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时期的书风及其影响:以杨凝式为例

摘要：晚唐五代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频迭，这一时期的士人群体作为一个依附政权而存在的非独立文化阶层，在出仕与隐逸的选择上表现出典型的矛盾性心理，对文艺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杨凝式作为晚唐五代时期书坛的代表人物，在守法与变法的道路上踯躅前行。通过对杨凝式书法进行深入解读，对窥探晚唐五代时期书风的形成原因以及宋代“尚意书风”的兴起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书法艺术；艺术作品；艺术风格；杨凝式；晚唐五代书风；尚意书风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Calligraphy Style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its Impact：Taking Yang Ningshi as an Example
　　BAO Wen-yun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Shangrao Teachers' College，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晚唐五代书风整体上虽卑弱不堪，乏善可陈，然自晚唐肇始的书学通变思想到五代时期已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如杨凝式等人开始反思唐末书坛弊端，一方面欲重温盛唐气象法度，另一方面又想打破唐法藩篱，重建书学审美架构。如何协调复古与破法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书法家必须面对的艰难课题，整个晚唐五代书法在纠结和矛盾中踟蹰前行。
　　一、晚唐五代时期书风成因
　　晚唐五代时期书法风格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与整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士人所处的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古代士大夫大多具有一个典型的心理特征――当最初的理想在现实中不断被剥离时，往往会将内心转向对虚无的、难以言喻的神灵祈求中寻求慰籍。晚唐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的速度远远超出士人心理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对禅宗中“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禅悟道成为一时之尚。另一方面，五代时期士人群体作为一个依附于不断变更的政权而存在的非独立文化阶层，在协调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时，始终无法摆脱悬置头顶的“庙堂”影子，他们在“忠于前朝”和“效力当朝”的选择上充满矛盾，在仕与隐、身与心的分离聚合中不断地进行心理上的调整，这种矛盾性心理也反映在当时书坛风气上。杨凝式作为五代时期一个典型的士人，历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他的一生际遇几乎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士人群体的一个缩影。杨凝式年轻时刚正不阿，《资治通鉴》卷二六六载：“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摄侍中杨涉（按，《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杨收，字藏之，同州冯翊人。……父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遗生四子：发、假、收、严，以四时为义。……严生涉，涉生凝式。”[1]）“为押传国宝使……凝式言于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2]杨凝式劝服未果，又惧事泄累于家族，遂佯狂而自秽。面对朝代更替，杨凝式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唯有装疯卖癫以求全身，自此之后，杨凝式虽入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而屡以心疾辞官，实为避俗遁世无奈之举。杨凝式虽生于唐末，然其祖上父辈在唐朝均具有较高地位，特别是父亲杨涉曾任唐昭宣朝宰相一职。杨凝式自小便受到了旨在维护封建皇权的“独善”、“兼济”二元政治思维熏陶，面对国家灭亡、前途尽丧、父亲变节、家族或将遭灭门之灾等一系列打击，他既无法选择“兼济”，又不能像魏晋士人那样以人格的高蹈和独立标榜于世间。杨凝式所处的朝代视文人为“衣冠浮薄之徒”，稍有不慎既招杀身灭门之祸，传统儒士那种守道卫权的思想与求生的本能诉求交织在其内心深处，籍佯狂而隐忍，“弗与世网，悠游卒岁”似乎成为最佳选择。对杨凝式而言，其“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3]，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慰藉，由此也带来了杨凝式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的分裂，杨凝式这一心理特性客观上也影响了其书法艺术的风格和审美取向。
　　二、晚唐五代时期书风表现
　　通观晚唐五代时期传世书法作品，基本上是延续了盛唐以来的发展线索，这一时期篆隶书不显，楷书及草书大行其道，涌现出一批书法名家。杨凝式之书则楷、草兼善。楷书和草书两种书体，一静一动，共同勾勒出晚唐五代书坛较为独特的书法艺术发展轮廓。
