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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西路军”在敌众我寡之下归于失败，除李先念率400余人成功突围到新疆之外，红军部队在西征中总共损失了三个建制军：红5军、红9军和红30军。读者基本熟悉，这里面的红5军，是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缩编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其中的红9军可不是罗炳辉的“红九军团”！  （罗炳辉画像） 众所周知，在1934年11月爆发的湘江战役中，红一方面军损失极其惨重，原有五个军团番号86000余人的部队，一下子锐减到30000余人，折损已过半数。 因此在不久以后的“扎西整编”期间，红八军团番号被撤销，余部补充到一、三军团。此时的中央红军还剩下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共四个军团的建制，军团长分别是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和罗炳辉。 两大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为了统一编制，红一方面军的“军团”也全部改称为“军”。但是有个问题，红九军团如果也改称“红9军”的话，就跟四方面军原有的红9军番号出现重叠了，于是罗炳辉军团改番为“红32军”。  （罗炳辉红军时期） 懋功会师不久，近10万红军混编成为左、右两路军，准备分别经过草地北上陕甘。期间出现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严重事件，党中央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共14000余人，组成“陕甘支队”单独北上，这段历史大家比较熟悉。 也就是说，在红一方面军的四个军团中，有两个主力军团随党中央最终到达了陕北，而红五军团则在西征途中损失殆尽，那么问题来了，另外一个罗炳辉的原红九军团，也就是后来的红32军哪里去了呢？  一、贺龙率部开始长征。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军长率少数人员潜回家乡，于1928年初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以及发动桑植起义。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到1930年夏，贺龙、周逸群创建的湘鄂西根据地已经颇具规模。 当时的湘鄂西苏区、游击区覆盖两省58个县市，主力红军“红二军团”发展到20000余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有30000余人，并且有继续壮大的趋势。可惜这个大好局面，被左的错误思想和夏曦给葬送掉了。 先是1930年10月，上级强令红二军团南渡长江，配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结果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红二军团损失惨重，干部战士仅剩4000人，只能暂时缩编为红3军，贺龙改任军长。  （120师师长时期） 再然后是夏曦的一通乱来，遂使红3军元气大伤，刚刚恢复到14000余人的红3军，只一年多时间，被折腾到仅余3000余人，且被迫放弃湘鄂西根据地，于1934年6月撤到贵州东部地区。 面对部队的惨痛损失，以及缺乏后方依托的巨大困难，贺龙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决心创建黔东根据地。令人欣慰的是，四个月以后任弼时、王震率红六军团赶来汇合，及时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路线，贺龙的队伍终于迎来转机。  （任弼时） 红3军得以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两个军团统由贺龙、任弼时指挥（会师时红二军团4400余人，红六军团3300余人），杀回湘鄂西多次大败敌军，也牵制了中央军和湘军的大批人马，对中央红军的长征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至1935年9月，由于中央红军已进至陕甘地区，红二、六军团成为留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最大的一支红军力量，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腹心地区。 敌人怎肯罢休？于是调集130个团近40万大军，疯狂围攻红二、六军团和苏区。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部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王震） 二、甘孜会师。 有必要说明一下，在贺龙率部开始长征时，还没有出现“红二方面军”的番号，而是以“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军区”的组织形式，统一领导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其中由贺龙担任军区司令员兼革命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担任军区政委兼省委书记。 在决定撤离根据地之时，红二军团编有六个团6500余人、红六军团编有五个团5200余人，合计正规红军约11700余人。在部队长征出发之前，又紧急将地方红军5000余人补入野战部队，两个军团合计兵力约17000余人。 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一路披荆斩棘，先后渡过乌江和金沙江、翻过玉龙雪山，于1936年6月间进至川康交界地区。  （贺龙和关向应） 此间红四方面军（同时指挥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已经单独折返南下，在攻击成都平原失利后，部队只余40000余人，被迫滞留和徘徊在川康地区，遂使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成为可能。 1936年6月3日，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罗炳辉红32军在理塘胜利会师，6月30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红30军会师。两天后红六军团再赶到甘孜，至此，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军两个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完成全面会师。 两支红军部队虽然会师了，情况却是非常微妙的，对于张国焘搞分裂和“自立中央”的种种错误做法，红二和红六军团的指战员们，当时并不太了解情况，这也与比较落后的通讯手段有关。  （王震） 而为了拉拢这支部队，张国焘第一时间派出了所谓的“工作团”，散发小册子并散布错误言论，造成部队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关键时刻，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总司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道：“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我就改变了态度”。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则回忆说：“在甘孜休整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总司令跟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两天以后部队全面会师，朱老总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又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秉烛夜谈，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并统一了思想。  （朱总司令） 三、贺龙要来红32军。 贺龙很早就认识张国焘其人，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的时候，张国焘曾经赶到南昌，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加以阻挠，前敌总指挥贺龙拍案而起，痛斥张国焘贻误战机。 在场的谭平山同志还要求贺龙派兵把张国焘“捆起来”，虽然最后没有捆人，但是从此以后，张国焘对这位出身草莽的红军名将，心里还是有点打怵的。 贺老总解放后回忆说：“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  （萧克） 贺龙听完朱老总、刘参谋长的情况介绍后，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更是义愤填膺，坚定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决心，也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贺老总堪称粗中有细，一方面利用张国焘企图拉拢的心理，要人要枪要物资。所以在中央指示组建红二方面军时，贺龙就亲自交涉，把原属一方面军的红32军要了过来，为中央红军保存了一支宝贵的力量。 