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历史语境可以发现，苏轼“宋代第一书法家”这一身份是在北宋末期到元灭南宋之际约200年间逐渐形成的。苏轼在世时，对自己的书法家身份前后的态度并不一致。他是北宋元丰、元祐年间最著名的诗文作家，但书法家尤其是当朝第一书法家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公认。北宋末年他仅被友人黄庭坚当作宋代书法第一人，到南宋才有人把北宋末期书法名家合称为“苏、黄、米、薛”或者“苏、黄、米、蔡”，到元代才出现“四家”“四大家”的说法，到明代正式有了苏、黄、米、蔡“宋四家”之称。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岁之前的成长期（1037—1056）、21岁至42岁的成名期（1057—1078）、43岁至48岁的黄州贬谪期（1079—1084）、49岁至57岁的元祐尊显期（1085—1093）、58岁至66岁的岭南贬谪期（1094—1101）。苏轼对自己不同时期书法水平的评价和定位是有明显差异的。
宋 苏轼 《归院帖》 故宫博物院藏 成长期✦ 少年时的苏轼在眉山刻苦学习、备考，通过写赋显露才华，得到祖父和父亲的赞扬，但是并没有诗名、书名。苏轼的书法是通过抄写经史典籍练出来的，如《汉书》他至少抄过三遍，有意用不同的书体来锻炼自己的基本功。他握笔的习惯也与常见的悬腕不同，而是捉住笔杆下端比较靠近笔根的地方，肘靠在桌案上倾斜着手臂写字。
宋 苏轼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局部） 吉林省博物院藏 成名期✦ 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文章得到欧阳修的赞誉，震动汴京。此时让他得到激赏的是文章（散文）而不是诗赋，更不是书法。嘉祐四年（1059），苏轼结束为母亲守孝，在与家人一同乘船前往汴京的路上才开始集中、大量地写诗。 他第一次重视书法是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在凤翔府担任判官时。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以观赏长安、凤翔的唐代碑刻和私人收藏的历代作品，增长了见识，也留意收集拓片并寄给弟弟苏辙。这一时期，苏轼注重练习书法，兼取多种书体。苏辙在《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中写到“吾兄自善书”，这可能是第一篇夸赞苏轼善书的文字。但在当时，人们似乎并不认为他以书法著称，苏轼在写给弟弟的诗中也直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吾虽不善书”不是单纯客气，这时候的他的确不是靠书法出名，而是以文章震动士林。他虽然留心书法，但无意以此博取名声。之所以如此，与书法在他心中的重要性排序有关。和欧阳修一样，他认为“笔墨之迹”（书法和绘画）是比“博弈”（赌博）好一些的“自乐”活动。对苏轼来说，他更重视文章、诗赋的写作，并不刻意追求能书之名。他爱写楷书、行书，很少刻意探索其他书体，也没有刻意模仿某一风格或者某一人，而是随兴而写，即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宋 苏轼 《春中帖》 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兴趣广泛，爱好议论。但他对书法、绘画、文章的许多点评是相对感性的，或者说是由一时一地由感而作的评论，并没有前后一致的逻辑体系。比如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把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并称为各个领域的“古今一人”，但又在《王维吴道子画》中推崇王维，觉得“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认为王维超越了吴道子。 熙宁元年（1068），苏轼参与朝中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被视为旧党年轻一辈的标杆人物。这让他成为士人中的名人，但也因此得罪了王安石，被外派地方。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在担任杭州通判时，他的诗扬名天下，诗集被书坊刊刻传播，成为众人心目中当世诗文第一人、敢于发言议论新政的苏才子。37岁的苏轼成为当时在世的最有名的士人、文章作家、诗人以及舆论领袖。从这以后，许多人热衷保存、抄写苏轼的诗文，连带着对苏轼的书法也有了一些影响。这一时期，苏轼学习徐浩的书风，即黄庭坚所云“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观。“信乎自然，动有姿态”，既不刻意模拟古人亦步亦趋，又不刻意追求险怪。他尊重古人的法度，但又不认为必须要完全遵循这些法度，主张在领会古人“意”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黄州贬谪期✦ 因作诗讽刺新政，苏轼被宋神宗贬谪到黄州。虽然这时候他在朝中已没有了政治影响力，但依然是民间文士心目中的当世第一文人。
宋 黄庭坚 《跋苏轼黄州寒食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祐尊显期✦ 宋神宗去世后，苏轼被皇太后、司马光召回京城，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杭州知州等官职，成为元祐年间（1086—1094）最著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此时，他的诗文、书画被视为珍贵藏品，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善价”。黄庭坚曾当面称赞苏轼的行书可以与颜真卿、杨凝式并列。这时，苏轼已经被视为著名书法家，他自己也开始以书法家自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即把自己放入蔡襄、杨凝式、言法华这些书法家的序列中。 岭南贬谪期✦ 宋哲宗亲政之后贬谪旧党、启用新党，苏轼遭遇了最严重的打击，被贬到岭南、海南等地。宋哲宗逝世后，他才被赦免北上，却不幸因病在常州逝世。其间，苏轼在政治上完全没有了影响力，但他的诗文、书法依然得到一些文人的推崇。文人潘兴嗣（字延之）曾评价苏轼的书法：“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余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 这一评价被苏轼记录在《记潘延之评予书》中。苏轼看重书法工拙之外的“趣”，重视执笔之人的“风采”“为人”，认为书法是士人整体人格行迹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苏轼之所以引用潘氏的言论，并非仅是因为其赞同自己的书法风格类似颜真卿这一点，而是借他人之口暗示自己犹如颜真卿一样为人忠直却遭到贬黜，期待未来人们的公正评判。
宋 苏轼 《渡海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总体而言，苏轼的书法观念受欧阳修的影响颇深。欧阳修认为擅长书法的“能书”之人众多，“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唐代的颜真卿、五代的杨凝式乃至本朝的李建中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个能立德、立言、立身的贤人如果擅长书法，那么他的书名才会得到传扬，而那些仅仅“工书”而生平没有更重大事迹的人难以被人记颂传播，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人以书名”还是“书以人名”的问题。苏轼的书法观念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阳修的思想，他对书法在士人创作中的地位、书法与人的关系、“法”和“自成一家之体”等方面的观点与欧阳修非常类似，并且他也同欧阳修一样，推崇蔡襄为“本朝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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