟然飘洋过海、翻山越岭来到这儿传布宗教，建立了教堂和教会组织，使基督教在这崇山峻岭之中盛极一时。这在文明史上无疑是一桩奇迹。且不说传教士要习惯这里的自然条件并要忍耐这里恶劣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这里地方闭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文化封闭性极强，与外界文化差异极大，即使与同属一个国度的作为主流的中原文化（汉文化）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别，更不要说来自遥远异域的基督文化。因此一旦当基督教进入该地域，自然要受到当地文化本能式的拒斥，传教过程中自然要经受各式各样的阻碍与曲折。两篇小说主要叙述的就是英国传教士大为在定西传教的经历，他的传教经历其实就是异质文化相互撞击的过程。大为与定西土著以及县官吴起他们的矛盾并不是个人间的恩怨仇恨，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以及对话语权力的争夺。大为的传教让我们看到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对立、侵略、改造以及一定程度的交融。 余未人创作主题由社会历史问题向文化主题急剧倾斜，是其对民间文化日趋强烈的偏爱使然。她的偏爱似乎变成不可抑制的激情，以至不能忍耐以虚构的形式来表现，干脆撇开“转弯抹角”的艺术表现方式，“直奔主题”——直接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来表现其对民间文化的热衷。尽管她对她所从事的研究客体充满激情，但她拒绝了“情绪化”——其实，作为作家，她相当理性，十分注重对主体情感的控制。她不同于其他许多女性作家好用“情绪化叙事”，但她把女性细腻的感受和女性作家少有的智性结合到一块。从事研究，她的理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她选择了最具客观性的方式，即是，以通过与人们交谈来了解人们内心世界的“主位研究法”，并辅以通过亲身考察来了解的文化行为的“客位研究法”；并且，她选择了口述史的写作方式。她此选择的理由在于，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没有原始的文字资料可供查阅；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在印刷品充斥的世界，谎言常常以强势力量钳制舆论的时候，老百姓直抒胸臆的口述，恰恰成了最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人们在随意的交谈中，较少顾虑，更能直接地表达时，并不都是真实的表达，其中包含虚伪的成分，有时我们清楚自己在撤谎，有时是并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许多“他者的意识”在影响着我们的意识而我们却浑然不觉。这个“他者的意识”常常是那些主流的社会意识。因此，在对同一事物发言时，常出现“千人一辞”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在表达时，有时不是自我的表达，而是“他者”借“我口”的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在会议上、报纸上、电视上，我们经常听见或看见这样的表达。书面的表达，经过了充分准备，也即是种种考虑，犹如经过层层的“审查”，可能会过滤或扭曲意识中原初的一些真实性。而“印刷品经过了许多人的加工、查证、编审”，篡改的程度可能更大——当然，有时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作者说，“我走进这片神秘的侗族南部地区时，……我不是旅游者，不是采风的文艺人，也不是常住在一个点上的人类学家。我只是和他神聊，在森林与溪水间的田野里，在鼓楼磨得铮亮的长凳上，在雍容华贵的风雨桥畔，在侗族干栏式木屋的火塘边……”。以交谈的方式进行采访，而且访谈的对象置身于他或她生活的环境，这样作者便可能获取更多真实的信息。访谈内容为访谈对象自己的文化和生活，容易使他们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他们几乎都是侗族，大都是乡村百姓，交谈中自然会“泄露”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立场。 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象征。侗族的仪式、集体性的活动大都在鼓楼举行，因此鼓楼包含丰富的侗族文化信息。《走近鼓楼》的主题便是围绕鼓楼展开的。该作以社区为单元，写了贵州从江县往洞、高坡、信地、增冲、贯洞等历史上的“九洞”和“六洞”社区；高增与小黄等历史上的“二千九”社区；黎平县的高近、肇兴、纪塘；榕江县的三宝侗寨以及湖南通道县马田村、广西三江县程阳八寨等。作者看到了这些社区的共性，比如语言相通、风俗习惯大体相近等，但也看到了地域差异导致这些社区的的差别。作者不仅对这此社区进行横向的比较，同时也写出各个社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变迁。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并不着力于侗族文化外部征象的描摹，而是着力于敞示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具体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命运和阅历，他们的思维和情感。由于地方偏远，加之社会历史缘故，侗人聚居区与外界相对隔离，侗人世代在那里生息，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独特的对世界与人世的感应方式；有其独特的“智慧系统”——包括谋生的智慧，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智慧。作者不时流露出对这种民间智慧的激赏。鼓楼是解读侗族文化的关键符号，也是了解侗族历史的重要窗口，换言之，拥有漫长历史的鼓楼即是侗族文化的缩影，也是侗族历史文化变迁的“见证者”。作为侗人集体活动中心，我们看到在这儿进行的民族风习，同时也看到在鼓楼这个“历史舞台”上演的各类“戏剧”，以及社会变化带来的侗族文化传统的式微及和外来文化的相融。写作这部书，作者足迹遍及黔湘桂侗族南部社区许多的乡村，走访了许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的侗族人。选择口述史的写作方式，从某个角度说，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侗族文字的阙如。《走近鼓楼》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难得的关于侗族文化的文字著述。随着社会越益一体化，民间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失，对其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刻不容缓，尤其是文献缺乏的民间文化。余未人写作《走近鼓楼》，无疑是作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意义相信将会更加明显。 注：余未人，贵州著名作家，学者。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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