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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王阳明是一个学术不端、奸诈阴险的小人 历史人物形象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才能定位。王阳明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他武以事功封伯爵，文以学问从祀孔庙，后人将他评为古往今来稀有的“三不朽”之人。然而，在明朝人编的《明实录》中，王阳明形象却和我们熟知的截然相反，书中将他描述成了一个极度虚伪、奸诈、恶毒的之人。 据《明实录·武宗实录》，王阳明迅速平定宁王朱宸豪之乱，不是因为他忠于皇上，而是谋反不成而临时反戈，具有通敌之疑。他在南昌平叛时还纵容官兵大肆屠城，之后又谎报军功，巴结朝中重臣王琼，以谋求升迁。 明朝的实录，属于记录历任皇帝言行的皇家档案，对于后人的编史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理应真实可信，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距离越近的历史，编写者与当事人的利益相关性越大，就越难做到“秉笔直书”。 据明朝后期史学家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的考据，《武宗实录》的第一任总裁官是内阁首辅杨廷和，而此人素来与王阳明不合，从张岱的《石匮书》中可窥端倪：“（阳明）致良知之说行，而人犹訾天下无学术矣；平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犹訾天下无事功矣。馋口诪张，易白为黑，阳明先生犹不免，而况其他乎！”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是此意。 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立 明朝科举一直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而在朝大臣大多以科举入仕，自然是程朱理学坚定的信仰者和践行者。程朱理学讲究向外去格物，而阳明心学注重向内去修行，两者形成了对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人指责王阳明“党众立异，非圣毁朱，有权谋之智功，备奸贪之丑状”。（《明实录》） 以正统儒学自居的杨廷和与其他通过理学进身的大臣们自然要抵制王阳明的“异端邪说”，对于这种离经叛道之人，杨廷和等人在编写《明实录》时又岂会有赞美之词？这种情况即使等到王阳明逝世之后，还未有大的改变。《明史·王守仁传》记大臣桂萼等人上书朝廷，攻击王阳明： “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軬贼，擒获叛籓，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这个上书尽管没有否定王阳明讨贼平叛之功，但重要放在王阳明非议朱熹“格物致知”这一学术错误方面。桂萼认为，王阳明因为有功，可以免于追回“伯爵”的封号，但他的“邪说”必须予以严厉禁止。而嘉靖帝干脆一票否决，不但没有论其功绩，而且以“学术不端、聚众惑乱”之罪停其爵位，定心学为“伪学”，下召禁止传播。 直至隆庆元年（1567），以大学士徐阶为首的王门子弟向刚即位的穆宗上疏申诉，才为乃师讨回公道，王阳明被正式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其事功亦获朝廷认可。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与陈献章、胡居仁一道从祀于孔庙，其学术思想终于也正式获得了官方的认定。 二、军功、派系之争 杨廷和与兵部尚书王琼矛盾很深，而王阳明为王琼一手提拔，是王琼圈里的人，自然是政见不合的敌对派系。同时，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之乱后，捷报上只说兵部“调度有方”，将军功归于王琼，对内阁的大员们只字不提，更是让那群朝臣对他咬牙切齿。依王世贞之说如下： “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明史》） 真是功高人皆嫉，学古人不识。王阳明在平乱、平反中屡立奇功，但因杨氏和朝中大臣“多忌其功”，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为由，上书朝廷取消对其的嘉奖。这帮大臣又岂会放过编写《明实录》这千载难得的机会，不在书中例举他的种种“罪行”？ 历史的真相当事人往往一叶障目，若非《王阳明年谱》以及弟子对他言行的记载流传至今，以及清代在考证还原后编修的《明史·王守仁传》给他翻了案，王阳明恐怕要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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