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98年，癸未，周桓王二十二年，鲁桓公十四年，齐僖公三十三年，楚武王四十三年，宋冯十三年（庄公十三年），卫惠公二年，陈庄公二年，蔡桓侯十七年，曹庄公四年，郑厉公三年。上一篇我们说到一连串的战争和气候异常事件让鲁桓公压力很大，与齐国、宋国利益相关的贵族更是纷纷造舆论，说鲁桓公德政不修，才使天降惩罚。鲁桓公这一年的日子并不好过。春秋时期，官僚体系结构简单，加上主要实行的是分封制，故而国君大多数情况下政令能够直接到达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直属城市，其他贵族对国君命令的态度全看心情和利益。国君要想执行一项命令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点，以此为驱动，各个封地的贵族们才能使命令贯彻下去，贯彻命令的出发点并不是对国君的忠诚，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所以分封制的核心就是“以利相交”、“以利驱人”。这种方法肯定是不长久的，“以利相交者，利尽则散”，所以商周时代就逐步产生了宗法制，夏代的文字资料很少，具体采用何种制度如何不太清楚。商代是宗亲制，疆域主要由商王家族的宗亲和姻亲来统治，比如商纣王的姑姑就嫁给了周文王姬昌，易经六十四卦中《雷泽归妹》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因此周武王和商纣王在血缘上虽然没有任何关系，在法理上算是姑表兄弟，武王伐纣算是家族内部斗争。周代把宗亲制进一步升级为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就是血缘关系，作为“以利相交”的分封制的补充，这样在最大限度上可以保证诸侯与天子有分歧的时候，即便不考虑利益也要考虑亲戚关系，不至于当时就撕破脸。宗法制的特性决定了，经过三五代的传衍之后，血缘关系会越来越薄，王室也就是大宗对诸侯这种小宗的约束力也越来越低，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诸侯的顾忌就越少。于是强调“亲亲之道”、“孝仁之道”的理论就自然应运而生，这相当于1.0版本的企业文化。周王室的术就在于每隔三五代就要主动进行一次诸侯权力的重新分配，把一些较远的血缘关系清理掉，再增加一些新的血缘关系，比如借故攻打某个诸侯国，美其名曰“讨不臣”。或借故将某个诸侯国的爵位降低。在周王室觉得自身权威迅速下降，王室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比如西周的周夷王烹杀齐哀公。此时的西周距离灭亡只剩下三代。这有点像大厂隔段时间就给分管各个大板块的boss们换个位置一样，都是常规操作。这就要说到西周时代的官制了，简单来说就是周王室直辖的王畿之地一家独大，对诸侯国则派人掺沙子。在上图中，周王室在地方分支的“宰”就是王室给诸侯国掺的沙子。就像现代总公司给分公司派的财务总监在业务线和管理线上大多都是直属于总公司一样。在《礼记·王制》中记载周王室对不同类型的诸侯国派的“宰”也不一样。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 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
什么是大国？像齐鲁宋郑卫陈燕这些公爵侯爵类诸侯国就是大国。什么是小国？像汉阳诸姬和许虢管这些子爵男爵类诸侯国就是小国。这也像总公司给不同的分公司任命副总和财务总监一样，一个小办事处就不管了，大的区域性分公司就要多派点自己人看着。所以不要说现代公司的架构是西方传过来的云云，这种组织架构在中国3000年前就有了，甚至“公司”这个词都是儒家书籍里的词汇。这些“宰”们平时在诸侯国辅佐诸侯国君，接受诸侯国君的行政管理。定期回王室向宰冢汇报工作，接受王室宰冢的业务管理。这些“宰”们也不仅仅是文官，也有一部分是武将，比如西周中期的豆闭簋铭文就记载，周王亲子册封一个叫豆闭的官员为某诸侯国的司马，司马相当于诸侯国的国防部长。西周后期的梁其钟铭文记载，周王亲自册封一个叫梁其的官员为某诸侯国的大正，大正相当于诸侯国的司法部长。这些“宰”们在诸侯国属于空降兵，诸侯跟王室一条心的时候大家其乐融融，诸侯跟王室闹矛盾的时候，就会两面受气。