红32军的前身“红九军团”，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前期被誉为“神行太保”，经常肩负偏师佯动的战略任务，多次伪装主力牵制敌军，曾以3000人马把十几万敌人拖在乌江北岸，为一方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立下汗马功劳，被毛主席称赞为“牵牛鼻子的高手”。  当时的红32军几经征战，部队仅剩1500余人，贺龙特地又把原属红二军团的红5师编入红32军，以加强这支英雄部队的力量，使全军兵力几乎翻了一番。再后来，红32军三过草地到达陕北时还有兵力2700人，几乎是毫发未伤，骨干因此得以保留下来。 自跟随四方面军行动后，红32军不仅战斗损失很大，也肯定不受张国焘的待见，如果不是贺龙主动要求将这支部队纳入二方面军序列，红32军大概率后来也会成为“西路军”的一部分，前途堪忧。 红32军（红九军团）也由此成为，在长征期间先后隶属三大方面军的特殊队伍，整个长征期间全程跋涉37000余里，堪称功勋卓著和劳苦功高！ 两军会师一周后，1936年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共同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以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方面军总兵力约13000余人。 朱老总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张国焘对贺龙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四、尽显英雄本色。 另一方面，贺龙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两支红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上，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当然要讲话，贺龙当时跟他在主席台上紧挨着就坐，正当张国焘准备起身发言时，贺龙突然伸手拉了他一下。 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张国焘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呦”！ 虽然只是句调侃的话，但是这句话极大震慑了张国焘，连讲话都不那么流利了，显然，对于这位曾经“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名将，他心中充满忌惮。 （红二方面军部分首长） 既然有了陕甘支队不得不单独北上的前车之鉴，贺龙还对张国焘可能的冒险行为充满了警惕，当时四方面军已经在甘孜组建了一个汉藏两族的人民政府，办公地点是一座两层小楼，贺龙因此巧妙地进行了宿营安排和警卫部署。 贺龙晚年回忆说：“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朱老总、伯承和张国焘，都住在（政府）主席府的两层小楼里”。
（关向应） 客观来说，期间任弼时同志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弼时同志资格老原则性强，张国焘也有所顾忌。任弼时同志1927年就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且还是留苏出身，党内资历和威望都很高，理论水平也强，夏曦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被解除职务的。 因此在朱老总的不懈努力下，在贺老总和任弼时的联合抵制下，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进一步搞分裂的阴谋彻底破产，再加上陕北方面的工作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张国焘被迫取消了所谓的“中央”，遵令北上。 1936年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贺龙和萧克） 五、红军大会师。 红二和红四方面军5万多红军指战员，穿越茫茫大草地终于进入陕甘，期间张国焘虽然一再抵制北上，但是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不仅贺龙的二方面军立场坚定，连四方面军的陈昌浩等同志，也明确支持北上会师了。 1936年9月16日的岷州三十里铺会议上，在讨论关于北上还是西去的问题时，陈昌浩完全站在朱老总一边，跟张国焘面对面争论到深夜，张国焘无奈只能让步：“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1936年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朱老总特别激动，与红1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这一年的斗争，实在太艰苦了。 （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 而十几天之后的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方面军部队，也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地区，跟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三大红军主力实现全面会师，也标志着举世瞩目之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对于贺龙在反分裂斗争中的坚决性，以及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过关斩将的威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以后在与贺龙会面时，非常高兴地说： “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红二方面军主力、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等部队及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 第120师下辖第358和第359旅，师部辖教导团、骑兵营、工兵营、炮兵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全师共14000余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其中红32军整体编为第359旅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开国中将）、副团长贺庆积（开国少将）。 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后，第718团并未跟随师主力出动，而是与120师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一起，在369旅旅长陈伯钧的统一率领下留守陕甘宁边区，归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领导。 六、“红色御林军”。 八路军改编时有十五个主力团，为什么单单留下120师的第718团呢？这里面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718团的前身是红32军、红32军的前身是红九军团，而红九军团1933年10月28日组建时，下辖的两个主力师分别是红3师、红14师。 其中的红3师，则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警卫团”为基干扩编而成的，也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瑞金团”，最初就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特别组建的军部特务营，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历史。 （120师干部大会） 红四军特务营当时主要负责保卫军部的安全，关键时刻也会投入战斗，特务营成立后从头到尾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壮大，直至后来扩建为“瑞金团”。而红九军团、红32军和八路军第718团，正是有着“瑞金团”的血脉。 现在应该知道，贺龙在甘孜会师之时，为什么点名要来红32军了吧？贺老总特别保护和保存下来的，那是一支有着特殊意义的部队。 因此第718团奉命留守陕甘宁不是偶然的，该团亦被称为“红色御林军”，不久改编为陕甘宁边区警备第8团，再扩建成为警备第1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警1旅奉命进军东北，与冀热辽军区部队合编为热辽纵队。 冀热辽军区整体划归东北军区指挥后，热辽纵队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以黄永胜为司令员，也就是未来的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第四野战军第45军。如果就团级建制来说，第718团的血脉继承，则是东北民主联军8纵23师68团、东野第45军第134师第401团。 1952年10月，军委决定将第四野战军第44军130师、第45军直属队和第134师、135师，合编为一个军，参加抗美援朝，两个军的首长们为了番号问题争执不休。最终还是总理一锤定音，将合编部队授予了第54军的新番号，而“瑞金团”也归属组建的54军，番号改为第161师第482团。 历史爱好者们，想必都看过经典老电影《四渡赤水》吧？恐怕对“瑞金团”的番号都不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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