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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怀远 【题序】经笔者统计和检索，李白以《周易》象、数、理、卦辞、爻辞、系辞传、易传故事等易语入诗文，散见于166篇\首的诗、赋、序、书、记、表中，几占全集的五分之一，且把握和运用的熟悉程度实在令人惊讶。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这种经典接受和文化认同，真是不同寻常，直接滋润和涵养了李白的诗文创作。这绝对与诗仙读《易》密不可分……■李白是盛唐时代一位传奇式的诗人。奇人读奇书，李白当之无愧。他自述青少年时在蜀中“十五观奇书。”中国上古的“奇书”，一是《周易》，称天书；二是《山海经》，称地书，三是《黄帝内经》，称人书。李白读“奇书”，肯定包括《周易》在内。李白又是盛唐时代一位天才诗人。天才因启蒙而早慧，李白名副其实。他自诩“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手不释卷。轩辕以来的“百家”，是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方士家等。“百家”学说，承载着《周易》的灵脉，在中华文化的煌煌殿堂璀璨夺目。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群经之首”的《周易》，应当不会被他排除在外。■有道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李白，“蜀中遇一良师则为大幸。”《唐诗纪事》记载：“太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从学岁余，去游成都。”李白自报“家门”说，“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逸人东岩子”即赵蕤，据文献记载，此人是一位颇具骨气、熟读兵书、胸有王霸大略的高人隐士。所著《长短经》，是一部阐述文韬武略、探究统御之术、糅合儒、道、法、兵、杂、阴阳诸子思想的史学和哲学著作，因为被唐代以后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悉读，遂有小《资治通鉴》之誉。书中易道思想很突出，多处引用《周易》文句，“思想骨架”诚如已故美学专家刘纲纪先生所说，“实为《易》（之）不易、变易、容易之义。”赵蕤又曾为《关氏易传》作注，《关子明易传叙》见载《全唐文》卷三五八。他在“传叙”中自称“从事于《易》，虽乱离中，未尝释卷”，并为“天命深微，莫研其极”而深感遗憾。想来能够注释《关氏易传》，若不是重量级易学人物，谁敢动手？李白师从赵蕤，蜀人皆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家喻户晓。李白从师读《周易》，这是其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经历。离开蜀地，李白不忘师情，有诗寄赠可证。■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大鹏赋并序》回忆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号为“仙宗十友”。他吸收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本，融合成一整套道教的修道成仙理论，在学界威望甚高。这样的道教著名人物，曾用《周易》“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等阴阳理念回答唐睿宗“理国”之问，受赐“宝琴、花帔（pèi）”的恩宠。李白崇拜司马承祯，又同为“仙宗十友”，他从司马承祯那里读得《周易》，接受易学理论，应在情理之中。■“酒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写他见到李白的深刻印象是“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余”；李白评价诗友崔宗之也是“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其中“玄谈”或”谈玄”的“玄”系指“三玄”，即魏晋时期人们对《老子》、《庄子》、《周易》的总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中有关于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tuó）”的记载。颜师古注《汉书》，说是“橐，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中唐诗人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说明槖和囊就是古人用来装书或其他物品的袋子。李白“担囊”，囊中少不了《周易》。李白既与诗友谈论《周易》，又行不离《周易》，独钟之情可以想见。■“我闭南楼看道书，幽帘清寂若仙居。”这是李白的夫子自道。他所“看道书”，清代乾嘉时龙门派道士刘一明撰有《道书十二种》，查其类别，易学类也收入其中。刘氏“以道解易”，将易学理论与道教思想熔为一炉，断言“《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在儒谓之中庸，在释谓之一乘，在道谓之金丹”； 并认为，“丹道即易道，圣道即仙道”，儒家易学与道教丹学是合二而一的。一方面刘氏把《易经》作为丹经加以阐释，另一方面又视《易经》为丹经祖书。据此，不难想见，李白“闭南楼看道书”的“道书”肯定有易学之类的典籍。■唐代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虽然儒释道并行于世，但易学盛行，为李白读易提供了极其宽松的社会环境。《周易》对唐代的教育、文化、学术和科技的影响举足轻重，此期正是李白生活的盛唐。◎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提到唐代以“九经取士”，唐代文人“多习”《周易》，蔚成风尚。受“多习”风尚的影响，唐代文人（包括士人）读易、讲易的习惯比较普遍。宰相张说（yuè）说他“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诗人韦应物说他“林中观易罢，溪上对鸥闲”，李白赞友人“少君读易，时作于小文”，就连自己“名与字”，更是“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刚气”。应该说，唐人引用《周易》辞句写诗论文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从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诸诗句中，我们大可分享诗人在幽闲生活中静养读易的那种惬意。◎许多帝王的年号，都可以追踪到《周易》文之本源[1]：贞观（唐太宗李世）、咸亨（唐高宗李治）、乾封（唐高宗李治）、太极（唐睿宗李旦）、文明（唐睿宗李旦）、先天（唐玄宗李隆基）、乾元（唐肃宗李亨）、永泰（唐代宗李豫）、元和（唐宪宗李纯）、贞元（唐德宗李适）、永贞（唐顺宗李诵）、太和（唐文宗李昂）、开成（唐文宗李昂）、咸通（唐懿宗李漼）、天复（唐昭宗李晔）、乾宁（唐昭宗李晔）、天佑（唐昭宗李晔和唐哀帝李祝）等。这些年号分别取自《周易》卦名、卦辞、传辞，朝政重视的程度于此可见。 ◎易学研究，学者众多，成果丰赡，各种论著约达50部，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孔颖达《周易正义》和李鼎祚《周易集解》，尤以《周易正义》为最。李鼎祚精于经学，博通象数易学，擅于筮占，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唐玄宗幸蜀，李鼎祚进《平胡论》，后召为左拾遗；肃宗乾元年间仍官左拾遗，推演六壬五行，写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奉于朝廷；唐代宗登级，时为秘书省著作郎，又献《周易集解》，仕至殿中侍御史。孔颖达深于易理，以“仲尼为宗”，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受诏领衔编撰《五经正义》之一的《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揭示了《周易》的变化之道，援易入儒，力主“易兼三义”，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力挺“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的古训。所有这些，不仅对唐、宋易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因为对于天道人事结合的强调，与史学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关注，增强了彼时诗歌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给文学（尤其诗歌）带来了新变[2]。宋人张唐英赞叹说，孔颖达《周易正义》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具有鲜明特色的历法，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到唐代走向成熟和规范。其中以《大衍历》颁行时间最长（729—762），影响极为深远，历代沿用至明末达八百年之久。经过验证，《大衍历》比祖冲之的《大明历》、刘焯的《皇极历》、李淳风的《麟德历》等要精密、准确得多。它作为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历法，相继传入日本、印度，两国曾沿用近百年。编制该历法的僧一行，本名张遂，聪敏好学，博览经史，是唐代杰出天文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推算出子午线纬度一度之长。二十岁时通晓西汉扬雄所著《太玄经》的要旨，撰写《太衍玄图》、《义诀》各一卷，有“后生颜子”的美誉。一千多年后，为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唐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大衍历》亦称“开元大衍历”，依据易象大衍之数而得名，这是《周易》的光荣和骄傲。[1]刘新万《<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关系考》,《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06.[2]刘顺《<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江淮论坛》2007-05.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康怀远，1946年出生，陕西岐山人，高校退休教师。长期从事李白研究，偶或写些散文、随笔和自由体诗歌以抒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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