“宰”们在诸侯国待的时间长了，自然也会分化为三类：第一类是无所事事混日子型，每年只需要应付王室宰冢的年终汇报即可；第二类是积极发现诸侯的问题，在诸侯国内部搞分裂，拉帮派，总之是让诸侯国既发展又不能大发展；第三类是跟诸侯国君混成好朋友，把诸侯国当做第二故乡，与诸侯国君合伙糊弄周王室；大致来说，周王室强盛的时候，第二类“宰”们就多一些，周王室衰弱的时候，第三类“宰”们就多一些，而第一类“宰”们无论何时都有。所以周夷王要杀齐哀公的时候，自然有人给周夷王通风报信，如果齐哀公的私人卫队又被周王室派去的“宰”给收买了，那周夷王杀齐哀公只需要几个使者就够了。因为这是在西周，周王室再衰弱，单独拉出来跟一两个大诸侯国放对还是没问题的。但到了东周，周平王靠诸侯扶植才能当天子之后，周王室的权力就加速下移了。礼崩乐坏的本质是管理体系的崩塌，管理体系的崩塌使企业文化逐渐不起作用，毕竟实实在在的利益都吸引不了人，虚头巴脑的形式主义更无法吸引人，大部分人是都是用嘴喊口号，用脚投票的。所以从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东周平王“天子下堂见诸侯”再到后面的“尊王攘夷”，周王室的权力逐步被诸侯国分解掉了。其原因就在于宗法制+分封制其本质还属于加盟制。加盟制的框架下，周王室无法掌控诸侯国的各个方面，各个诸侯国自然有办法突破周王室的监控，发展自己的力量。比如开发无主之地，比如找借口吞并一些微型国等等。这种小而微的动作看似不起眼，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风起于青萍之末，时间长了，管理体系就崩塌了。当然，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可能只发生在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在诸侯国范围内，诸侯国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与士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就像主干与树枝的关系一样。所以春秋时代，诸侯国君被权臣架空的事情不少，比如郑国的祭仲架空郑厉公和郑昭公；鲁国的三桓架空了鲁国很多国君，让孔子恨得牙痒痒的，但没办法；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分裂，分别形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成为战国的开始。自三家分晋开始，那些硕果仅存的诸侯国都意识到权臣尾大不掉的问题，于是纷纷主动变法，其变法的共同点之一就在于设县。县也叫“悬”，取悬于国君直属地之外的意思。设县以后，国君派县大夫也就是后世的县令去管理，县令类似于职业经理人，直接对国君负责，在古代君即国的体制下，也就是对国家负责。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直营模式，政令通畅，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就迅速推行，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就像预测行业里有句话“预测师永远无法预测出自己没见过的东西”，一个预测师没见过榴莲，他顶多能给你描绘出“硬的，不好闻的，有刺，类似圆形的”之类的特点，让他一口就说出“榴莲”这个词，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广阔的游历，见的事情多了，能预测出来的事情才会越多。所以说，人是无法突破历史局限性的，春秋前期，鲁桓公肯定不会有设县的想法，他最多只能想到“削弱国内权贵的势力”、“增强自己直属地的综合竞争力”、“压制其他的贵族的封邑”这些，也就注定他会被国内各怀心思的贵族所困扰。同样被困扰的还有郑厉公郑突。他是靠宋国的支持才赶跑太子郑忽而上位的，按宗法制来说就是得位不正，太子郑忽一系的人不可能全跟着太子流亡，所以郑厉公必须在国内培植能够支持自己，压制流亡太子郑忽的势力。当时被宋国胁迫的权臣祭仲，在郑厉公即位后已经跟他绑到了同一辆利益战车上，这是郑厉公天然的臂助。也就是因为这样，郑国也变成了权臣政治，国内大事多决于祭仲之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看“夏五月，郑子人来寻盟，且修曹之会”，就有点不太正常。《公羊传》对《春秋》经中只写了“夏，五”解释了一下，说应该是“夏，五月”，那个“月”字缺掉了。顺便解释了一下来结盟的人是郑厉公的弟弟，叫郑语。而《谷梁传》就发了一大通议论，我发现《谷梁传》在整个公元前698年都有点过于亢奋。《谷梁传》具体说什么呢？它说，因诸侯地位尊贵，他的弟兄不能和他以弟兄相称。