　　通过对这一时期传世作品的审美逆向推理，亦可管窥当时书家的创作心理。刘熙载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4]（P.715）以现存杨凝式的作品《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夏热贴》、《神仙起居法》来看，《韭花帖》温文尔雅，含蓄蕴藉，以稍具夸张的字距与行距以及部首间漫不经心的挪移而寓险于稳，从而烘托出一片虚静澄明的书卷之气，而《夏热帖》则完全呈现出与《韭花帖》截然相反的审美意境，前三行略带行书笔意，单字结体纵向拉伸，中轴线左右摇摆，用笔较缓。后几行以极富感染力的线条一气而下，汪洋恣肆，跌宕起伏。杨凝式这两种迥然相异的艺术风格正是在其彷徨苦楚的落寞人生与不甘于沉寂的内心呼唤相鼓荡下而产生的。
　　杨凝式一生以“佯狂”避凶趋吉，常出入各寺院，与禅僧过往密切，借谈“禅”来愉悦己性。《宋高僧传》卷二八《后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传》：“释智晖，姓高氏，咸秦人也。……颇精吟咏，得骚雅之体。翰墨工外，小笔尤嘉，粉壁兴翰，云山在掌。……时杨侍郎凝式致政佯狂，号杨风子者，而笃重晖，为作碑颂德。”[5]杨凝式与禅宗不惟谈禅论机，亦切磋文艺，兴起时操毫染壁，将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之气一寓于书。晚年杨凝式对禅宗更加笃信，周广顺三年癸丑，杨凝式八十一岁曾有诗云：“院似禅心静，花如觉醒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如果说早年的杨凝式意欲借助禅宗来排遣心中的忧懑和心理上的慰藉，那么晚年以后的杨凝式则将“禅”作为其精神的主要寄托。面对纷乱的世道，杨凝式早已不需刻意装疯而求生，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了随遇而安和虚心平意的处世态度，而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使其书法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他晚年的作品《神仙起居法》为例，此幅作品虽为草书，却摆脱了唐以来草书穿插跳挪的安排痕迹，取而代之的是在高度符号化的草书行列中点缀以扭曲变形的行书，笔断意连，恣肆跌宕，纵横驰骋，极富个人色彩，它不但消解了盛唐以来“法”的束缚，摆脱了晚唐翰苑院体的桎梏，而且也代表了晚唐五代时期行草书的艺术水平，同时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开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
　　五代时期因社会动荡，藩镇连年混战，文艺上早已不复盛唐气象。单就书法而言，杨凝式无疑是一位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人物。自宋初以至宋元�年间，王安石、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相继倡导“尚意书风”，构建“学书消日，不计工拙”、“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学审美架构，追求以无法运有法、“意足自足，放笔一戏”书学风尚，力求在书法中贯穿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及“书品即人品”的书学观念，而这一切均与杨凝式有着莫大的关系。“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泥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之也。唯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耳。”[6]至此，杨凝式佯狂自秽不仕的苦衷得到了世人的理解，其直言谏父的美行大为后人所推，后世人将杨凝式比肩颜鲁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其人品的高洁。“杨少师劝其父不以社稷与人，此与鲁公拒安禄山斥李希烈何异？故其书虽承唐末五季余习，犹有承平纯正气象。”[7]
　　北宋文人如黄庭坚、苏轼等人极力推崇杨凝式，旨在依托杨凝式上溯颜真卿再复追晋人王羲之，进而开创时代新风。众所周知，自五代至宋初，文体卑弱，文人欲袭唐人声律之体而力不从心，自欧阳修起，倡导古文运动，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起而和之，宋文逐渐熔古出今，迎来了继唐开元之后的又一次文学鼎盛时期，宋人文学借复古而革新，于书法亦然。黄庭坚曾云：“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杨凝式书法自颜真卿、怀素得笔而上接二王，字形字貌却与颜真卿、怀素、二王迥然相异，特别是其草书作品，乍看粗头乱服，任笔为体，了无法度可循，仔细品味，魏晋风韵自然生于字内行间。难怪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盛赞杨凝式云：“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4]（p.547）“貌离而神合”、既入山阴之室又能自出新意，这正是宋代尚意书法群体所孜孜追求的至高境界，杨凝式金针度人，从而引起了宋代书法家们一致追捧。
　　杨凝式以其超人的颖悟力在书艺萎靡不振的五代时期遗世独立，融汇真草，变通古法，推陈出新，遗貌取神，得意忘形，直探山阴堂奥。正是这种革新精神获得了宋朝书家的青睐，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借杨凝式竖起复古变法的大旗，从而开启有宋一代尚意书风。（责任编辑：贾明哲）
　　参考文献：
　　[1]刘�.旧唐书（第一七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9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562.
　　[3]葛承雍.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3.
　　[4]崔尔平.历代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274.
　　[6]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159.
　　[7]马宗霍.书林藻鉴第（八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