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远去的土屋

     背井离乡的游子，日夜思念自己的故乡。困守家园的老人，日夜怀念自己的童年。

     我好想那间住过有钱人的土屋！

     1949年土地改改，我家分得4间有钱人的房子，那房子是土屋。坐北朝南，在湾子东边。那家有钱人弟兄四个，全部住在一流城市，念过大学。据父辈们讲，他家靠经商走上富裕道路的。老少进了城市，家乡的私有土地，请一个人收地租。1972年北京来人调查他们家老四（原中央广播电台干部）的历史，父亲是大队书记，要我执笔写一份证明材料。我是这样写的——

     “ 兹有XXX家有十间土屋，60亩土地。家庭是经商富裕的，没有压迫人，1938年后请人收地租。他青年时期与家庭决裂，投靠革命，没有干过任何坏事。家庭土改划为地主成份，特此证明。

                                   龙店公社三大队党支部

                                               1972年10月11日。”

      我1956年出生于这间土屋，住了整整16年。对于这家地主还是感恩的！没有这间土屋，也许我出生在茅草棚里。

      穷人翻身走大集体，每年还是有饭吃的，劳动是高兴的。我7岁背着书包上学，没有人欺负我。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歧视我，干部子弟受到重视，进步也快，不像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心里有压抑感。1972年推荐读高中，我是共青团员。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买书，没有条件买洋布衣服，没有条件吃喝玩乐。父亲劳动一天，挣10工分，折合4毛钱。母亲放一头牛，做做家务，每年挣1000工分，折合40元钱，父母靠劳动养活了我们弟兄三人，三人可以读书，读书每年要不到10元钱。生活资料由集体按人头和劳动工分分配，虽然不能达到温饱，但饿不死人。

       土屋没有电灯，不担心眼睛近视。家里没有电视机，父母不担心我迷恋玩游戏。湾子旁边有条小河，父亲允许我8岁下水学会游泳，不担心我被水溺死。传染病常有，霍乱、麻风病、脑膜炎、小孩麻痹症没有伤害到我们三弟兄。

       读初中遇上大脑炎病毒蔓延，老师每天给我们滴鼻药水预防，增强抗病毒能力。

       土屋四间，大伯家两间，住7口人。我家两间，住5口人。我住了多年狭窄的房子，明白了穷困是人多劳力少的道理。

       我不喜欢土屋，那是去武汉二舅伯家住了红砖房子。我不喜欢煤油灯照明，也是看见武汉人早就用上了电灯。城市比农村先进，城里人高农村人一头。城里知青下放农村，他们的父母是流过泪水的，觉得农村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生活苦。

        到了成家年纪，家乡的土屋慢慢拆除，农民出门打工挣钱，有钱买红砖，买门窗，买木条盖新房了。我家是1972年冬改做土屋的，1983年元旦离开土屋的！

        土屋是一个湾子落后的记忆，土屋是千百年中国发展缓慢的记忆。它遇上改革开放的春风，被农民抛弃了，换上了红砖瓦房。

        远去的土屋，是我们农民孩子永久的一幅水墨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