在这里称“其弟”，因为他来我们鲁国，所以要称呼要往上抬，显得高贵一些。记“来盟”表示是先前约定好的，不记日期，是因为先前约定好的结盟不记日子。孔子说：“听远处的声音，能听激扬的，听不到舒缓的。看远处的人，能看到大体形貌，看不到面色姿容”。站在定公、哀公时代，遥望隐公、桓公时的事。隐公、桓公时代离得遥远，所以对夏五月的传闻有疑虑。这简直是天外飞仙的一笔，不但没解释明白，反而更糊涂了。什么激扬啊，舒缓啊，站在定公、哀公的时代啊，跟郑语来结盟有什么关系呢？压根没解释啊。看儒生写的书多了，就会对一切反常的事情养成一种条件反射，当儒生解释一个事情时含糊不清，这就属于反常。事出反常必有妖~蛾子。这个症结就在“人”上。前面说过，按照《春秋》的记录习惯，如果对方有是上大夫，则称呼排行，如果对方是下大夫则称呼官职和名字，当称呼“人”的时候，要么是对方没有官职，要么是对方没有接受国君的命令，属于私自行事。我们想一下，两国结盟这种事，会不会是郑语个人行为？肯定不会的，他就算是郑厉公的弟弟，也没有资格代表郑国和鲁国结盟。那么郑厉公会不会故意派一个没有官职的人去？按照外交对等原则，郑国这几乎就是侮辱鲁国了。但鲁国并没认为自己受侮辱，这就是反常的地方。正常情况下，郑厉公完全可以派一个有官职的人去与鲁国缔定盟约，比如祭仲，就是个分量很足的高官。但郑厉公没有派祭仲去，而是派了自己的弟弟郑语去。说明郑厉公并不想让官僚系统参与这件事，所以才使用了自己的姻亲。而郑语离开郑国前没有被加封任何官职，也说明要么此次郑语出使鲁国，官僚系统不知道；要么就是官僚系统不同意郑厉公此次结盟事宜，故意不给郑语官职，期望惹恼鲁国，搅黄结盟之事。所以只剩下第二种可能，官僚体系不同意郑国与鲁国结盟。这说明经过前一年的七国大战，虽然郑鲁联盟赢了，但郑国内部反对郑厉公的人趁机对郑厉公发难，郑厉公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想在国际上寻求支持，就去找鲁桓公结盟。对郑厉公发难的派系，应该就是郑忽派的人。而祭仲呢？本来应该是郑厉公压制郑忽派的雷神之锤，但从郑语无官职出使鲁国来看，祭仲此时至少是不作为了（否则论级别就该祭仲出使）。现在我们再看《谷梁传》的解释，鲁定公是个公认的傀儡，大权被三桓把持。鲁定公想振作一下，就召见孔子，孔子建议他外联齐国，内部重振君威，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鲁定公任命孔子为司寇（司法安全部部长），孔子命令子路毁三桓之城，这就是著名的“堕三都”事件。孟氏不肯堕城，鲁定公派兵攻打，未能成功，“堕三都”失败，孔子离开鲁国，鲁定公破罐破摔。鲁哀公是鲁定公的儿子，他问政于孔子，但当时三桓势力太大，没有作为。鲁哀公二十七年，他请越国讨伐三桓，后被三桓反攻，鲁哀公逃到了越国。《谷梁传》表面上是说定、哀之事，但真的是只说定、哀之事吗？定、哀时期的事情与郑国现在政局何其相似。《谷梁传》怕人听不懂，专门说了句：“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无非是说，当你看不明白一件事物的时候，要么是距离太远了，要么是只关注了一些突出的部分，而忽略了细节。结果让后世解书的人给解错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有其前因后果的，不能只看明显的结果，而忽略了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所以，郑语出使鲁国订立盟约这件事，说明郑厉公已经感受到了国内政局危机四伏，希望外联鲁国压制国内。正巧鲁桓公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也有外联大国的需求，所以一拍即合。两人都有迫切的需求，对外交礼仪就不那么看重了。因为第二年，郑厉公就得逃亡了。难道郑厉公是早上起来毫无征兆的突然决定要逃亡吗？肯定不是的。要压制一位君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毕竟郑厉公已执政三年，也提拔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完的。公元前698年，郑国和鲁国的朝堂都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到底来自于哪里？有没有外国势力的干预？想象空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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