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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人类的战疫史。在过去的几千年中，瘟疫一直都和人类共存，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唐宋诗词、古典名著、传奇小说中，也留下了很多人类与瘟疫搏战的历史画面。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李远达博士在他的《<水浒传>的瘟疫记忆》一文中写到：古代社会，瘟疫频仍。热病、时疫、疟疾等疫病，不时夺走人们的性命，改写历史的进程。即使是在远离瘟疫的时候，民众心理上的那份恐惧记忆依然挥之不去。
这些记忆像文化基因一般很自然地进入了古代通俗小说，尤其是《水浒传》这样的名著里。在水浒故事世代累积的过程中，诸多关于瘟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成为了小说文本的构成要素。有的涉及小说的整体结构， 例如第一回的“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也有的在情节里被捎带脚地提到，比如武松在柴进的庄上患疟疾，因一场误会结识宋江等；当然，还有一些疫病知识存在于话语层面、人物对话乃至绰号之中，这些《水浒》中的瘟疫有的是生活常识的自然流露，有的则词简意丰，背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抗疫文化。 李远达还写到：无论何种阶层地位的人们，都必须勠力同心，百倍努力，才有可能战胜瘟疫这个全人类的公敌。这一点，是古今攸同的。所谓疫病改变历史进程，被改变的不仅仅是宏大叙述中的结局，也改变着每一个个体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和看待世界的方法。 古代文学研究著名青年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小龙在《<西游记>的隐喻我们听懂了吗》一文中指出： 八戒去请观音，被红孩儿假扮观音骗去抓住，说要蒸熟了吃，八戒听了大骂：“泼怪物！十分无礼！若论你百计千方，骗了我吃，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天瘟！”这是一句很吊诡的詈辞，意思是说：“我是头瘟猪，你们要吃了我就让你们也得瘟病！”……如果我们把这个笑料与当下情势联系起来的话，恐怕深陷疫情的人们完全笑不出来，因为猪八戒简直就是在为引发疫情的那些中间宿主或自然宿主们代言——当代的红孩儿们，面对这样的敌人，我们是否还坚持要吃它呢？ 《<西游记>的隐喻我们听懂了吗》一文中还有这样的夹叙夹议： 病毒为什么能做到白骨精、红孩儿、女儿国国王们都做不到的事呢？我们从唐僧的例子便可看出，事实上，病毒的力量并不完全在它自己，还在它对人心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志坚定的唐僧要想从外部攻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病毒的狡猾就在于，它会从内部来瓦解人的斗志：它是否能控制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恐慌，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青年学者邢楷在《冷观疫情与三国》一文中有这样的思考：曹军将士是北方人，来自非血吸虫病疫区，很容易感染，而且往往呈急性发作，危害十分严重。赤壁一带，历史上是云梦大泽，至近代仍是全国血吸虫病重灾区。而一江之隔的吴军大部分是南方人，对防范血吸虫经验更为丰富，因此疫情只发生在了曹军一侧……
血吸虫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治而不绝，直到中国实现了解放，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民所面临的急性传染病才真正被重视、被解决，即只有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以“纸船明烛照天烧”来为瘟神送行。诗词当然也引发我们思考，该怎样创造和保持“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间奇迹呢？ 北京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红楼梦学会会长张惠在其《凶险的传染病也曾威胁<红楼梦>中的人们》中写到这样一段涉及传统中医的话：在《红楼梦》中，小小的巧姐得了当时的凶险重症天花。 而从《红楼梦》的记述来看，当时连牛痘接种也还没有，并且也没有治天花的特效西药。但是中医竭尽所能，终于也将巧姐从死神手里夺回。认真地进行心理调适，做好隔离防护，调节饮食，用中药细心调理，种种措施使得巧姐终于转危为安，而且没有留下麻子等后遗症，最后长大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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